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最近一段時間很熱。在昨天的國務院“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又提供了一種口徑，“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其實，換成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既要照顧眼前利益，保持適度的刺激，又要立足長遠利益，降低制度性成本。

供給側改革最近一段時間很熱。在昨天的國務院“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又提供了一種口徑，“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其實，換成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既要照顧眼前利益，保持適度的刺激，又要立足長遠利益，降低制度性成本。

以前是凱恩斯主義獨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擴張來撐開需求。然而，在當前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質量下，需求已增無可增，這在國內表現出不足，在國外表現出爆買，說明不是需求出了問題，而是供給出了問題，是同質化的供給不再能夠匹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消費需求，是企業囿于各種束縛和限制，不愿或無力創新供給與模仿型排浪式消費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之間的矛盾。強調需求刺激的凱恩斯主義，對此是無計可施的。在上世紀80年代，美英兩國也是面臨需求停滯、供給不力的類似局面，前者轉向供給主義，后者祭出新自由主義，但殊途同歸，都是在致力于迫降本國經濟發展的制度性成本，包括降低稅負、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市場開放，增加企業個性化、多樣化的供給，通過供給制造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無論是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是發達國家逾越滯漲危機，都需要在供給上發力，都需要在制度結構上做文章。因此，供給側改革，其實就是政府部門的自我削權和讓利于市場，是比觸及靈魂還困難的觸及利益。如果我們更多地將供給側改革視為產業引導、稅收補貼、信貸優惠等，是繼續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那就沒有觸及到供給側改革的實質。

決定我們今年或明年GDP增速的是需求側，或是更加積極的積極財政政策，或是繼續雙降的貨幣政策，而決定我們“十三五”以及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毫無疑問是供給側，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但輕重緩急不同，道理不用多說。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歷經三次工業及科技革命，國家經濟的興衰起伏，最后就歸結為兩種優勢：成本和獨家。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無可替代，其他國家競爭不過，就像現在的德日汽車、中東石油、美國高科技和好萊塢，要么資源稟賦了得，要么創新創意了得。如果做不到獨家，做不出甩掉別人十條街的創新，那么至少擁有成本優勢。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至世界第二，成本優勢居功至偉。如今，中國經濟成本優勢不再、創新未滿，夾在中間，冷暖自知。此時提及供給側改革，正是為了重新打造優勢：之于成本，雖然人工成本上升不可逆，但制度性成本如果下降，仍可為中國經濟贏得優勢；之于創新，法治、產權、知識產權、自由、開放是創新的充分必要條件，哪一個不需要將全面深改進行到底？如果我們不能在創新競爭上獲得一席之地，再過數十年，我們將沒有優勢。因此，對于供給側改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