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經濟學人》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稱，墨西哥集現代化與貧窮于一體，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可從中獲得教訓：一是城市化不能太集中，二是道路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三是非正式經濟的“轉正”。

“在建立法治的過程中，頭五百年是最艱難的，”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揶揄道。從過去二十年來的很多時間看，布朗這話雖難聽但卻不無道理。受中國發展形勢和強勁貿易、資本流入鼓舞，再加上大談新興資產階級和底層10幾億人民的龐大市場，人們很容易忘記貧窮落后國家富強是如何艱難的老生常談，天真地以為新興市場國家一定會像韓國、中國臺灣等“亞洲四小龍”一樣走上富強道路。

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下降，近來這種新興市場發展觀破滅。中國是很多國家依傍的火車頭，但其經濟發展正在放慢。俄羅斯、南非和巴西經濟掉頭向下，本國貨幣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每一次下降應聲而跌，并且無疑會因美聯儲加息而進一步走弱。新興市場貿易增速不及全球GDP增速的趨勢似乎短期內不能反轉。所有這些都顯得“亞洲四小龍”走過的道路似乎更加是個例外。

墨西哥的發展模式更加現實。這個國家利用自己的可觀優勢打造了一片片現代化地區，但卻罕見地未能消除全國性貧困。它的遺憾部分在于具體政策，但同時也反映了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困難。

墨西哥目前還有大量需要爭取的目標。它的經濟與美國而非中國相聯系：一周的對美出口超過一年的對華出口。曾經依賴石油的墨西哥有著拉丁美洲規模最大、最復雜的工業基礎，汽車出口量超過除德國、日本和韓國之外的任何國家。二十多年來它的宏觀經濟管理正規得無可指摘。最近它又向私人投資開放石油業，對私人壟斷進行處理。一個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沿著從美國邊境到墨西哥城的工業走廊發展起來。它的政局也基本穩定。

然而盡管經過幾十年的改革——有時半心半意有時完全停滯，墨西哥仍然未能彌合一個全球化的少數群體與涅托總統所謂“貧窮落后”廣大人民之間的差距。自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來，墨西哥人均收入年增速只有1%。大約一半的人口仍然深陷貧困，另有1/4存在返貧風險。警察、法院、政治家本應關心邊緣群體，但他們卻目無法紀、貪腐橫行、爾虞我詐。

墨西哥的雙重性表明，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它仍然面臨的困難可以警示他國。第一個也是最容易吸取的教訓是城市化集中。城市向人們提供農村沒有的發展機會：比如亞洲每周大約有12萬人奔向城市。然而除非城市能夠提供交通、電力、衛生和安全保障，否則它們仍不能發揮人們的經濟潛力。暴力、毒品相關犯罪充斥著城市人居住的貧民窟。在南非，貧民窟居民因公共交通不足而被迫乘坐昂貴的小巴去上班。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城市飽受停電困擾。貧民窟應該是每一位現代主義者工作的重中之重，因為大部分人住在這里，工作、教育和技術唾手可得。

第二個教訓是基礎設施——不僅是城市的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墨西哥現代經濟的很多基礎是在百年前奠定的，工業中心地帶通過公路和鐵路網與港口和北部邊境相連，國家被分割成條塊狀。集中化造成大量異常現象：海濱度假勝地常常要在距海幾百公里遠的墨西哥市超市購買海產品。然而把全國各部分連成一體并非易事，這既要求投資者愿意承擔風險，又需要政治家準備改善現狀。比如在印度，開展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計劃因對土地的爭吵和缺乏長期融資而受阻。

墨西哥的第三個教訓是必須把非正式經濟“轉正”。未注冊小公司為大部分勞動力提供了就業，但卻被銀行排斥，害怕稅務人員找上門。這使國內經濟很受傷。過去十五年中，雖然墨西哥最大規模的公司生產率年增長5.8%，規模最小的公司卻每年卻下跌6.5%。這一問題在墨西哥街邊小攤充斥的Changarros很普遍，就像店鋪林立的印度只有2%的食雜零售店是正規軍。為稅務人員提供商戶數字蹤跡的電子發票，以及讓窮人擺脫現金經濟的移動銀行都可以帶來良好效果。

不過非正規公司普遍存在導致了最后一個教訓——誠信普遍缺乏的腐蝕效應。沒有強制性的法律和合同，沒有讓納稅有所值的公共服務，政府又不為國家利益服務，那么多數人唯一可依賴的組織就是家庭。正如布朗所說，建立使人們互相信任進行正常交易的制度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不過這樣并非不可能，從墨西哥、巴西央行和南非稅務機關目前的信心可見一斑。

甚至最果斷的改革家也不能迅速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除了少部分國家，通向繁榮富強的道路艱巨而漫長，這是雙重性墨西哥不太美妙的一個啟示。不過墨西哥的成就也顯示了這樣的道路的確存在。即便要幾十年才能獲得可觀成就，堅持不懈終將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