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論投資，今天與讀者分享一種新策略——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這名詞十年前還沒有，2007年首度使用，此后逐漸嶄露頭角，近兩年更被歐美投資人視為趨勢。

大哉論投資，今天與讀者分享一種新策略——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這名詞十年前還沒有，2007年首度使用，此后逐漸嶄露頭角，近兩年更被歐美投資人視為趨勢。

這種投資訴求獨特，是一種新嘗試，結合政府、企業及投資人力量，以解決社會問題，故為多方團體推動。2013年瑞士舉辦的“全球經濟論壇”年會就以它為場次主題，同年英國也首度透過G8平臺舉辦“社會影響力投資論壇”。

以影響力投資為名，其影響落在何處？看過前幾篇大哉論的讀者對此不難揣測，這類投資發揮的力量，主要落在環境與社會領域。它涵蓋多種現代社會關心的議題，大致可歸為“社會融入”及“可持續發展”兩大范疇。前者顧名思義，系針對中低收入戶提供某些必要產品與服務，以助其融入正常社會生活，其中包括金融渠道、醫療渠道、平價住宅、就業機會等。后者如再生能源、水資源、有機農業等，側重其創造的環境效益。

在此為讀者介紹兩則案例。一是由荷蘭Triodos Bank發行的一只微型金融共同基金，它將投資人的債權及股權資金，引入發展中國家的微型金融機構，以強化低收入戶的金融渠道。二是美國的非營利社會投資基金Root Capital，它將資金引進非洲及拉美地區的貧窮農村，目標客群是被現有金融系統漏掉的“中間層”，如小農合作社。對微型金融機構而言，合作社的貸款額太大，對銀行而言，這種貸款額太小且風險過高，以致雙雙否決。Root Capital則彌補空隙，除對合作社融資外，也提供財務訓練、風險管理及營銷等技術支持，以促其成長并與主流市場接軌。

除擬通過投資來解決一般環社問題外，影響力投資還涉入一些激進議題，諸如街頭游民、小區犯罪等。當然，有讀者會質疑，解決這類問題的責任在于政府，與投資人何干？難道要投資人出錢蓋居留所，免費讓游民居住？那么成本如何回收？此乃真真大哉問，關乎影響力投資的興起，涉及如何以創意方式解決原屬公共部門的環社問題，并激勵投資人意愿。

在說明影響力投資的特質前，我們先提點背景，亦即，社會責任的配置系統。世界各國受其法律體制、社會規范、文化認知等機構要素的影響，而形塑出特定的責任配置系統。通常由政府、私營企業、第三部門等組成要角，分別承擔社會整體責任的某一部分。各要角在整體系統中的比重，取決于當地歷史因素及目前現實考慮，以致各有所異。

例如，歐洲有社會經濟的傳統，政府承擔較多責任，也影響了當地社會及金融系統的結構。美國系統與此不同，政府把許多責任下放，要民間企業承擔，也造成各種自律組織的興起，相互砥礪，勉而行之。至于中國傳統社會，政府擔當的社會責任少，緊密的家族體系卻擔當得多，照顧著宗族里的鰥寡孤獨廢疾者，宋代宰相范仲淹首創的義田制，更流傳千年。當代核心家庭興起后，這種系統式微，改由政府承擔責任，透過財政政策對弱者提供低保等轉移金。

無論何種傳統模式，當各國政府普遍財政窘困，卻仍須處理新浮現的環社挑戰時，尋求另類解決方式成了關注重點。政府民間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堪稱其一，涉及地方政府、私營企業、社會服務組織及投資人等，而影響力投資也在此背景下產生。

社會服務組織有多種形式，近年以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簡稱“社企”)為主。即冠以“社會”兩字，這種企業有別傳統企業，系透過商業方法來達成社會目標，目標客群常是特定弱勢社群，諸如貧無立錐之地的市民、需要周轉金的小農。在此，社企必須設計一套可行的商業方案，為目標客群解決問題。另外，社企兼具商業及社服性格，在組織理論文獻里，被稱為“混合式組織”，其核心活動、組織設計、員工組成、對外關系、企業文化等，都異于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傳統企業。

影響力投資人的資金，主要投資于社企，通過其產品與服務來創造社會影響力。另外，社企的運營也有其他正面效益，諸如強化經濟穩定、促進當地就業、提高員工成就感等。換言之，投資人資金的影響力，除了直接的環社效益外，還有社企運營帶來的間接效益。

談了概念，給了范例后，我們對影響力投資的特質，可歸納出以下四點。第一點關乎投資動機：投資人擬透過資金來產生環社效益。這表示，影響力投資人的起點不是“報酬極大化”，而是創造正面社會影響的明確意向。換言之，影響力投資人不屬社會中立型，反之，他在意投資的社會效益，故為社會動機型(socially motivated)投資人。正是這種積極性與肯定性，使影響力投資有別于消極選股法，譬如我們在大哉論曾介紹的剔除法。

不過，影響力投資人有改善社會的意向，不表示他愿免費提供資金，倘如此，那成了慈善，而非投資。這標出了它的第二個特質：影響力投資人預期獲得報酬，起碼須能保本。

至于報酬率的多寡及所投資產類型，視個別情況而定，也形成了這類投資的第三個特質。亦即，影響力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介于(低于市場的)讓步型報酬率與市場報酬率之間，資產類型則包括現金、固定收益、創投資金及私募股權等，視投資人進場時點及風險接受度而定。

第四個特質關乎投資人對影響力之客觀具象化的要求，這要求源于以上第一個特質，為確保原初“求善的意向”能夠落實，投資人要求成果須以具體明確的指標加以呈現。具象化蘊含可衡量性，包括透過評量指標來表示投資的環社績效、對效益進展作持續監督，以及定期提報。環社影響力的評估標準雖不易建立，致力于此的幾間專業組織，目前已提出某些可被普遍接受的標準，供社企及投資人使用。

當然，讀者不免好奇，影響力投資的回報如何？面臨哪些獨特風險？誰是主要出資者？哪幾國最盛行？事實上，這些問題廣受業界關注，近幾年已有研究結果，或發表于專書，或刊載于網站。本文囿于篇幅，未多著墨。今天大哉論為讀者介紹的，僅關乎如何讓資金發揮社會影響力。下次接續這議題，介紹全球首個“社會影響力債券”，2010年由英國發行，目標在于幫助出獄的更生人自力，降低小區再犯罪率，以節省政府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