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時，盼望著能有個好收成，可是秋收后，往往怕糧食價格上不去，賣不上好價錢，一年白忙活。”山東日照某農民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

今年的秋收已接近尾聲，然而一些農民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因為，今年的玉米收購價格比去年的要低，秋收后的興奮已蕩然無存。

近期，有媒體刊發文章稱，由于玉米價格低，嚴重挫傷了糧農種糧積極性，甚至有土地流轉種糧大戶開始毀約棄租。

據記者采訪中了解到，此前，國家發改委、糧食局、財政部、農發行聯合發文，公布本年度玉米收儲價格。其中掛牌收購價1元/市斤，比去年平均價1.12元/市斤下降10.7%。

供求關系發生變化

“玉米價格主要受供求關系影響。”農業部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江蘇省小麥產業鏈省級分析師張宗毅博士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玉米價格低，主要是供給大幅度增加。除了豐產豐收導致的供給增加以外，還有進口玉米和替代品數量大增。

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預測，我國新季玉米產量有望達到2.32億噸，再創歷史新高。除了玉米產量增加外，據公開資料顯示，今年1~8月份，我國共進口玉米456.2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162%。

另外，根據國家糧油中心估計，2015年我國進口飼料大麥、高粱、玉米酒糟粕以及木薯干等可作為飼料及加工酒精等相關產品替代國產玉米的數量預計將達到2500-2800萬噸，同比增加近1000萬噸，進口替代品對國內玉米市場消費的影響巨大。

與此同時，國內還有高額的庫存壓力。2012年以來，我國已累計收購臨儲玉米約1.84億噸，而累計競價銷售成交臨儲玉米僅3073萬噸。

張宗毅表示，庫存加上進口及進口替代品，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全國一年的玉米消費量。供給如此高，而需求沒有同比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國家糧庫倉容和資金受限，收儲能力大大減弱，玉米價格下跌是必然的。

華商書院產業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曾海偉對于玉米供求關系有著自己的看法。曾海偉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玉米價格低，一是美國、加拿大等傳統玉米出口大國的低價格沖擊；二是中國去年生豬養殖業受豬肉價格低的影響，大量養殖戶破產、轉行或降低規模，對玉米飼料需求大減；同時，新能源利好以及國家補貼政策等又促成了玉米種植面積擴大，最終導致供需失衡。

其實，不論是具體的玉米產量增加，進口、高庫存還是某種行業對于玉米需求數量的減少，都表明了我國今年的玉米供求關系發生了的變化，當供過于求時，按照價值規律來看，價格下跌也在情理中。

臨時收儲現悖論政策有待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我國高層也對糧食實施了補貼政策。有業內觀察者認為，政策托高玉米價格，最終造成企業原料成本的提高，而原料成本的提高又導致企業產品沒有競爭力，生產有了虧損，進而國家就進行補貼。

然而，也形成了一個怪圈：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玉米價格脫離市場，而玉米深加工企業也必須依賴政策補貼才能生存，進而造成了惡性循環。

張宗毅認為，目前國內玉米生產與消費基本供需平衡，沒必要維持如此高的庫存量。更沒必要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為理由，實施臨時收儲政策對玉米進行托市收購，這樣的話可能讓農民形成錯誤的預期，不斷擴大玉米和其它糧食作物種植面積，進而造成更高的庫存，對市場造成的扭曲。而假如突然取消該政策，則又會對市場造成較大的沖擊，影響到整個產業鏈安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事實上，關于糧食補貼，并非我國獨有。據了解，日本和美國，以及近鄰韓國都對農業實行補貼。

曾海偉告訴記者，日本實行的政策對中國有借鑒意義。因為日本的農業補貼包括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補貼、農業現代化補貼、農業貸款補貼以及農產品價格補貼。價格補貼是最重要的補貼形式。日本差不多對所有上市的農產品都給予形式不同的價格補貼。

“如對大米實行國家直接控制的‘雙重米價制’，豬肉、蠶繭等的價格穩定制；甘薯的保證最低價格制，牛奶、大豆等的差價補貼制；蔬菜、雞蛋的價格安定基金制。大米是日本的主食，因此大米是日本價格支持政策的核心，對大米的補貼占整個價格補貼的70%以上。即國家向農戶支付的‘生產者米價’明顯高于其向消費者出售的‘消費者米價’，購銷倒掛部分由農林水產預算補償。”曾海偉介紹。

通過上述業內人士對日本關于糧食補貼的介紹來看，我國在對補貼機制方面線條略顯粗糙改革。

可喜的是，似乎高層也以認識到當前我國糧食收儲政策所面臨的問題，針對目前國內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已經決定在“十三五”期間有所。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政府確定將用“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的方式完善價格形成機制，對不同品種實行差別化支持政策。

