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10日，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在倫敦舉行，來自亞、歐兩大洲22國家和地區的300多位政、商、學界領袖出席。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在會議期間接受記者集體采訪，提到需不需要放松貨幣政策，采用刺激措施來發展經濟時，吳曉靈稱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是要采用一個中性的政策。

11月8-10日，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在倫敦舉行，來自亞、歐兩大洲22國家和地區的300多位政、商、學界領袖出席。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在會議期間接受記者集體采訪，提到需不需要放松貨幣政策，采用刺激措施來發展經濟時，吳曉靈稱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是要采用一個中性的政策。目前重要的不在于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松，而是要讓市場出清，恢復投資者信心。

吳曉靈稱，大家不要認為在中國好像降息降準就是怎么樣了，下降存款準備金率，是補充由于正常需要的基礎貨幣不多，跟放松貨幣政策不是一回事，銀行間流動性并不短缺，缺的是什么，短缺的是市場投資的信心。

吳曉靈提到，“我們的貨幣政策到底變沒變？取決于我們的中間目標，就是M2，增長12%左右，中央銀行一直看著這個中間目標在調控，所以應該就是說他的貨幣政策的取向沒有發生變化，因而這個事情就說在降低利率確實是在放松，能夠鼓勵企業更多的用來投資。可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其實是中央銀行在用另外的手段在向社會提供必要的基礎貨幣，這就是對于貨幣政策取向的，這就是我講貨幣政策的取向還是一個中性的。”

以下為采訪實錄：

中國申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有合作前景

記者：圍繞這次博鰲亞洲論壇，在亞歐互聯，金融互聯方面的一些問題，請您談一些看法，包括還有近期中國確認了申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這個事情，您是否了解有哪些具體的情況，或者未來會有哪些合作方式？

吳曉靈：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我先說吧，因為我現在不在職，不太知道詳細的情況，但是我總覺得亞洲和歐洲其實有好多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任務，而這兩個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不會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開展業務，因而合作的前景還是有的，但是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加入這些事情我還沒有太關注過。你就是想問問今年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定位于亞洲的金融互聯怎么來看待這個潛力，我是這么想，金融是一個服務業，多年來其實大家把這事給忘了，金融經常高高在上的老想控制各個方方面面，但是忘了自己的這種服務，世界金融危機其實得出了一個教訓，如果金融業偏離了對投資貿易這種實體經濟活動的支持，自娛自樂地搞好多的創新，最后其實會在這個特別是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是會釀成一些個金融泡沫，對實體經濟反過來會造成傷害，因而我們要各國，在金融危機之后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其實要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亞洲和歐洲應該說在貿易往來上，還有在投資，就說因為有貿易網絡那么要互聯互通投資這方面應該說是有很多的需求的，基于這樣一種基礎，既然我們有貿易的需求，也有互聯互通的需求，金融的需求也會隨之而來，因而金融合作的前景還是很廣闊的，沒有金融的服務其實貿易和投資也很難高效率的進行。

看好中英金融合作，學習英國的開放、法治、尊重市場和金融監管經驗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英兩國近年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今年9月份在京舉行的第七次中英經濟財經對話上的，中英達成了53項重要成果，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有許多創新的亮點，譬如說金融科技創新型企業的一個發展，您如何看待這些合作，然后您覺得在哪一些具體的領域未來可以加強合作？

