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乃人口發展的“元問題”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少子化”問題實乃人口發展的“元問題”，很多其他問題由此引發，所以帶有根本性意義。這是因為從人口的生命歷程出發，人口是遞進式加替換式發展的，角色、力量和價值均會發生規律性變化，恰似長江后浪推前浪，長江換舊浪。如果說0-14歲的少兒人口是朝陽人口、希望人口和潛力人口，那么15-59或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是活躍人口和實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價值產出的貢獻人口，而60歲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則是夕陽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遞進式加替換式發展)規律表明，如果沒有少兒人口的成長和替代，勞動年齡人口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大規模減少，就是人口少子化遠期效應的一個信號、一種表現。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至59歲的勞動適齡人口為9.37億人，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 這是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首次出現下降，而且今后將會持續減少。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傳統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這就是通過控制生育、減少出生增量來達到控制與減少人口總量的目的。但為什么要對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總量”那么害怕和擔憂，卻找不到可以說服人的理由。所謂人均理論，其片面性和牽強性連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繼續傳播和說教。強制性計劃生育是集權式計劃經濟的產物。所以，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應該恢復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態，從人口增長的內在規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從正轉負的歷史拐點。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少子化”問題實乃人口發展的“元問題”，很多其他問題由此引發

“少子化”與“老齡化”

少子化由來已久，且將持續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33.60%，65歲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27.70%，65歲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22.90%，65歲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個百分點。同1982年普查數據比較，0-14歲人口比重下降了17個百分點，超過一半，這是非常驚人的變化，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個百分點。兩相比較，少子化的速度超過了老齡化，說明中國人口發展的潛力被大大削弱，中國人口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堪憂。中國已經不可救藥地掉進了“少子老齡化陷阱”或者說“超低生育率陷阱”。確切地講，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現的獨一無二的“獨子高齡化”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社會，帶來極為嚴峻的挑戰。

然而，僅僅將少子化看作是老齡化原因之一是遠遠不夠的。“少子化”的危機有別于“老齡化”，這兩個問題彼此聯系又相對獨立。龐大的人口總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將人口少子化問題完全淹沒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錯誤的人口問題觀將導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說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齡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關乎人口的生機和活力問題，老齡化則彰顯人口的負擔和保障問題。不遏止少子化，老齡化將陷入無解困境。少兒人口是潛力人口、朝陽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潛力、支撐潛力和創造潛力。比較而言，老年人口則是余力人口、夕陽人口和負擔人口，潛力隨著時間的推延而減少。年輕人口是一國最重要的資產。

少子化日積月累的危機尚未被深刻認識。中國要深切關注“人口態勢”，而不僅僅是“人口現狀”。“人口態勢”能夠幫助我們打開歷史視野，樹立人口發展、人口問題的大歷史觀，由此獲得人口少子化的憂患意識。少子化是人口發展的釜底抽薪，過了某個拐點，就是人口自殺的開始。少子化過程存在著自發性機制和干預性機制。現有體制的個性充分說明了“權力集中”的危害，強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權力過于強大，強大的公權力壓制了弱小的私權利。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有一個和“未富先老”一樣重要的特點，就是“未備先老”

少子化帶來的其他問題

少子化不僅會帶來少子老齡化(底部老齡化和蹺蹺板效應)，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預計：2020-2030年間，全國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數將下降到2個以下，城鎮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數不到1個。未來，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突破70%。 而且，少子化會帶來其他嚴峻問題。

其一，年輕人口持續虧損。從“老齡化社會”(the aging society)轉型到“老齡社會”(the aged society)和“高齡社會”(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無論宏觀和微觀，老年人口都嚴重缺乏年輕人口的生產性、服務性和依靠性支撐。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有一個和“未富先老”一樣重要的特點，就是“未備先老”，所謂“未備”不僅表現在養老服務體系、養老保障體系等沒有準備好，也包括極其重要卻在龐大人口總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視的年輕人力資源儲備的不足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有錢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還必須有強大的年輕人力資源的支撐，包括創造社會財富的人力，也包括為老年群體提供服務的人力。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為“年輕人口戰略性儲備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兒人口的代際減少意味著人口三大潛力將受到嚴重損害。0-14歲人口的生育潛力、支撐潛力和創造潛力將在成年階段表達出來。 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說應該什么時候放的問題，而是從一開始就應該做適中適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再遲疑不決，只能雪上加霜，帶來更多的人口風險、人口失衡、人口負債，而不會有任何好處。在嚴峻的人口形勢下，理想的選擇是公民自主負責生育和國家鼓勵優化生育的結合，全面放開二胎只是一個過渡點和平衡點，實際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撫養成本的壓力下已經達到超低生育水平，僅僅放開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顯回升，達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獨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難家庭則需要國家建構起貼心關懷、真誠服務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體系才能體現以人為本、以民為貴的倫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齡化比重超過少子化，形成危險的倒金字塔人口結構，人口關系傾斜、失衡甚至斷裂。嚴重的少子化(0-14歲少兒人口比重低于18%)將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發展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少兒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觀上，一些獨生子女因為就學、就業或者婚姻離開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贍養脫離”，兒女養老有心無力，家庭養老形同虛設。宏觀上，護理人員、家政人員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經從不同的方面證實了勞動力轉移“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其四，生育的獨子化帶來人口的少子化，中國人口的少子化已經形成強大的“人口慣性”，這是最可怕的。經過計劃生育長達幾十年的片面宣傳，一代又一代生育觀被嚴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個孩子被認為是“正常”的選擇。年輕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責任大大弱化甚至蕩然無存，這意味著今后即使鼓勵生育，響應者也將寥寥。中國早已經掉入內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對潛藏的風險和危機渾然不覺，反倒為取得的“成績”沾沾自喜。不客氣地說，少子化的不斷深化將有導致大國衰落的危險。

人口是國家真正意義上的“血肉長城”，持續的超低生育率態勢無異于自毀“長城”

讓計劃生育回歸“家庭計劃”的本意

人口是國家真正意義上的“血肉長城”，持續的超低生育率態勢無異于自毀“長城”。放眼歷史的長河，也許過不了多久，中國將興起一場人口學意義的民族救亡運動。“復興中華人口“將成為時代的最強音。計劃生育也終將回歸“家庭計劃“的本意。

走筆至此，我以一首自填新詞《蝶戀花·人口之憂》表達一個中國人的思考和憂患，作為本文的結尾：

中華人口幾多愁，危難長留，少子難回首。不堪良謀付水流，浩思難收獨上樓。萬里霜天無盡頭，殘照當樓，問蒼天何憂。夕陽歸去空巢后，晚風蕭瑟心上秋。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4月23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發布“2014年第1季度宏觀經濟分析”報告，1季度GDP增長7.4%，穩中回落，距政府目標相差0.1個百分點，是轉向中速增長后不錯的結果，形勢沒有一些人想象的嚴重，政策調整不應簡單加投資，而應主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借以穩增長。M2增幅降低與互聯網金融分流銀行存款有關，其增長率大于GDP和CPI增速之和的幅度與歷史數據相合，不意味著債務緊縮的形成，更不應當借機限制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財政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國家治理中相當重要，政府集中財力過多，財政結構嚴重失衡，再加上國企的巨大規模和強力擴張，說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需要下決心削減和調整，方能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