其中，對于稻谷、小麥而言，改進并繼續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對于棉花、大豆而言，按照價補分離的方針，繼續實施目標價格改革試點，注重發揮市場形成價格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價格信號引導生產，調節供求，并完善補貼發放辦法；而針對目前結余量巨大的玉米，將改革完善其收儲政策，也要啟動價格市場化改革。

究竟如何從根本上解決“谷賤傷農”，是把收儲政策和市場化結合在一起，還是主要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

加強信息公開和政策合理引導

張宗毅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谷賤傷農”，必須加強信息公開和政策合理引導，最好不要將補貼與生產具體品種直接掛鉤，取消臨時收儲制度，實施補貼與土地掛鉤的政策，只要從事農業生產了，就按照種植面積或耕地面積進行補貼，而不管農民具體種什么，農民種植結構由市場調節。這樣才能發揮市場機制。

張宗毅進一步表示，通過財政補貼方式來提高農民種植糧食的積極性，是基于農戶種糧積極性低于種植經濟作物積極性的錯誤假設，以及基于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過分擔憂。我們始終認為，種植經濟作物的效益遠比糧食作物要高，農戶不愿意種植糧食作物。

實際上，近年來，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導致勞動力成本非常高，隨著機械化的廣泛使用，農村種植大戶、家庭農場等規模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再加上經濟作物的機械化水平相對較低，而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很高，因此，一些規模經營主體只能選擇種植糧食作物。

張宗毅告訴記者，道理很簡單，家里兩三個勞動力通過機械化可以種植幾百上千畝糧食，但甚至無法種植數十畝蔬菜。反而是那些種植規模較小的農戶，種植蔬菜的比例非常高。所以種糧食，其實無需依賴補貼方式來引導。

曾海偉認為，從根源上解決果賤傷農，必須解決四大問題：其一，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要實現規模化；其二，農產品加工產業鏈要上去，提高農產品加工產業的規模與現代化水準；其三，國家對農產品加工科技和加工設備要出臺政策保護和扶持；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應該積極學習荷蘭和日本的經驗，建立全國農產品采購系統和分銷系統，提高信息化指導和市場化運營的效率。

曾海偉介紹，農業只能由國家補貼，這和美國、日本、韓國甚至以色列的國策是一致的。對于任何國家來說，農業都是食品安全和制造業的基礎環節。

曾海偉把我國和美國進行了對比，他介紹，美國農業部門口的標語就是：“農業：加工、制造業的基礎。”可見，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農業都是不容忽視的。而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高達13.7億的人口大國來說，糧食安全更是刻不容緩；同時，糧食價格更是關系到民生品質，而農業的品質和加工鏈條，也能夠對GDP產生2.8倍以上的增加值效應。

目前，我國有5億多農村人口、1億多農業勞動力，農業對于我國經濟、就業、社會安定、消費物價和食品安全關系重大。

曾海偉表示，但中國農業跟美國比起來，存在農業人口太多(美國不足2.8%，日本不足1%，中國高達26%-38%之間，遠期規劃到2024年降到7.8%)、人均耕地面積過少(美國農場平均面積3000多畝，日本平均100畝上下，眾人平均不到10畝)的矛盾，決定了農民收入處于年收入幾千元的水準，辛苦勞作一年不及打工一個月。

安全和效益之間的矛盾

曾海偉表示，目前有四大問題是阻礙我國糧食產業發展的四條絆馬索。我國糧食種植方面，資源方面面臨國家的土地財政、城市擴容、工業建廠和工業污染等帶來的土地減少和土地資源惡化的難題。

“科技水準和機械化水準，尤其是小型機械化水準方面與美國、日本、以色列存在巨大差距，進而導致農業生產效率與上述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在糧食安全與農業財富效益方面又存在根本矛盾。”曾海偉說。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我國三大糧食作物生產成本中，勞動力成本占42%左右，跟美國不足5%完全不能比較。

曾海偉強調，純粹依靠市場，必然導致更大的混論。“西方自由市場已經證明是當前世界問題的主要根源。解決中國的問題，老祖宗早就給出了比凱恩斯還要先進的系統解決方案，比如漢代桑弘羊的平準制度等，實質就是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的疊加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手抓，效果更好。當然，我認為國家對農業提供適度的保護是必須的，13.7億人口的米籃子和菜籃子、肉籃子，我們抓不好，就是全世界的大包袱。”曾海偉對記者說。

張宗毅最后表示，目前，我國玉米供需基本平衡，無需過度擔憂，要使我國糧食種植健康發展，應逐步取消最低保護價，但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而不是土地承包權擁有者給予跟經營土地面積掛鉤的補貼，讓市場決定種植結構和各個品種的種植面積。政府根據需要用市場價以訂單形式向生產者采購等額的糧食，而不是承諾托市收購，以此來維持科學合理的庫存數量。這樣才能既保護了農業生產者，又不會扭曲市場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