吳曉靈：我想中英在金融合作方面我也比較看好，因為首先在政治互信上的，我覺得中英還是做的比較好，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的西方國家，而且我也非常敬佩英國的一些金融機構，一直致力于和中國金融界的來往，在中國提出亞投行以后，又是英國第一個提出來要加入亞投行，這樣的話其實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起了一個非常好的帶頭作用。我還看好中英合作是因為英國這個國家非常注重法治建設，非常注重規則，那么無論是亞投行的建設，還是中國的金融改革，中國的法治，中國的建設都需要法治精神，所以中英合作既有政治上的互信，又有制度建設方面的這種互補，所以我非常看好。至于說習主席簽訂了這么多的經濟合作，在金融合作方面談到了就說的對于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還有科技怎么樣支持金融，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領域，因為互聯網金融的這個監管，我認為沒有超出我們的傳統金融監管的基本理念，就是互聯網金融就其本質來說還是金融，只不過它是信息技術在金融業務上的更廣泛，和深度的融合和采納。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集中傳統的國家，在金融監管方面其實英國還是比較靈活的，一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才正式有比較嚴格的監管，在此之前還是比較尊重市場規則的，因而能夠在這個方面來向英國學習怎么樣在尊重市場自主發展的基礎上，看到了市場運行當中的不足來加強進行監管，就是政府的介入一定要是在市場失靈，市場自律不足的基礎上來介入，而中國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后，金融管制非常厲害，一直把金融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工具，所以我們的管制要比西方要多，在這個方面我覺得學習就是更多地來向金融監管，就是英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大家互相取長補短，這還是非常有用的，因而互聯網這個金融的監管我個人認為其實就是既要遵循金融的基本規則，又要尊重市場的首創精神，在這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點。因而我們的合作的領域潛力還是比較大的，金融支持科技發展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科技要求創新，但是創新失敗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這個和中國的穩和金融的穩健經營又是有矛盾的，那又要在創新和穩健經營方面取得一個均衡點，在美國處理的比較好，就是因為他有VC和PE的發展，通過風投，通過風險投資，通過股權投資來解決高風險企業的融資需求。在這一點上我要說句不客氣的話，在這點上英國不如美國，倫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但英國及我們還是要在VC、PE的發展方面要更多地借鑒美國的。當然，英國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也還有很多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地方。

互聯網金融一樣要接受監管

記者：您剛才提到金融穩定與創新，我想提一個問題，您怎么看咱們國內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您認為對于互聯網金融這塊我們應該如何在看這個監管之間取得平衡？

吳曉靈：互聯網金融國家的監管政策出來以后，好像跑路潮比較多，我覺得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很多互聯網公司介入到金融業務當中來，我認為它必須遵守金融的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說如果你要是只是在經營自己的錢，那是你的財產運用的自由，如果你要是在籌集了社會的，特別是小額公眾的錢，那么他就要互信，必須要接受金融的嚴格監管。這個底線說了好幾年了，金融監管當局說了好幾年，紅線就是互聯網企業介入到金融活動當中只能夠提供信息平臺的服務，不能夠有資金池，不能夠把債權分成二百份以上，來進行經營，這些事情其實監管當局一再的聲稱了，但是有好多的互聯網企業沒有遵守這個規定，特別是大量的，有一千多家P2P的平臺，他們更多的都是在做資金池業務，沒有立足于對借款人的征信服務，很好的當好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間的這種信息平臺，他就沒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不管監管當局出不出監管意見，當你的借款人不能償還的時候，出現風險是必然的，出了風險你補不了，跑路也是他的一個選擇，盡管我非常不贊同這種辦法，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出于還不了了，他就采取跑路，跑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我就想在這個創新和穩健經營方面，我們就記住守住紅線，就是凡是涉及到社會公眾利益，有互信的活動一定要接受監管，一定要嚴格控制風險，在此之外的你才能夠說更多的創新。

互聯網催生自金融的藍海

我覺得互聯網在金融方面最大的創新是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搜集和處理信息的成本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就使得很多原來不能夠一對一的就是簽約的事情，現在在互聯網上有可能擴大范圍了，這就是我說的自金融，也就是我過去認為的自金融的藍海。因為信息處理成本，搜集成本和分析成本都比較高，所以金融都是為了大客戶負責的，但是現在互聯網技術把這個過程變得簡單透明了，那么就可以使得很多的人可以自主的來決定我的資金運用，那么這就是P2P，這就是我看好的P2P和股權眾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把它定義為自金融，這些是金融業過去沒有服務過的客戶，要是一個曲線是一個中型的，咱們的概率曲線，那么我們的大客戶們，就是傳統金融的大客戶都是那個峰值，可是后頭的就是很多的人，人數眾多，要求的金額比較小，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金融服務還沒有覆蓋的那一個層面，就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在有金融服務需求的時候，能夠以適當的價格及時的方便的有尊嚴的獲取金融服務。

