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應關注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也應注重從其他視角解決潛在的挑戰。

面對當前新形勢下經濟發展暴露出來的問題，政府、學界等往往將其歸咎于體制原因，據此呼吁頂層設計。體制問題確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體制問題不是“垃圾桶”，并非所有困難都與體制直接相關，將各種矛盾盲目貼上體制標簽并不客觀，更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既應關注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也應注重從其他視角解決潛在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表現看，宏觀經濟減速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減速是世界多數國家的共同特征，歐洲、日本等重要發達經濟體仍然處于衰退的邊緣，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增長表現也沒有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都經歷了大幅減速。即便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永遠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

與此形成對應的是，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不僅不是完全相同，而且一些國家還存在巨大的差異。但迄今為止，所有國家經濟都沒能創造永遠保持高速增長的奇跡，由此說明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減速并非簡單的體制問題。

從融資問題看，中小企業融資難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中小企業融資難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普遍性的難題。中小企業大多面臨缺乏抵押品、抗風險能力較弱，導致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抓大放小，客觀上使得中小企業可獲得的資金相對較少或者貸款利率更高。同時，在資本市場融資方面，很多處于初創期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較大，但由于規模較小、風險較高，難以滿足上市或發債的條件，即便順利上市，中小企業波動可能高于大企業，使得其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不確定性較大。

盡管中國各級政府都持續呼吁社會關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也不斷研究各種舉措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但這并不代表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與中國獨特的體制有著絕對必然的緊密聯系。

從財政收支看，債務風險高位運行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雖然中國政府顯性債務并不高，但如果算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其他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那么中國政府債務風險就顯著增大，這也是近年來社會擔憂中國經濟風險的因素之一。

然而，政府債務問題并非中國所特有，美國財政債務絕對規模已經超過18萬億美元而位居全球首位，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出現的財政懸崖、政府關門、債務評級下調等一系列事件，顯示美國財政債務風險升級的事實。歐洲多國抱團陷入財政債務危機，預示歐洲財政債務風險極端化的事實。日本國債占GDP比重已經躍居世界主要國家前列，預示日本債務風險不容忽視的特征。由此可見，債務風險高位運行問題在大國中也具有普遍性，難以簡單歸咎于具體的體制問題。

從創新戰略看，創新轉型升級慢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創新是多數國家極為重視的目標，很多國家都將教育、科技等關系創新的重要領域置于政府優先發展的重點，但真正實現創新躍居世界產業前沿的國家并不多。中國也不例外，中國雖然經過30多年發展，但支撐經濟發展的依然是眾多粗放型的低附加值的產業，創新并沒有真正引領中國經濟進入前沿領域。究其原因，世界各國發展都必須遵循市場競爭規律，發展中國家借助勞動力等低成本因素能夠獲得競爭優勢，那么大量資源就會涌向粗放型的勞動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產業，其他領域由于缺乏資源而難以發展的現象就不言自明。

雖然中國創新不足難以回避體制性因素，但經濟競爭規律也表明創新滯后的客觀性，純粹的體制改革顯然難以解決所有問題，而伴隨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后，低附加值產業衰落所釋放的資源集聚于創新領域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由此可能迎來創新的爆發期。

從經濟結構看，結構矛盾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在中國經濟的眾多挑戰之中，結構性問題一直被視為重要的內容。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出口減速及投資下滑等所暴露的結構性問題越發突出。但從國際比較來看，結構性問題也帶有普遍性。美國自金融危機以來持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但大量資金滯留在商業銀行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揭示了美國經濟潛在的結構性問題。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暴露了危機國家缺乏競爭力及過度消費等結構性矛盾。日本持續實施超常規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但日本經濟未能改變持續低迷的局面，還可能出現失去N年的顯現，預示日本經濟存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大宗商品價格劇烈震蕩等因素而促使宏觀經濟大幅波動，顯示其難以回避結構性問題。

上述事實驗證了結構矛盾存在非體制因素的事實，不管選擇哪個國家的體制，都可能存在特定的結構問題，在尋求結構優化的問題上，中國除了重視體制因素，還應同樣重視非體制因素。

從供需矛盾看，產能過剩不能全部歸咎于體制。全球經濟放緩尤其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需求增速放緩，促使中國產生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鋼鐵、水泥等都面臨著嚴峻的去產能壓力。與此相對應的是，鐵礦石、石油等大宗商品輸出國由于中國等需求下降而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并非中國體制下的特有產物，而是呈現了多國共存的現象。

雖然產能過剩與各國體制有著內在的聯系，但開放環境下世界各國分工更細所帶來的各國聯系深化，宏觀上卻缺乏相應的協調機制，顯然也是導致產能過剩等產業發展問題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尋求通過體制改革緩解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也應關注非體制因素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綜合來看，當前的體制改革關系中國經濟未來的健康發展，但不能把當前諸多問題完全歸咎于體制因素。片面地呼吁頂層設計及體制改革，可能難以解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眾多挑戰。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出現減速分化的新常態，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現象，貨幣呈現競爭性貶值風險，世界多個國家正經歷著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環境保護被置于更為重要的位置，這些形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面臨的新環境，加大了開放宏觀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為各國經濟波動引入了非體制因素。注重非體制問題的應對須成為促進各國宏觀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