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中財組會議上透露了哪些改革信號?】昨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就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等進行了研究。
昨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就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等進行了研究。
事實上,目前,“十三五”規劃的藍圖已經越來越清晰,中央的各項改革部署也紛紛亮相。那么這此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又對外透露了哪些改革信號呢?
習近平主持中財組會議提五大政策四大關鍵點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堅持改革開放,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除了上述五大政策外,習近平還提出了四大關鍵點的改革推進,包括有效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等。
習近平指出,在戰略上要堅持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具體在五大政策方面,他指出,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發展實體經濟,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激活存量增長動力,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積極利用外資,積極穩妥擴大對外投資。
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能,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
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
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做好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切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
習近平指出,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
他提到的四大關鍵點包括,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認為,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明年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可能更大,比如赤字率可能進一步提高,同時貨幣政策上也存在進一步降準降息的可能。2016年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仍需要確保一定的經濟增速。
財政部部長、中央宣講團成員樓繼偉近期在地方進行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宣講時指出,預計“十三五”前半期經濟增長仍將經歷震蕩筑底的過程,隨著深化改革釋放更多的制度紅利,新的增長點逐步成為主導動力后,經濟增速將實現提升。
潘向東認為,“十三五”經濟增長底線是6.5%,前期可能比較低,后期會逐漸走高。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經濟增長理論室主任劉霞輝認為,要確保下一步經濟增長,要對企業減負。“下一步在工業領域減稅是需要的。但是這涉及到多方利益,需要加快改革。”劉霞輝說。
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針對此次會議內容,每日經濟新聞注意到,這是中財組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參加了11月9日總理座談會的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表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促進要素從已經成熟的產業中轉移到新形成和擴張的產業。這就要求政府提高人口、金融、土地、制度和創新的供給效率,同時降低勞動力、資金、資源、管理和技術的供給成本。他判斷,2016年將看到政府出臺力度更大的減稅政策。
報道表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具有多重意義:94%的人口集中在占國土面積40%的東南沿海地區,煤炭在能源消費中占比超過60%,產能過剩嚴重,消費升級需求卻得不到滿足。近幾年,特別是2008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重點放在總需求上。但如今,單靠生產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維持高的經濟增長,原因是生產要素的效率沒有得到有效提高。
11月9日,李克強在經濟形勢專家企業負責人座談會上強調,“十三五”的核心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我們面臨著世界經濟短期難以走出低迷、國內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挑戰,必須上下同力,切實把新的發展理念貫穿到經濟各項工作中,著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中高速增長。
在近日舉行的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會議上,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強調,隨著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變革,很多傳統優勢已不再,前期支持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低廉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已經不足以再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賈康認為,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種“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給管理調整結構、優化結構,釋放增長空間。賈康表示,中國已經迎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考驗,對優化供給環境有著重大要求。同時,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慮,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下,這種制度性的后發劣勢可能形成的制約以及各種矛盾的積累。
滕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從成熟的、老化的供給中,轉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擴張的供給中。“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壓力,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的主體都集中在已經成熟甚至老化的供給中,在這些產業里繼續投入,難以創造新的需求。”他說。
積極穩妥擴大對外投資
另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部分,產業升級已經成為本輪中國經濟轉型的重頭戲。
在闡述未來一段時間的產業政策時,習近平提出產業政策要準,即是要準確定位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發展實體經濟,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激活存量增長動力,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積極利用外資,積極穩妥擴大對外投資。
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中國對外的資本輸出發展迅猛。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近日發布的《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5)》,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首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該報告同時預測,2022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有望達3673億美元,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投資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學者劉瑋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將進入對外投資新時代,實現從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大國的歷史性轉變。
“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將推動對外投資與國內產業發展彼此促進,“走出去”和“引進來”相輔相成,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的優勢共同發展。這塊蛋糕有多大?今年9月,習近平在中美省州長論壇上指出,未來5年,預計中國對外投資將超過5000億美元。
有熟悉宏觀政策的專家稱,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以亞投行為代表的中外資本合作將會取得重大突破。與此同時,對外投資將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建設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產基地,培育一批跨國企業。
減稅力度或將加大
同時,第一財經日報還報道表示,習近平昨日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其中之一,就是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到,今年國家力促簡政放權,加大對企業減稅清費力度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在企業減負方面,財政部今年取消或停征12項中央級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小微企業免征42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5項政府性基金,取消7項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失業保險費率1個百分點。
針對小微企業,減負力度尤大。比如今年10月1日,財政部將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小型微利企業的范圍擴大到了所有的小型微利企業。另外,財政部繼續執行小微企業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由月銷售額2萬元提高到3萬元的政策,政策執行期延長至2017年底。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稱,這兩項政策對小微企業的減稅規模預計超過1000億元。
在減稅方面,截至2015年上半年,營業稅改增值稅減稅規模為1102億元。而從2012年實施營業稅改增值稅以來,已累計減稅4848億元,百萬納稅人受益。
展望未來,李克強總理在11月9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表示,要用好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合理加大減稅力度,幫助企業渡難關、調結構、增后勁。
此外,每日經濟新聞也報道表示,近兩年來,針對小微企業減稅、拓寬融資渠道的文件和政策密集出臺,小微企業的稅負負擔和融資環境均有所改善。“但我認為還是不夠。”滕泰判斷,在2016年政府還將推出力度更大的減稅政策,著力減輕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樓市股市風險不容忽視
另外,據中國新聞網報道,對于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戰術,習近平在昨天的會議中也給出明確態度:堅持持久戰、打好殲滅戰。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看來,“殲滅戰”指的是對中國經濟當前諸多風險的有效管控。除了產能過剩,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他分析說,目前中國樓市三四線庫存太多,可能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復蘇勢頭出現變異。其次,過高的債務也讓許多企業出現從“借新還舊”走向“借新還息”最終負債問題“全面爆發”的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當前流動性比較寬裕,但是流動性回歸實體路徑并不暢通,這讓資本市場面臨一定的隱患。
劉元春指出,上述風險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對于中國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復蘇會帶來很大影響,“股市此前的劇烈波動,就明顯拖延了中國去杠桿的進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殲滅戰戰術”同時,官方也明確了“持久戰戰略”。劉元春解釋說,上述風險的化解無法靠行政手段通過運動在短期完成,而需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中國上一次的結構性改革是1997年到2001年,本輪結構調整雖然已經取得一定效果,但最困難的時候可能還沒到來”。
劉元春表示,伴隨著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官方料推出系列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一些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并通過一些行政體制的改革,打碎地方政府和一些行業部門對相關企業的過度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