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經濟結構性改革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目前關注的重點,從原本的金融領域,聚焦到中國的產業和產業政策領域。

    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目前關注的重點,從原本的金融領域,聚焦到中國的產業和產業政策領域。

    在11月15日舉行的“2015北京大學成都金融論壇”上,他作了題為“老經濟、新經濟與增速換擋”的演講。

    “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下一輪靠什么產業支撐—如果這個產業都想不出來,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增長潛力,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為最終,GDP是靠企業、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黃益平說道。

    對于中央高層日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黃益平認為,針對目前生產中存在低效率、資源配置不當、技術進步比較緩慢、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這一提法是有益的。

    “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平穩住,甚至有所回升?這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改革,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對于經濟最后穩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的作用。”黃益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黃益平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增長速度可能會有波動,但往下的趨勢不會改變”。

    “假如說我們把主要的經濟學家們召集在一起,讓他們預測未來五年中國GDP增長可能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區間,非常有意思的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和悲觀的經濟學家給出來的數字將非常貼近,基本上都在6%—7%之間。”黃益平說。

    他堅定地認為“唯一能夠把增長速度穩住的就是創新和產業升級”。但更重要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實速度慢于經濟學家們的預期,中國需要更強的頂層協調來推進改革。他以“僵尸國企退出”為例,闡明了改革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困難。

    黃益平表示,在創新產業的培育中,作為“有為政府”,應當將產業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識產權保護、金融體系改革等基礎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產業,“凡是政府明確支持的一個產業,這個產業就會很快發展,但產能過剩也會更快速地形成。”

    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是長期與短期的關系

    時代周報:習近平總書記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經濟學家將其理解為“供給學派”勝出的一個信號。你怎么看這樣一個轉變?

    黃益平:我不認為存在誰勝出的問題,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其實大多數需求側的政策,主要是宏觀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實更多的是平衡經濟。而供給側改革,更多地考慮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續的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更長期性的政策。

    在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時候,討論供給側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那時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穩定宏觀經濟的政策;但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考慮的是中國經濟還能不能持續增長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時候考慮供給方面的政策是有意義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解決我國目前生產當中存在的低效率、資源配置不當、技術進步比較緩慢、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的角度來說,是比較有針對性的。

    時代周報: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意味著此前“通過增加投資刺激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有所轉變,因此貨幣政策會相對收縮。你怎么看?

    黃益平:首先,現在貨幣政策并沒有特別寬松,目前實行的一直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其次,這兩個問題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用于解決短期穩定的問題,比如經濟下行壓力過大,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用于經濟的短期托底、穩增長;而供給側的政策,通常用于解決中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

    不過,在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暫緩,這的確是一種可能性;而同時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因為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

    比如,一些產業需要重組,意味著短期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因為需要人為關停部分企業,那么原來有的就業和生產,現在都沒有了。當然,這些生產和就業本身都是無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們人為關停,經濟活動就變得更少。此時,為了配合改革,以及實現保持經濟平穩過渡,將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兩年前的改革方案(指三中全會決定)出來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做過一個測算,發現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實施的話,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可以提高兩個百分點。

    但它同時發現,在短期內,這個改革會讓經濟增長下降0.3個百分點。即調整和重組在短期內是會讓經濟活動有損失的。

    因此,經濟結構改革,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關停僵尸國企等)與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它是多層次、多維度的,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方面。

    僵尸國企退出的障礙并非無法化解

    時代周報:你在演講中提到,目前改革的速度比經濟學家們預計的要慢,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

    黃益平:改革確實比較復雜。例如要讓僵尸國企不生存,從理論上來說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個大國企關掉,它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執行的時候肯定會比較謹慎一些。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頂層設計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終實施的時候還是通過各個部門去落實,而各個部門的考慮和動力不太一樣,所以有時候不同的部門,政策推進差距很大。現在的有利之處是,有了頂層設計,那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實施和落實方面的協調,共同推進。

    時代周報:目前來看,讓僵尸國企退出是否有難以化解的障礙?

    黃益平:就國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國企要被關閉、被兼并或被重組,政府擔心的無非是幾方面的問題:第一,如果工人失業,會不會有社會問題;第二,會不會有很多不良資產—銀行的不良貸款過多會導致問題;第三,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三個問題,有可能導致改革推進非常困難。但反過來看,不推進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們確實擔心失業問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繼續運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個效率更高?答案顯而易見。

    并且,目前我國有一定的社保體系,與過去什么都沒有的改革環境已大不相同。同時,與過去勞動密集型國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國企盡管規模很大,但是其實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就業的問題其實是能夠被化解的。

    不良資產的問題也同樣可以化解。其實,通過給僵尸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讓它們的不良資產不爆發,這更加危險。

    如果現在不處理,不良資產問題會變得越來越龐大—這非常重要。我們已經見到很多企業,在2008年或2009年本來要破產了,結果在2009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產了。唯一的區別是,現在的負債已經比那個時候龐大很多。

    從目前來看,以我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或者說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是有可能的。比如,過去通過資產管理公司,將一部分不良資產先放在一個單獨的平臺上,慢慢化解。

    第三個問題就是影響GDP增長:關閉國企使當地的經濟暫時不活躍了。

    這正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確實考驗頂層的決斷力。如果我是市長,估計我也不愿意關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問題會更大。

    因此,頂層設計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其實意味著頂層的協調和頂層的實施,大家一起來推動這件事進行。

    有競爭力的產業形成后經濟增長才會企穩

    時代周報:你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有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一兩年的經濟觸底之后,增速會有回升。你的判斷是否也因此有變化?

    黃益平:說實話,沒什么變化。所有的改革政策,兩年前都已經告訴我們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確,即市場機制要在市場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現在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落實。

    因此,經濟增長短期的觸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觸底回升都不可持續。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平穩住,甚至有所回升,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企業,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性改革,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對經濟穩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想說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發揮顯著作用,將有很明顯的時間滯后,不會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長就回升。

    時代周報:以前你對金融談得比較多,最近更多的是談產業,發生轉變的原因是?

    黃益平:過去,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宏觀經濟問題,即經濟上下波動,并進行配套的金融改革。

    但現在的問題是,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我認為,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增長潛力,核心問題是下一輪中國經濟靠什么產業支撐—如果這個產業都想不出來,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增長潛力,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為最終,GDP是靠企業、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

    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就是以前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下一個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還在形成,有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它其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產業升級真的非常關鍵。

    時代周報:對于金融改革,目前你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

    黃益平:我目前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金融市場的紀律問題。比如利率定價給放開了,但是如果借錢的人沒有后顧之憂,借了錢不需要還,或者存在軟預算約束、剛性兌付,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此,現在我很關心國企改革問題,尤其是那些做得不好的、產能過剩很嚴重,即僵尸企業能不能退出,如果它不能退出的話對于提高資源效率會有很大的約束。

    一方面,它要占有很多資源來讓它繼續運行、繼續生產;另外一方面,這其實與鼓勵創新相違背。我跟企業家交流,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政府什么時候會出臺更加大的政策,看我什么時候能熬過去:如果明年初政府宣布很大規模的方案,那我再熬三個月就過去了。如果做得不好的企業能分到很多資金,那大家也就都沒有很大的動力去創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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