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發展動力和經濟結構出現新的趨勢性變化之時，這對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以來我國外匯資金呈現一定的流出趨勢，市場對于資本外逃的擔憂情緒持續加劇。但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王小奕看來，當前的資本流出與恐慌性資本外逃存在本質區別，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下，國內企業對外投資意愿明顯增強，“走出去”步伐加快。外匯局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873億美元，同比增長16%。

但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發展動力和經濟結構出現新的趨勢性變化之時，這對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建投資為先

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120.3億美元，同比增長66.2%，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老撾、印尼、俄羅斯等國家。不難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點。

其中，作為互聯互通的基礎和優先領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被視為突破口。“決策層一直就有這個考慮，以對外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作為突破口。道理很簡單，中國的路修到哪里，中國制造和人民幣就走到哪里。”在上周召開的2015創新與未來高峰論壇上，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經濟學家梅新育說道。

這也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實際需求。由于“一帶一路”途經之地大多數處在經濟轉型階段，雖然后發優勢強勁，但資金和技術的缺乏導致基礎設施相對滯后，并成為其后續經濟發展的短板和資源開發的瓶頸。而我國恰恰具備基礎設施建設的實力，從發展方向和綜合優勢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無疑是潛力最大的領域之一。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57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3059個，新簽合同額5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4.3%，同比增長24.9%；主要涉及電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訊工程、石油化工、交通運輸建設等領域。

具體到“分工”，業界認為民企與央企的配合應以互補為主。中國能源網首席執行官韓曉平曾表示，央企負責一些需要較大投資且收益較慢的基建項目，而民企可以參與一些規模小、建設時間短、收益快的項目。

但由于目前國內企業在對外投資中仍普遍存在重規模、重速度，輕質量的傾向，對外投資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投資標的和領域的準確把握。“企業在走向‘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不一定要馬上爭奪戰略性項目，因為那很可能會將企業置于矛盾的焦點。不如在先期進入的時候，選擇爭奪沒有那么激烈的行業，先站住腳，再考慮戰略性領域。”梅新育表示。

在他看來，非戰略性領域同樣具備發展空間。“例如阿斯塔納，依靠著石油牛市，建設得比較豪華，但是在很多建筑之下防水做不好，這種防水工程雖然不是戰略性領域，但是如果可以拿下來，收益率也不會低。”

防范風險并舉

毋庸置疑，國內企業對于“一帶一路”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只是，由于沿線多為欠發達地區，政策、經濟的變化和波動較大，如何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也是企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東道國的貨幣貶值可能給企業帶來的風險，主要來自于貨幣錯配和負債經營下的匯率風險。例如，在一年中，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對美元貶值20%至30%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國內企業走進‘一帶一路’沿線的時候，大量資產以東道國貨幣來計價，但負債多以人民幣計價，如果東道國貨幣出現大幅貶值，企業就會蒙受比較大的損失。”梅新育介紹說，匯率風險不僅會對企業資產負債表產生沖擊，還會發生連鎖反應，包括上游供貨商和貸款銀行等都會受到牽連。

“匯率一次反向波動就可能把企業全年利潤抵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曾表示。對于如何減少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中國進出口銀行相關人士認為，傳統上，企業要避免匯兌損失，一方面是利用遠期結售匯，在匯率波動頻繁的情況下，為企業辦理鎖定匯率操作；另一方面，對企業走出去的信貸投放采用“人民幣+外幣”的中性貸款方式，通過兩種貨幣的對沖，減少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

此外，除了匯率風險，國內企業面臨的風險還包括信用風險：由于大量沿線國家以初級產品行業作為支柱產業，當宏觀經濟出現下行，風險便存在上升趨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魏加寧認為，作為資金提供者，我國可能面臨資金無法收回的風險，如果資金接受方發生政局變動，那么如何收回資金就是需要提前進行研究的現實問題。為此，應當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要注意發揮出口信用保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