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經濟業態帶來的產業結構轉型，被一些學者和專家稱為“最典型轉型”。雖然新經濟業態在各地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尚小，但是這些業態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活力，已經成為一些地方和企業新一輪轉型發展的“金鑰匙”。

由新經濟業態帶來的產業結構轉型，被一些學者和專家稱為“最典型轉型”。雖然新經濟業態在各地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尚小，但是這些業態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活力，已經成為一些地方和企業新一輪轉型發展的“金鑰匙”。

北京中關村管委會的數據顯示，新興產業集群日益壯大，現代服務業正支撐著示范區創新發展。衛星應用、生物和健康等六大優勢產業，集成電路、新材料等四大潛力產業繼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整體實力不斷增強。2013年，“6+4”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實現總收入19820.2億元，同比增長17%，占中關村總收入的65%；實現利潤1454億元，同比增長16.2%。

去年7月，杭州決定發展“信息經濟和推動智慧應用”的“一號工程”。杭州市市長張鴻銘表示，2015年上半年，全市信息經濟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236.1億元，增幅22%；增加值1020.9億，增幅25%，占全市GDP的23%。信息經濟引領作用越來越明顯，成為全市GDP高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李耀新表示，上海將以“四新”——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來推動上海經濟轉型發展。“上海土地資源緊張，產業優勢不斷被兄弟省份趕超，互聯網的興起又在不斷淡化地理差異，這使得上海經濟要發展，必須在‘新’字上下功夫。”上海市經信委調研員林主恩說。

部分受訪的地方官員和企業負責人認為，應進一步推動傳統業態智能化、集群化發展，向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攀升。以“互聯網+”為平臺，進一步培育和扶植一批新業態企業，并引導其注重品牌、質量、創新和標準化建設，打造產業核心競爭力。

工信部政策法規司巡視員李國斌認為，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使我國有機會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盡管各地新經濟業態發展勢頭迅猛，但仍有諸多不適應的瓶頸問題，需進一步為新業態“迸發”提供軟環境支撐。

一是用大項目帶動突破關鍵技術，串起產業鏈級別的新業態。大連理工大學技術經濟研究所主任劉鳳朝表示，現在我國還沒出現顛覆式的創新，出現的新業態也只是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在應用上的表現，不是技術和產業的根本性變革。建議出臺強有力政策，引導企業潛心培養行業的核心技術。

二是釋放需求培育市場，進一步打造發展環境。李耀新為，需求是每個新興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導向，通過激發需求可以拉動和培育一大批相關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少干預，多從制度層面做宏觀規劃。首要是立法把產業發展環境做好，讓企業行為有規范，市場競爭有機會。對實踐證明發展潛力巨大、對國民經濟未來將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新業態及時推廣，并列入國家有關經濟規劃。部分企業負責人和專家提出，包括大數據、互聯網金融、智慧醫療等新經濟領域，都需要政府信息資源公開共享，但是目前開放共享較有限，各種信息分散在多個部門，難以整合利用。

三是財政扶持政策廣覆蓋，行業管理和監管標準應跟上。寧波柯力傳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建鵬表示，目前新經濟業態以輕資產居多，難以獲得財政金融等政策扶持。政府購買、行業優惠政策等扶持手段也僅局限于現有行業目錄和傳統領域，新業態企業因行業歸屬不明晰而無法享受相關扶持政策。此外，企業涉足新領域還面臨管理體制方面的一些阻礙，部分跨界融合企業面臨資質、準入等政策門檻。受訪者建議，新形態呼喚政府新作為，在新一輪市場格局重構中，政府應及時針對新經濟業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健全相應的體制環境，明確監管標準，匹配新業態發展，釋放新業態活力。

四是政府部門間應加強溝通協調，對新生事物多支持，多觀察。《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許多新業態都是跨界經營，已不能用現有的行業標準來劃分。如汽車銷售企業搞異地汽車旅游，就涉及工業、商業、旅游業、交通管理等多個部門，只要在一個部門“卡”住，就很難開展業務。浙江省發改委高技術產業處調研員陳涵、寧波市發展規劃研究院副院長劉興景等人認為，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涵蓋不可能隨著新業態的不斷出現而第一時間進行調整，總會有一個滯后期，這很正常。但在滯后期間，遇到新生事物時，各部門要多支持多補臺，多觀察多總結，少否定少拆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