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我沒有替誰去背黑鍋】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昨日退休，7·23事故后首次接受采訪講述“反正我信了”發布會內情。

2011年7月24日，時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在7·23溫州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后“揮手”離開。

11月25日，即將退休的王勇平接受記者采訪。新京報記者賈世煜攝

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昨日退休，7·23事故后首次接受采訪講述“反正我信了”發布會內情。

■ 對話人物

王勇平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2011年7·23溫州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上，王勇平因“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這是一個奇跡”兩句話成名，成為輿論炮轟的對象。此后，他告別新聞發言人生涯，遠走波蘭，成為鐵路合作組織中方代表。去年，他回國擔任中國鐵路總公司文聯主席兼秘書長。

這種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我沒有替誰去背黑鍋。在那種特定的情況下，讓新聞發言人出面也沒有什么不合適的，我沒感到特別的委屈。

——對網上的“背黑鍋”一說，王勇平表示否認。

■ 對話動機

這是一次徹底的告別。相對于四年前的那次“遠離”來說。

27日，60歲的王勇平退休了。從外表上看，他和四年前并沒有太大變化。除了從發根爬出的幾縷白色。

這位曾經的鐵道部新聞發言人，談話間仍保持平靜的語氣，不緊不慢，循著自己的邏輯。

11月25日，退休前夕，王勇平決定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這是7·23事故新聞發布會后，他第一次直面媒體，披露當時那場發布會前后內情。

交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他沒有回避任何一個問題。

不過，曾經深陷輿論漩渦的他最后提到一句話，“我尊重別人對我的各種看法。”

“我期待退休的到來”

新京報：你應該馬上就退休了吧？

王勇平：我已經跟組織上表明了我的觀點，到點就下。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笑)

新京報：去年11月底從波蘭回國后，你一直擔任鐵路總公司文聯主席的職務，這個職務符合你的意愿嗎？

王勇平：到文聯工作既有組織上的考慮，也有我本人的愿望。回國后領導對我說，可以對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要求。我只剩下一年的工作時間，而且從內心里來說，我比較喜歡文學藝術方面的工作。

新京報：沒想過要回宣傳部？

王勇平：我已經離開這個崗位三年多，從沒這么想過。

新京報：這一年來的工作和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王勇平：特別充實、快樂。在通過我作為文聯主席提名的會上，我講了一段話，大意是說，我只有1年的工作時間了，算起來就是三百六十多天，我要把每天都過得有意義，不虛度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

新京報：跟之前變化大嗎？

王勇平：不像以前在宣傳部那么忙碌了，那時候神經一直都是繃緊的。現在每天正常上下班，早晨8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過去在宣傳部時，很少按時下班，基本上都是晚上八九點回家，有時凌晨兩三點還要被叫去開會。

新京報：之前是宣傳部部長，在前樓辦公。現在是文聯主席，在后樓辦公。前后有差別嗎？

王勇平：沒感到有什么差別。只是崗位不同，大家對我一直都是很友好的。

新京報：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王勇平：退休就是退下來休息，我向往著過一種云淡風輕的生活。當然，退休后，我還會對書畫、攝影、旅游這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保持興趣，也會應邀從事一些講學培訓的工作。

新京報：生活重新恢復平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勇平：平靜的生活應當是大多數人的向往和追求。風口浪尖是暫時的，淡泊寧靜才是我所滿意的生活狀態。

“我沒有拒絕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

新京報：現在回憶2011年7月24日那場新聞發布會，是什么樣的感受？你自己怎樣評價？

王勇平：關于那場發布會，社會上的評價已經很多了。我怎樣評價并不重要，我只能說，我盡到了我的職責，做了我該做的事。

新京報：當時你在發布會上的處境是怎樣的？你對媒體的態度抱怨嗎？

王勇平：當時場面比較混亂，參加發布會的媒體朋友情緒也比較激動；加上2011年新媒體剛剛興起，我們對如何在那種輿論環境下應對突發事件還沒有經驗；又由于社會上很多人對高鐵事業有很多不同看法，鐵路自身也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特別是這次事故死傷了那么多人，媒體反應強烈，甚至有的媒體朋友把新聞發言人當作問責的對象，我也完全能夠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問題。

新京報：你當時了解事故的詳細情況嗎？

王勇平：開發布會時距離事故發生只有26小時，事故的原因還在調查。在調查結果還沒有定論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實原因是什么。我連事故現場都沒來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當時能夠掌握到的事故發生概況，更細致、更深入的情況都還不清楚。

新京報：面對圍在臺前追問的記者，你發言時的心態是什么樣的？

王勇平：對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夠理解他們。追問事故的真相是記者的責任所在，作為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我有責任有義務去努力滿足他們的知情權。

新京報：發布會后，記者不愿意離開，將你圍住，你當時是什么樣的情緒？

王勇平：宣布發布會結束后，當時很多記者認為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提問，于是沖到臺上把我圍住，有兩名記者把我兩只手抓得緊緊的，說不能走。我就在那種狀態下繼續回答他們的提問。我努力保持著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靜。

