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方對人民幣“入籃”的影響也呈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論辯態勢。一言以蔽之，“正方”認為是重大利好，反方認為影響不大。

12月1日凌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宣布人民幣加入SDR，有人甚至用“感覺像過除夕”來形容當晚的心情。“SDR”從幾個月前無人知曉的專業術語，迅速成為人們街頭巷議的談資話題，一時間引爆了社會各界的輿論沸點。

隨著討論的深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方對人民幣“入籃”的影響也呈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論辯態勢。一言以蔽之，“正方”認為是重大利好，反方認為影響不大。

這背后觀點的分歧主要源于各方對人民幣加入SDR長短期影響的不同視角，以及所立足的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不同階段。

對人民幣資產是重估還是原地踏步？

“人民幣加入SDR將對全球資產配置產生雙向響應。”波士頓咨詢公司董事總經理何大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方面，“入籃”將會增強全球各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信心，讓更多國家愿意使用人民幣并將其納入本國外匯儲備中，國際資本會積極配置人民幣資產，另一方面，出于避險和投資組合考慮，中國資金有全球配置的訴求和沖動。

那么，人民幣“入籃”是否會提升各國將其納入儲備貨幣呢？這也未必。某西南政策性分行副行長告訴記者，一方面，各國愿意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取決于該國是否與中國有密切經貿往來，與中國發生債權債務關系，如果沒有，那儲備人民幣的必要性就較弱；另一方面，人民幣加入SDR代表了IMF對我國的認可，這將增強各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信心，提高國際對持有人民幣的預期，對我國與各國的經貿和金融活動產生積極影響。

在何大勇看來，“入籃”配合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將助推資本有效流動，但會需要較長時間獲取平衡點：短期外資大量配置人民幣資產，中長期國內資金會加大國外資產配置，整體上國際儲備中人民幣資產將顯著提高，如參考英鎊和日元儲備水平，預計對人民幣資產需求達2000-3000億美元。

“人民幣加入SDR有助于提升境外投資者對于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中誠信國際在12月1日的表示，目前境外機構持有的國內債券量大約在1萬億左右，約占總托管量的2%。人民幣加入SDR后境外資本大量流入，并將主要投向高等級低風險的固定收益產品，預計境外投資者配置的低風險債券占比或增長至5%。

與此同時，隨著人民幣“入籃”，有市場觀點認為，股票市場開放度有望進一步提升，國債及各類政府債券對境外投資機構也具備較大吸引力，境外投資者的參與熱情或將水漲船高。

正當全社會為人民幣“入籃”歡呼雀躍之時，一位基金公司研究員則對本報記者表達了謹慎的樂觀。他認為，境外投資者是否會選擇投資人民幣資產，主要取決于中國金融市場的表現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與人民幣是否加入SDR沒有直接關聯。他以特別提款權成員日本舉例，日元在SDR權重并不低始終高于5%，但境外資金對日本股市沒有直接拉升作用。反觀中國，當前股市價值并沒有被嚴重低估，人民幣計價資產并不會因為“入籃”而被重估，境外投資者是否加大在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是基于資產的相對收益。

招商銀行同業金融總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人民幣加入SDR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是象征意義大過實際意義。即使人民幣納入SDR，其他國家是否儲備人民幣資產并不是強制性要求和規范，海外央行是否將人民幣納入儲備貨幣，關鍵看人民幣的流動性和便利性，這與人民幣的自身開放程度有關。目前人民幣不是自由可兌換貨幣，在中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背景下，除了對中國金融市場賺錢效應的考量，海外資金進入和退出中國通道的便利性也是重要因素。

事實上，人民幣加入SDR后，在投資策略上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未來市場走向，投資人士并未給出加大人民幣資產持有的答案。渣打中國財富管理部投資策略總監王昕杰表示：“隨著中國進入降息周期，國內市場的無風險利率正在降低，理財產品的預期收益率也在下降。由于美聯儲12月份可能加息，而歐洲央行則會進一步放寬政策，所以利差可望擴大，因此建議投資者可以考慮美元債券類產品。近期美國收緊貸款條件可能會引發一些憂慮，但這正好造就了超配美國高收益及投資級公司債券的機會。同時建議投資者在匯率對沖的基礎上超配歐股和日股。”

對金融機構是危還是機？

除了對人民幣資產本身的論辯，作為從事資金交易和經營的金融機構，能否受惠于人民幣“入籃”也是各有說法。

“暫時還沒有特別大的影響。”深圳某銀行國際業務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這樣表述人民幣“入籃”對銀行業務的影響，銀行仍然保持匯改后比較穩建的業務發展模式。在客戶需求方面，因經濟下行的考慮，對人民幣貶值預期仍然持續，客戶在選擇外幣負債和人民幣負債上，更愿意持有人民幣負債。

在上述西南政策分行副行長看來，人民幣入籃對銀行業務影響不大，畢竟目前人民幣不是自由貨幣，自由貨幣才可以直接標價。在我國資本項目管制尚未放開下，銀行間資金拆借、國際結算和資本項下的經濟活動涉及的資金結算，與人民幣是否加入SDR沒有直接關系。因為成為特別提款權的幣種，主要用于各國政府間的清算，這需要經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清算，進行一定債權債務的交割，上述商貿性資金清算無法通過SDR實現。

盡管均來自銀行，但各方對人民幣“入籃”的觀點卻是大相徑庭。“人民幣加入SDR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必然促使金融機構加速海外布局，開拓境外人民幣市場。”浙江一位銀行貿易金融部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人民幣會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扎根。這必然促使金融機構的戰略目標由國內轉向全球，這樣才有可能在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之時國內金融機構轉變為國際金融機構這一角色。

上述銀行貿易部人士還表示，加入SDR是對人民幣作為國際主要支付貨幣的認可，這標志著人民幣可以作為另一避險貨幣，減弱美元匯率變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貿易商和投資者對持有人民幣的意愿將大大增強，從而提高人民幣的支付結算量。

事實上，上述觀點的分歧主要源于各方對人民幣加入SDR長短期影響以及金融對外開放步伐的不同視角。一位中部省份政策性分行國際業務負責人也對本報記者表示：“人民幣并不是作為日常結算貨幣，對銀行影響不大，具體效果要看一年后政策付諸實踐后市場的反應。”

在人民幣“入籃”歡愉之外，需要注意的是，也將對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帶來挑戰。國泰君安北京分部主管周文淵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金融機構在海外資產配置增加，面臨著利率風險、貨幣風險和信用風險等，亟需做好風險管理，這對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以國泰君安為例，該公司于 2014年12月獲得結售匯資格，成為國內唯一一從事結售匯的證券公司。“這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業務機會，但我個人看到的更多是風險。”周文淵說。

除了銀行、證券業務，人民幣加入SDR將對信托領域是福是禍？對此，中誠信托高級研究員萬偉表示，此次人民幣“入籃”，有助于信托公司以離岸家族信托等業務為突破口，進一步加快跨境財富管理及資產管理業務布局。同時，依靠“一帶一路”、區域開放紅利等政策導向，主動探索以本外幣一體化融資解決方案為核心的國際投行業務。

盡管人民幣“入籃”是紅利，促進信托加碼國際化布局的同時，也面臨著挑戰。萬偉表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或將不斷降低境內金融機構國際化業務門檻，逐步削弱部分信托公司的牌照優勢。由此，未來各家信托公司將在人才布局、團隊建設、經營機制、客戶培育、機構合作等多方面，面臨國際業務經營的綜合實力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