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將于本月底召開，美國和中國的減排承諾和合作舉足輕重。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將于本月底召開，美國和中國的減排承諾和合作舉足輕重。

根據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參謀長丹尼斯·麥克唐納的說法，目前奧巴馬總統的日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其實早在2014年6月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就頒布了第一版清潔能源計劃，而后不斷完善，最終在2015年8月正式頒布最新版本的清潔能源計劃。最新版本的清潔能源計劃被媒體稱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環境能源政策，如得以實施，美國數百家煤電廠將被迫關門，同時將加快美國電力行業向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消費者分布式發電的轉變。

與2014年版的清潔能源計劃相比較，2015版還是有較大調整，除了更加嚴格的減排目標(2014年清潔能源計劃的減排目標是2030年比2005年減少30%，而2015年版上調目標至32%)，這份終稿還賦予了各州政府更靈活的減排截止日期約束，這個調整的主因是2014年初稿引起美國國內共和黨、一部分化石能源依存度高的州政府，以及大部分能源公司的普遍抗議。

然而，盡管有比較靈活的減排截止日期調整，實際上更加嚴格的減排目標依然給這份計劃的實施蒙上了很大陰影。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從美國目前相關法律規定上看，清潔能源計劃中涉及的一部分內容超出了法律規定的EPA監管范疇，這將在執行層面上帶來問題。第二，清潔能源計劃為了滿足各個州政府更加靈活自主地采取合適自身的減排計劃，在推出碳排放標準的同時，允許各個州政府在1年內通過多種措施自行制定減排方案，而若某一州政府在指定時間內拒絕提交方案，則聯邦政府屆時會強制替其制定減排方案，這種方式不僅在形式上給反對派提供了拖延的機會，也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時間成本的浪費，導致清潔能源計劃的啟動很可能推遲到下一任總統的任期內。那么，下一任總統的黨派歸屬，及其后續新總統的政治態度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清潔能源計劃的執行力度。第三，近年來美國在環境減排上取得較為優異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頁巖氣的快速發展和天然氣價格的不斷走低所帶來的煤炭消費的替代，然而，低廉的天然氣價格可能使頁巖氣的發展難以持續。第四，北美電力可靠性委員會(N ERC)在2014初稿版清潔能源計劃頒布之后就發表了對美國電力系統如此迅速且大規模的轉化對電能質量和電網安全問題的擔憂。

除此之外，清潔能源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EPA所預測的每年0.2%的電力需求下降、每年1.5%的效率節能量、以及每年6%的熱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做出來的，如果這些預估和假設未能兌現，那么實際可操作程度將值得商榷。

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經過持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近期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在例行記者會上特別提到了中國在清潔能源上的巨額投入對美國在相關方面投入的刺激作用。因此，清潔能源計劃的推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中國加強清潔能源投資和節能減排政策的一種回應，也是美國試圖通過該計劃激勵或提醒其他沒有強制性減排目標的國家盡快采取行動。美國將借助清潔能源計劃試圖提升或重新奪取其在巴黎氣候大會上的主動權，并向中國和印度這樣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新興經濟體施壓。

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協作其實早就開始了。中國相關部門和美國能源部從2009年開始就一直在推動清潔能源革命，奧巴馬政府也一直把清潔能源合作作為美中外交關系的重要一環。

事實上，中國的清潔能源發展和美中能源合作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美國新能源商品服務和技術等開辟中國市場。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也是美國新型能源公司產品和技術(如智能電網、碳捕捉與封存技術CCS等)輸出的主要目的地。反過來，如果仔細觀察今年美國能源市場上的中國元素，不難發現一些新的動向。萬向集團在伊利諾伊的太陽能板制造廠，金風科技在蒙大拿的風力發電站，漢能在硅谷的收購案等，中國企業走向美國新能源市場的案例越來越多，這種企業層面上的合作和互相滲透，也是中美清潔能源合作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總而言之，美國清潔能源計劃的推出，在美國國內以及國際上都引起較大震動，對于解決全球氣候問題有積極意義。但其實施與否與落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國內配套法律的進展，以及各個州政府的執行力度和主要能源公司的配合程度，當然還取決于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國有很大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氣候大會上，以其制定出來的目標強度來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問題施壓，以求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重點轉向自愿承諾以后占據主導位置。

中國近來在清潔能源發展和碳減排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除了準確判斷美國的作為和意圖，以及做出智慧應對，若能借此機會尋求在清潔發展上更大的突破和更多與國際先進經驗的合作，也會對我國實行接下來的減排目標帶來積極幫助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