新京報：對于你的標志性語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這是一個奇跡”這兩句話，你后悔嗎？

王勇平：從后來發生的情況看，或許換一種表達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語境的。當時網絡上盛傳埋車頭是掩蓋證據，掩蓋事實。我回答說我下飛機時，問接機的同志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們給了我一個解釋，說掩埋車頭是為了便于繼續搶險，因為當時搶險現場狹窄，有一個泥潭，必須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繼續的救援。事實上，這是舉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蓋不了。其實話說到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為了得到媒體朋友的信任，我又補充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至于“這是一個奇跡”，這個話是回答關于小伊伊的提問。提問說在鐵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車時發現一個活著的小生命。當時列車已經經過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測儀也顯示沒有生命跡象了，我們不可能在還有生命的情況下停止救援，事實上鐵道部一直也沒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車時，也是分層起吊的，這才有可能發現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頑強的生命力讓我感到是一種奇跡。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答復。

新京報：說這兩句話的時候，你是不是生氣了？

王勇平：我沒有理由生氣。我是在誠心誠意地回答每一個問題，只能說回答的好與不好，但是我沒有拒絕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有人說我當時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這是誤解我了。我在發布會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這既是對死者和傷者，也是對全社會表達鐵路方面的深深愧歉。

新京報：你在會上有短暫的保持微笑狀態，這是你的習慣嗎？

王勇平：我認為當時表情始終是凝重的。至于網絡將我某個瞬間說話的表情截屏定格，認為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態，這是不客觀的。發言人面對媒體保持微笑是一種尊重，也是我的習慣。但這是一次有著重大傷亡的事故發布會，我的心情始終很沉痛，至于我出現了習慣性的微笑表情，我確實沒有意識到。媒體以此認為我漠視逝去的生命，我無法接受這種觀點。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那場新聞發布會重來一次，你會用什么樣的表現來應對？

王勇平：你說的是假設，歷史不會重演。即使歷史重演，我仍要承擔我的責任，但是我會考慮得更全面、更穩妥。

新京報：你對那場發布會的表現打多少分？

王勇平：這個分不應該由我來打，我只能接受評判。

預感會出事電話家人不要看直播

新京報：很多人認為，盡管事故發生時你是鐵道部的新聞發言人，但那次發布會應該由鐵道部的更高層來主持。

王勇平：有這個說法。當時事故的救援、善后等相關工作繁多而復雜，鐵道部領導需要集中精力去做好這些工作，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在舉行發布會的同時，還召開了全國鐵路吸取事故教訓、打好安全翻身仗的電視電話會議，都湊到一起了，所以讓我先去發布。

新京報：你們是怎么決定誰去參加發布會的？

王勇平：我下飛機后就接到上級有關部門領導的指令，要求立即召開發布會。我向部領導匯報，當時很多情況還沒有搞清楚，我們提出來能不能稍微晚一天再開發布會？但是有關部門要求當天晚上必須開，因為當時的輿論出現了很大的偏差，謠言盛行，完全可能引發嚴重的群體性事件。而且當天要開發布會的消息也傳出去了，很多媒體在等候。

部領導問我有沒有把握？我說我剛剛到，情況不掌握，我沒有把握。過了一會兒，領導又問，你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我沒有把握，但是領導讓我上，我盡力而為。

新京報：你兩次說了沒把握，最后還是決定要你去。

王勇平：我自己也需要一個態度。因為是新聞發言人總得有一種擔當的精神在，這個時候我不去，既沒有盡到發言人的責任，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新京報：有人說你替別人背了黑鍋，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王勇平：這種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我沒有替誰去背黑鍋。在那種特定的情況下，讓新聞發言人出面也沒有什么不合適的，我沒感到特別的委屈。

新京報：那天走進會場的時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王勇平：在乘車去發布會現場的路上，我一直在揣摩記者會問一些什么問題，以及如何回答這些問題。當我下車要走進發布廳時，門口有一位熟悉的記者朋友攔住我說，“王部長，里面太亂了，今天可能會出事，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去，取消這次發布會吧。”這時站在我身后的上級部門的一位領導，說他先進去看看。過了一會兒，他出來很凝重地說，我們還是進去吧。

新京報：你自己會有不好的預感嗎？

王勇平：當然會有預感。因為這個事故太重大了，輿論對鐵路非常不利，我掌握的信息又非常有限，準備工作也非常倉促，再加上現場直播，我自己確實很擔心，沒有底氣。在去發布會現場前我給家里打了個電話，因為我母親當時住在我們家里。我跟我愛人說今天晚上可能會有一個關于事故發布會的直播節目，家里人就不要看了，特別不要讓80歲的老母親來看。我擔心老人看到心里會承受不了。