解決金融服務問題之前，需要清晰的產權制度

鳳凰網：吳行長想問一下十年前在行長辦公室的時候，我采訪您是就物權法還正在起草的時候采訪您關于這個抵押權，那么經過了十年，您覺得在金融的這種投資渠道暢通以及法治這種軟的基礎設施的保障上，您覺得中國和英國，當然不能是很硬的去相比，但是您覺得這個差距到底有多大，我們既然來這里要做一個學習，剛才您多次提到學習，那么您覺得這里頭差距到底是怎么去彌補它？

吳曉靈：我認為在金融活動在微觀層面來說，就是一個財產權的運用，一個財產權的自主運用，作為投資人來說，他應該更多的來了解他想投出去的標的風險的狀況，作為監管當局來說，也應該更多的遵循投資者適當性原則，你想投資，你得看看你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有多大，這樣的話就是在投資方。那么在融資方來說，首先我們應該是重視他的信用的積累，信用的評估，征信服務，但是當你的金額比較大的時候，風險也就會比較大，因而要求各種財產權的抵押，這也是必然的。在財產權的抵押擔保這方面，我認為中國和英國最大的差距就是我們對財產權的平等的嚴格的保護方面還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對于財產權是有區分的，在英國我覺得財產權是沒有區分的，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平等地保護各種所有制的產權，要讓他們平等的來使用，就是社會資源，我們提出這個任務了，但是我們的法律上邊用詞是有區別的，基本上就是國有財產，那就是基本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保護集體財產，對于個人財產就是保護個人的合法財產。我寫過兩次議案了，我希望把合法兩字給去掉，為什么呢？財產就是我的，你就是合法的，如果我不合法的話，那就不能是我的財產，我是非法取得的財產那你就可以去起訴我等等的。為什么有了合法這兩個字不好呢？既然你界定合法財產，那就是說的有罪推定，你上來就說你這個財產是合法的嗎？所以對于個人財產的保護其實是有先決條件的，先審審你合法不合法，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是我們，就是中國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特別是和英國的法律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說在抵押權上的中國農民難以獲得很好的金融服務，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其實各國的農民他要獲得比較大金額的長期的融資服務都要靠土地抵押，但是我們現在因為土地是公有制，現在我們有創新，就是把土地所有權，經營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立，想通過這個方式來解決農民獲得長期大額的金融服務抵押擔保權不夠的問題，但是承包權經營權的流轉也很難很好的形成市場，這個也是我們要面臨的很重要一個制度問題，在解決金融服務之前很重要的產權制度，就是產權制度還有抵押擔保權制度的問題。

消除產能過剩，保持貨幣政策的中性

記者：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不久前表示，要反思“3%的赤字率紅線”和“60%的負債率紅線”是不是絕對科學的標準。 對于中國來說，最好的貨幣政策是什么？已經有幾次降息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還沒有很好的效果，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覺得人民幣應該下降了，這個會幫助經濟，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吳曉靈：我聽明白你說的意思了，貨幣政策的一個問題，一個說法就是說想刺激經濟的增長。

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現在就說的中國確實是實行了六次降息可能也是六次降準吧，這個數字你們再去統計一下，我認為這兩個還是不完全相同的，就說的利率的下降確實是因為經濟發展減緩，企業的收益率在下降，它承擔高利率的能力也在下降，因而為了刺激，為了鼓勵吧，不說刺激，為了鼓勵企業能夠更好的去投資的話，有必要把利率水平下降，而存款準備金率的下降和這個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存款準備金率過去在傳統的，因為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是輕易不動用存款準備金這個工具的。

