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理事長、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孟曉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表示，1998年啟動的那次房改的作用在于明確住房商品化。

二次房改號角吹響。

12月22日，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理事長、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孟曉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表示，1998年啟動的那次房改的作用在于明確住房商品化。而今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和原有的住房制度改革是繼承和遞進關系。滿足農民工變成新市民進城居住的住房制度改革，意味著新一輪房改的啟動。這是比1998年城鎮房改更加意義深遠的重大改革。

孟曉蘇曾任國務院主導的“1998年房改”課題組組長，是保障房建設最早提議人之一。作為房改方案的設計人，孟曉蘇見證了第一次房改的經過以及新一輪房改的到來。

據他回憶：1996年他們開始做的房改方案設計。到了1998年，國務院頒布了23號文，即《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了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自此第一次房改拉開序幕。

“新市民”替代“農民工”

在孟曉蘇看來，“農民工”的提法并不科學，其表示現在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再到“新市民”的節奏非常清晰，今后“新市民”也會成為政策領域的常用詞匯。

回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從三方面談到了農民工市民化。

一是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

二是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

同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

“過去主要是解決城里人的住房問題，現在是要考慮到非戶籍的人口，如果這一輪房改啟動了，全體人民以及農民可以享受到政策福利。”孟曉蘇說道。

在孟曉蘇看來，此次房改惠及“農民工”，不只是允許其進城購房成為“新市民”，還應該包括對原有農宅與宅基地的處置，以制度改革解決新老住房的轉化問題。

孟曉蘇指出，早在2008年10月，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明確，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規范轉讓，與城市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如今把“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提上日程，不只是允許其進城務工，而且支持其購房居住成為市民。

購租并舉

孟曉蘇指出，上一輪房改并沒有百舉百全。

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政府在建立廉租房方面拖延了12年，直到2010年政府才開始重視。正是因為廉租房沒有建設，低收入者被迫去買商品房。當時采取的降房價、小戶型等非政府行為，用開發商的行為替代政府的行為，但是低收入者根本承擔不起商品房價，因此12年的空缺是遺留下的問題。后來又出臺了一系列對商品房的調控政策。

他表示，這一輪的庫存光靠現有的城市居民消化力度明顯不夠，而城鎮化遇到的問題正是農民想進城、農民進城購房難。此次中央將鼓勵農民進城購房與化解房地產庫存相結合，有利于動員地方政府以及開發企業群策群力，“財政要補貼、企業要讓利、要讓農民群眾進城住房。”這樣一來，除了化解房地產庫存，也啟動了新一輪的住房制度改革。這一輪的房改特點就是“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

取消限購呼聲再起

對于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孟曉蘇也給出自己的見解：“我認為限購、限貸和對商品房戶型的限制都是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孟曉蘇提到，曾有這么一句話：逃離北上廣、開發三四線，“為何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大？就是因為限購攪亂了市場的信號。是錯誤調控導致了市場信號的扭曲。”

在他看來，現在出現的房地產庫存加大的問題和整個房地產投資下滑到1.3%，這些都來自于過去的打壓。孟曉蘇直言，限購、限貸是捆綁在中國經濟身上的繩索，它所帶來的是壓制市場需求，同時也使得“供給側”成為畸形發展的形態，既打壓了消費又打壓了生產。

“限制老百姓不買房，就不漲價了嗎？”孟曉蘇向早報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在十年的調控之中，前五年由于不建保障房，造成房價每年上漲8.5%，在限購之后的五年，想要打壓房價卻使房價每年上漲11%。過去十年的調控，導致的結果就是房價越調越高。

孟曉蘇稱，“我把這個限購比喻為打麻藥，你可以麻醉當時的市場，但你麻醉市場的同時也麻醉了開發商，造成了很多城市的供應不足。大家到非限購城市去開發，這也是現在三四線城市庫存大的原因之一。因此限購政策早就應該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