沒想到會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

新京報：你是怎么走出會場的？

王勇平：當宣布發布會結束的時候，記者一下子圍上來了。他們繼續問，我繼續答，同時慢慢地移動。下樓梯時還有一些記者追上來，后面的照相機快門聲響成一片。我回身揮了下手，以示禮貌。后來這張照片被很多媒體發出來，說我告別了新聞發布會舞臺，成了一張傳播很廣的照片，賦予了很多的寓意。

新京報：你揮手告別時，有沒有想到這是人生中最后一場發布會？

王勇平：沒想那么多，我當時筋疲力盡。第二天早晨在大廳里遇到部領導，他說上級領導看了發布會的現場轉播，提出鐵道部要表揚王勇平。我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但后來我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新京報：接下來發生了什么？

王勇平：輿論越炒越厲害，部領導覺得我再做新聞發言人可能不太合適了，就考慮對我工作進行變動。

新京報：那些日子你是怎么過的？

王勇平：當時我們全家人都不涉及這個話題。不上網，不看報，把自己與外面的輿論隔絕開來。在那年10月15號去波蘭之前，我有兩個月辦理出國手續的時間，我每天就在部里小型新聞發布會的會議室里等待。

新京報：你在辦公室上網看新聞嗎？

王勇平：基本不上網，但我知道網上都是罵聲。一直到我要出國了，還有人在那鉚足了勁罵，說絕不能放過我，不能讓我跑到國外去躲起來。我哪是到外國躲起來？我是去工作的。

新京報：后來有一些為你抱不平的聲音出現。

王勇平：越到后面，理性的聲音越多，客觀看待這場發布會的人越來越多。

新京報：聽說你把王旭明寫給你的公開信貼到了辦公樓內。

王勇平：這個事是不存在的。我覺得這封公開信從觀點到事實都是立不起來的，我怎么可能把這封信掛到辦公室里呢？當然，我也覺得他寫這個信可能是善意的，但是客觀上造成了對我的誤解。

在波蘭期間經常和母親視頻聊天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知道自己被免職的？

王勇平：鐵道部黨組開會的前一天晚上，大概8點的樣子，我從辦公室回去，在走廊遇到部領導。他說，勇平我們來談談你的工作問題吧。

新京報：當時你有心理準備嗎？

王勇平：沒有。他說，現在這種情況下，你再主持鐵道部的新聞發布工作不合適，所以我們想給你調整一下工作。現在華沙鐵路合作組織正好需要一個委員去，你看怎么樣？我說我服從組織安排。

新京報：你當時就同意了？

王勇平：對。他說你還有什么條件嗎？我說沒有條件。第二天黨組上會的時候，就這么通過了。

新京報：當時沒有公開說過你被免職的原因？

王勇平：對，人事變動很正常，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是因為過錯變動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部領導找我談的時候，他也說輿論現在炒得這么厲害，但這不是你的過錯。

新京報：你們的談話沒持續多久？

王勇平：非常簡短。說完之后，我當天晚上就回去收拾東西。第二天上班大家還有一些工作來向我報告，我就告訴了他們我工作調整的事情。

新京報：離開時，對自己的工作會有不舍嗎？

王勇平：人都是有感情的，何況我在這個崗位工作了整整8年。當時的那種心情，更多的是對新崗位的期待。

新京報：在波蘭期間，會有特別難熬的時候嗎？

王勇平：沒什么特別難熬的。如果說有的話，就是在傳統節日的時候，特別想念自己的母親，她80多歲了，非常希望我早點回國。開始是打電話，后來她竟然學會了QQ視頻。所以下了班之后，我回到住處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母親先視頻一下。

新京報：你回來之后，鐵道部變成了鐵路總公司。

王勇平：這是鐵路改革的重大舉措。鐵道部換牌那天，我正好在白俄羅斯參加一次國際會議。那天我的心情特別復雜。你說對于鐵道部沒有留戀嗎？不可能。我們都是這一段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和宣傳者。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悲劇人物”

新京報：你恨過當時報道你的記者嗎？

王勇平：我能夠理解他們。我們之間沒有私怨，只不過是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已。

新京報：作為一個新聞發言人，在突發事件時被推出來，你會覺得委屈嗎？

王勇平：那是一種責任，既然愿意承擔這種責任，就不應該考慮個人得失。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個悲劇性人物嗎？

王勇平：我認為我的人生是很充實、有意義的，我從來就沒有感覺自己是悲劇人物。

新京報：但你確實經歷了挫折。有沒有反思過，自己最大的缺點是什么？

王勇平：我也經常反思自己，對自己也有很多不滿。就這次事件來說，我對發布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狀況預料不足，主觀上太過自信。尤其是一些個性化的語言，在那種特殊的場合下表現是不合適的。

新京報：你曾經在書里寫道，“放下，放下，通身放下”。現在想來，你放下了嗎？

王勇平：這是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當然我也尊重別人對我的各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