但是中國呢為什么從2003年以來這十幾年頻繁地在動用存款準備金率，是因為人民銀行為了維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被動的吃進了很多的外匯，所以我們的外匯儲備從2003年的兩千多億不到三千億，到了現在三萬多億了，十倍的增長，這個時候人民銀行過多的吐出一些基礎貨幣，所以到2011年之前，人民銀行基本，應該說的到危機之前，人民銀行基本上是在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我們由于過多的儲備人民幣而吐出去的基本貨幣，它是一個中性的政策，不存在緊縮。那么從2009年之后進來的少了，特別是到2011年基本上就開始就是外匯儲備逐漸的在開始下降了，到現在下降的比較多一些，這就是什么呢？這是中央，就是中國的基礎貨幣吐出的渠道發生變化了，原來是通過買賣匯就把基礎貨幣吐出去了，吐的多了就要通過存款準備金率的上升來對沖掉，而現在是什么呢？現在是因為外匯儲備基本上不再增了，或者增的少了，現在甚至在下降了，那么這時候就基礎貨幣市場上的基礎貨幣它的來源的渠道就變了。

最近幾年中國的央行提出來了短期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補充抵押貸款等等，通過這些再貸款的方式，不同期限再貸款再向外提供基礎貨幣，然后這個量也不太夠，所以就在下降存款準備金率，這個是為了什么呢？是補充由于正常需要的基礎貨幣不多，所以這個跟放松貨幣政策不是一回事，因而大家不要認為在中國好像降息降準就是怎么樣了，我們說的，我們的貨幣政策到底變沒變？取決于我們的中間目標，就是M2，增長12%左右，中央銀行一直看著這個中間目標在調控，所以應該就是說他的貨幣政策的取向沒有發生變化，因而這個事情就說在降低利率確實是在放松，能夠鼓勵企業更多的用來投資。可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其實是中央銀行在用另外的手段在向社會提供必要的基礎貨幣，這就是對于貨幣政策取向的，這就是我講貨幣政策的取向還是一個中性的，但是社會上要不要借錢，他去不去投資不取決于中央銀行放出多少投出來，當然如果他們有強烈的投資欲望，中央銀行不提供的時候，會對經濟產生制約，可是現在的情況是什么呢？現在的情況是經濟情況不好，各個企業不愿意去投資，商業銀行也不敢去放貸款，因為壞賬太多，企業風險，企業也找不著好項目，這時候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企業投資的欲望都在下降，而我們還在不斷的降低利率，而且除了必要的提高存款，就是放出通過存款準備金率，放出去以外，其實不需要的時候，還要為了給市場一種安慰，又在下調，現在的銀行間的利率已經到了2%左右了吧，已經是這么多年以來比較低的了，商業銀行的超額儲備率也在上升，說明什么呢？說明銀行間流動性并不短缺，缺的是什么，短缺的是市場投資的信心。

提升3%赤字紅線有余地更重要的是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就說的好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足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市場出清，就是把那些個沒有效率的企業，讓他推出市場，這樣的話市場因為咱們的產能太過剩了，誰出來東西都賣不出價格去，即使是在國際上的能源，原材料價格都下降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價格還上不去，那么只有把多余的產能都給消除掉了，這時候好的產品才能夠賣出價錢去，所以這時候要辜負經濟投資的信心。重要的不在于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我認為還是要保持一個中性的政策。

記者：貨幣政策不靈的話，是否需要考慮財政政策？

吳曉靈：在貨幣政策不能夠過度出力的時候，我認為更第一位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這個結構的調整就是要出清那些個低效率的企業，那么在這個財政政策起個什么作用呢？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從兩方面起作用，一個是我們的財政政策要適度的減稅，讓企業能夠有盈利，他有盈利他才愿意去投資。另一方面我們的財政政策不能夠過多的直接去投資，自己不要直接去投資，應該把錢花在保證社會底線上，就是解決市場出清的時候那些個企業的，要讓企業倒閉的企業職工他的生活能夠有所著落，而且能夠讓他更方便地去尋找另外一個工作，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表現在第一是通過減稅，讓企業更愿意去投資，第二個就是要做好社會保障的托底，讓市場出清，對企業的職工有一個妥善的安排，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如果是還需要增加財政的赤字的話，我認為還是可以的，中國還有余地，但是更重要的還要提高我們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我們現在的財政，我說過很多次，就說朱镕基總理三年脫困的時候是四千億的財政支出一年，現在是十四萬億，我們的財政支出提高使用效率的余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眼睛不能夠光看著提高財政赤字，我們提高財政赤字確實是有余地，但是還主要的要通過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