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想要以史為鑒，那么不需要走得太遠，鄰國韓國就是很好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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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些時候，市場已經清楚的表明，雖然中國在努力的去改革規模龐大的、主宰經濟的國有企業，但市場對國企改革不買賬。在政府批準了兩家船運集團的合并后，周一，這兩家國企的上市子公司蒸發了超過8.5億美元的市值。投資者似乎是青睞于那些中國并不感冒的事：僅僅是對國有企業的結構進行調整——讓國企的管理更專業，邀請私人投資者進入，兼并虧損的公司——這并不能把國企打造為一個舉世無比的公司。

如果中國想要以史為鑒，那么不需要走得太遠，鄰國韓國就是很好的證據。20年前，韓國最大的公司也有同樣的問題，就像今天中國國企具有的問題一樣。當由家族管理的大企業，即所謂的財閥并不是由政府擁有時，首爾的金融界大都認為這些家族財閥企業“太大了，不能倒閉”，因此這些家族企業總會受到政府的支持。這樣一來，不管表現如何糟糕，債務水平有多高，不管業務規劃有多么愚蠢，少數幾個大公司總能吸取國家經濟資源。雖然諸如三星，現代和LG在內的大企業一直在夢想能與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對手進行正面競爭，但它們的產品被認為是二流的——并且它們產品的價格也較低，這符合它們的名聲。

今天，韓國的財閥企業已經成長為了全國冠軍，而中國也想它的國有企業成為這樣的全國冠軍。如今，三星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機品牌。現代汽車因其質量而著稱，而LG在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上也有著不錯的形象。

問題的關鍵在于打破政府，銀行和公司之間的三角關系。在韓國高增長時期，韓國高層政策制定者，財閥首腦與主要銀行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三者之間的聯系推動著信貸進入受青睞的行業，創造了高投資的條件，從而帶來了不錯的增長率。但是到20實際90年代時，這個系統開始對經濟起到反作用。由于具有了得來很容易的資金，財閥們從沒有變得具有真正的競爭力。企業的經理人，由于沒有受到銀行家或是利潤要求的監管，在不盈利的項目上浪費了資金，而讓經濟資源中更具生產力和創新力的部分面臨資金短缺的窘境。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0.00%]危機瓦解了這些愜意的關系。在那個時候，韓國人把亞洲金融危機經歷看成是他們國家遭受的羞辱。這個經歷迫使韓國不得不去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但是今天，那次危機被認為是一個必要的魔鬼，它為韓國鋪墊了舞臺，讓韓國跨步進入了真正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銀行不再受到國家的影響，具有了更加嚴謹的會計標準；這鼓勵著銀行去進行更加聰明的放貸，以一個更加理性的方式來分配資本。韓國政府阻止了財閥下屬企業在貸款是各自相互擔保，這讓實力更弱的企業更難以存活。

一旦沒有了救濟，財閥們就只能依靠自身了。財閥們把精力都集中在了具有優勢的行業上，在這些優勢行業他們能與國際競爭對手競爭。這通常意味著削減職員和出售資產以精簡業務。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韓國把其研發開支從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2%增加到了2013年的4.1%，這是中國的兩倍。

雖然如此，韓國財閥的改革遠未結束。財閥企業的創始家族經常會置少數股東關心的問題于不顧，并且還會偶爾在自我而不是商業意識的基礎上做出決定。在監管巨頭方面，政府也采取了十分溫和的立場。8月份，韓國總統樸槿惠赦免了幾名商業領袖，包括SK集團主席崔泰源。崔曾因挪用公款而被監禁。在赦免崔泰源時，樸槿惠告訴她的內閣稱，這些商業領袖的天賦“對我們面臨的任務——經濟復蘇和工作崗位創造來說”是必需的。

北京的計劃離韓國已經做到的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中國的增長模式同樣取決于上述三者之間的協調。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像是不久之前韓國的財閥一樣，它們正在吮吸著國家的資源但卻產生著不如人意的收益：據西班牙對外銀行11月的一份報告，中國國有企業攫取了所有貸款的80%，但它們的資產收益率卻只有私有企業的三分之一，外商企業的一半。

但是中國卻并沒有解除這些排外的政府-企業聯系，并沒有去相信市場以讓公司的運營更具效率。

韓國也曾有一段時期像及了今天的中國，那個時候韓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領導人都認為韓國的增長模式代表了經濟管理的一種最高形式，而忽略了這種增長模式帶來的攀高的債務水平，疲弱的銀行資產負債表以及公司數量過多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毀滅了這個神話，許多財閥企業破產了，或是解體了。中國可能不會陷入類似的危機，但只要中國把國家控制和經濟穩定性居于公司改革之上，那么其經濟將會面臨同樣的扭曲。

如果沒有抹除國家和企業之間舊有的聯系，韓國就不會變成今天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中國從不會獲得韓國一樣的成功，除非其做到和韓國同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