如何應對剛剛在中國上海落地的Uber（優步）等新興企業帶來的定價與管理挑戰？如何避免諸如Google（谷歌）之類的巨頭憑借自身的技術門檻謀取一家獨大的壟斷地位？

如何應對剛剛在中國上海落地的Uber(優步)等新興企業帶來的定價與管理挑戰？如何避免諸如Google(谷歌)之類的巨頭憑借自身的技術門檻謀取一家獨大的壟斷地位？如何防止兩三家大企業把持某個行業，通過串謀攫取超額利潤并與政府叫板？

這些問題，可以從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讓·梯若爾這里得到答案。

但這些，僅僅是這位現代“天才經濟學家”研究領域中的一小部分—從數學轉經濟學，又獲益于法國重視人文學科的傳統，梯若爾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每一個重要領域，他300多篇高水準論文和11部專著足以讓眾多頂級專家瞠目。

“天才”教授，鐘情研究

201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法國人讓·梯若爾之后，美國《紐約客》雜志的記者約翰·卡什迪在文章中寫道：“從1969年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基本授給了自由市場學說領域的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一大批學者獲此獎便是明證。其余年度，這一獎項似乎是一項終身成就獎，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價值。設立經濟學獎的初衷是利用數學將經濟學改造成與物理學、化學一樣的‘硬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2014)的獲獎者，法國理論家讓·梯若爾實至名歸。”

出生于1953年的讓·梯若爾，用“天才”來稱呼并不為過。

25歲在獲得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后，梯若爾轉入經濟學領域，并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師從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并于1981年(28歲)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馬斯金被譽為“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大師”，于200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梯若爾是他的第一批博士，當時另一位師從馬斯金的是德魯·弗登伯格(Drew Fudenberg)，他后來與梯若爾合著了被奉為圭臬的《博弈論》一書。

一年之后的1982年，梯若爾便在最權威的Econometrica(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發表了名為《理性預期下投機行為的可能性》的論文；1985年，他再次發表了《資產泡沫和世代交疊模型》一文。這兩篇論文確立了他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內的權威地位。

梯若爾仿佛專為經濟學而生，他具有非凡的概括與綜合能力。借助扎實的數學功底，他總是能夠把經濟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最為本質的規律和最為重要的成果以最為簡潔的經濟學模型和語言表達出來，并整理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

1988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推選了8名最頂級年輕經濟學家，梯若爾名列其中，這份名單可謂星光熠熠，不僅有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還有“休克療法”經濟理論提出者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

10年之后的1998年，《經濟學人》再次審視了8人十年間的成就。對于梯若爾，該雜志在文章中稱，“1988年已經是知名宏觀經濟學家的他，仍然致力于成果頗豐的前沿研究。但與其他‘明星’不同，他仍然虔誠地呆在象牙塔內，專注于傳統宏觀經濟學。或許是因為他是這份名單中知名度最小的幾人之一”。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提及梯若爾獲獎一事，開頭便是“我對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獎一事評論得晚了，困頓于現實生活的忙碌”。

在媒體的描述中，讓·梯若爾“是一個瘦高身材的法國紳士，目光敏銳，襯衫的顏色永遠高貴并跟外套和諧，臉上洋溢著不溫不火的微笑”。

經世之學，久負盛名

長達54頁的諾貝爾獎介紹文件中，詳細地解釋了梯若爾的學術背景及貢獻。諾獎委員會認為，梯若爾的理論為壟斷管制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是馴服壟斷寡頭公司的利器。他向人們闡明了如何理解并監管由數家寡頭公司壟斷的行業。

他的諸多理論或研究成果，被稱為開山之篇或終結之作。

在圖盧茲大學經濟學院的官網上，讓·梯若爾的研究領域包括產業經濟學、規制與組織理論、博弈論、金融學、宏觀經濟學以及心理學。

62歲的梯若爾自1992年起擔任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該研究所系他和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所創立，后者也是梯若爾多篇權威論文的合作者。美國《紐約客》雜志稱，若非拉豐已于2004年過世，肯定會與梯若爾一起分享諾貝爾獎的榮耀。

梯若爾還擔任巴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兼職教授，先后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并擔任法國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和總理經濟分析委員會委員等。1984年至今一直擔任Econometrica雜志副主編，1998年被推選為世界經濟計量學會主席，2001年當選為歐洲經濟學會主席。

除了學術領域的論文與專著被世界各大高校所追捧，梯若爾的觀察與研究成果對于現實世界中的決策者來說亦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1986年，拉豐與梯若爾提出了拉豐-梯若爾規制模型，開創了激勵理論的一個最新的應用領域—新規制經濟學。梯若爾以兩本經典著作《政府采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1993)和《電信競爭》(2000)完成了該理論框架的構建，確立了其在該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這一領域在現實中有具體的案例可循。

上世紀50年代之前，美國石油企業形成了被經濟學稱為“垂直整合”的風潮，通過吞并其他企業從而實現從油井到輸油管無所不有。這一做法遭到廣泛質疑，認為此舉可能會排擠競爭者并抬高價格。但芝加哥學派以自己的學說“正名”了這一做法：垂直整合有利于企業削減成本并降低價格。這一學說也極大地影響了法院的判決以及政府的決策。

梯若爾與其他經濟學家扭轉了故事的劇情：他們提出的博弈論模型顯示，處于支配地位的企業進行垂直整合的原因并不“光彩”。如有線電視運營商可以并購體育節目，進而利用其網絡壟斷地位提高價格。而電腦公司則會從主導領域延伸至相關產業尋求確立壟斷地位，如微軟的IE瀏覽器在歐洲被訴壟斷一案。而對于谷歌以及在線旅游公司等新興巨頭，可以利用其一個市場的主導地位為相鄰市場的產品確立優勢。

1991年，拉豐和梯若爾還測試了政策應該如何制定以最小化當權者與企業為了商業利益而聯手的風險。他們分析的主要結果是，政府應當建立一個系統，明確將當權者隱瞞信息與企業共謀考慮在內，即便是設計良好的體系，一些當權者有時候還是會站在企業一邊。

在金融領域，梯若爾的研究也與時俱進。

2002年，梯若爾的兩本著作《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和《公司財務理論》，均引起巨大反響。從宏觀到微觀，他游刃有余。

他的研究對于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意義同樣非凡，無論是當下的國資改革，還是創新創業大潮遇到的問題與挑戰，都可從中找到參考或答案。

對于中國，梯若爾亦不陌生，2014年6月，他曾應邀到江西財經大學，發表了題為《監管改革能否提高銀行安全性》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