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方面，市場在發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為相對滯后。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北京大學成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出任中心主任。這不禁讓人想起林毅夫參與創辦的另一所知名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機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時間剛好過去整二十年。

二十年里，CCER成長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也見證了中國發展的奇跡。但我們面對的并非一個靜止或線性增長的世界。如何描述在此消彼長的全球經濟共生中獨樹一幟的中國增長軌跡，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軌跡能否提煉出發展模型和經濟理論，并能通過實踐被再次檢驗？這正是林毅夫和他創立的研究中心希望解決的問題，他將這一軌跡概括為基于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啟動快速結構性變化的進程”。

早在2012年9月出版的《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林毅夫便提出，假如沒有結構性改革，歐元區、日本和美國都將陷入漫長的低增長、高風險和金融投資低回報的“新常態”。同時認為應該啟動新馬歇爾計劃，促進全球范圍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三年過去，林毅夫描述的“新常態”正演變為全球經濟的“新平庸”和“大分化”，推進產能和投資“走出去”則成為中國新一輪經濟改革戰略的核心。中國開始走上前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發布公報，提出“推進結構性改革，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贝饲耙恢?，在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現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就宏觀經濟形勢、結構性改革等當前熱點問題及政策取向專訪了林毅夫。

經濟增速放緩主因是外因

《財經國家周刊》：最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速一直處于下滑態勢。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是受到國際經濟形勢大環境的影響，但更多的聲音則表示，這反映了過去多年經濟增長中的體制機制問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不少體制機制的問題，當然要改。但我認為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可以從兩個維度來說明。

一是跟我們處于同一個發展程度的國家，例如印度、巴西，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經濟下滑。巴西在2010年的經濟增速是7.6%，但2014年僅有0.4%，經濟下滑幅度超過了中國。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內部問題各有不同，卻同樣在過去幾年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下滑。所以我們不能把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體制機制問題和經濟下滑就必然地連結起來。

二是觀察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例比較高的經濟體，他們作為較為發達的經濟體，按說沒有我們國家所面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的問題，但我發現只要是出口比例比較大的經濟體，這段時間的表現跟我們基本是一樣的。

從2010年到2014年，韓國從6.5%的經濟增速下降到3.3%，中國臺灣從10.8%下降到3.5%，新加坡從15.2%下降到僅有2.9%，等等。這些增長模式更為合理的高收入經濟體，有的下滑速度比我們還快。那么唯一能夠解釋以上現象的，就是所有這些國家的經濟下滑都是由共同的外部因素導致的。

有質量的增長不等于放慢增速

《財經國家周刊》：對經濟增速減緩的不同歸因，會給政策層面帶來很大影響。由于有觀點將減速的主要原因歸結在增長模式不合理上，因此又認為增速下降正是經濟轉型的一個表現，也只有增速下降才有可能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實現轉型。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區。目前伴隨著經濟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社會認為這是因為經濟增長太快，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認為要有質量的增長就等于放慢經濟增速。

雖然很多問題跟我們的發展階段是相關的，但是跟經濟增速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

以環境為例，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才導致了環境壓力，因為制造業階段能源使用、排放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地改善環境。如果降低增長速度，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

此外，也只有經濟保持一定增速，我們才有相對穩定的環境推動改革與轉型。

認識到上面所講的，一是目前的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因素導致的一個結果，二是與經濟轉型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那就意味著采取穩增長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了。

8%潛力，7%現實

《財經國家周刊》：您曾經提出，我國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還可以保持每年8%增長的潛力。這句話的背景正是經濟增速開始減緩的時間當口，因此引起不少爭議。8%是怎么測算出來的？

林毅夫：8%是指增長潛力，而非實際增速。

無論對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都是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兩方面可以體現在一個指標上，就是人均GDP.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要靠自己，發展中國家則有后發優勢。按購買力計算，1979年我們人均GDP只有美國的5%，經過30年的發展，到了2008年達到美國的21%。

這是什么水平？這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而這些國家都在此后都實現了20年的高速增長，增幅處于7.6%到9.2%之間。這個后發優勢，他們已經實現了，那對我們來講就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說從2008年開始，我們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長的潛力。這里強調的是潛力，只代表可能，不是說一定會實現。

《財經國家周刊》：在目前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下，如果對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速做一個現實的預測，可能是什么水平？

林毅夫：我覺得即使國際經濟不好，如果有足夠力度的穩增長政策，也就是提振國內投資和消費，在現實當中依然可以超過7%。因為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有利條件仍然很多。

調整投資而非否定投資本身

《財經國家周刊》：投資是前幾年提到穩增長時的關鍵詞，現在很多產業都產能過剩，很多人將注意力放在消費上。您怎么看？

林毅夫：現在社會上還有一個誤區，就是將投資等同于產能過剩，認為我國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了今天的產能過剩，因此應該控制投資。

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消費雖然重要，但拉動增長的前提是依托在就業基礎上的收入不斷提高。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所以討論的重點還應放在投資上。

《財經國家周刊》：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用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

林毅夫：首先，雖然很多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但是還有很多可以產業升級、轉型。這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產業都在前沿，下一個新的產業還沒找到，我們新的產業并不難找。

第二，產業要發展，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其完善的空間還很多，以往的基建重點在城市間的聯系上，比如高鐵、高速公路和機場。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軌道交通、地下管網、改善環境也需要投資。

現在城市化水平大概占總人口 55%，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是 85%，城市化每年在推進，公共基礎設施也要相應增加很多。

《財經國家周刊》：在您看來，我們促進投資的有利條件有哪些？

林毅夫：有好的投資機會，同樣需要資金來進行。中國政府積累的公共負債現在只有40%多一點。日本240%，其他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1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超過100%。

地方政府平臺的問題不是總量太多，而是借短債來進行長期投資。要解決期限不配套的問題，地方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應以地方政府長期建設的資金來做，現在財政部已經著手進行落實了。

從貨幣政策來看，雖然經過數次降息降準，但是資金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是比較高的。所以貨幣政策空間也比較大。

除了政府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空間外，我國民間儲蓄率大概是50%，外匯儲備還有3.5萬億，這在世界上處于最高水平，都是投資可以利用的有利條件。

新結構經濟學眼中的產業升級

《財經國家周刊》：您剛才提到，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一大重點就落在產業升級上。這呼應了當前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您認為應該怎樣布局產業升級？

林毅夫：我認為，從新經濟結構學的角度，可以把現在的產業分成五大類來分析。

第一類產業，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稱為追趕型產業。比如發達國家現有的汽車產業、高端裝備業、高端材料業，附加價值、技術水平都比我們高。這是我們發揮后發優勢最好的機會，可以通過并購、到國外設立研發中心、招商引資的方式來獲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

第二類產業，在國際上是領先的或跟發達國家差距已經非常小。比如說家電產業，白色家電是最明顯的。這類產業要自主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否則很容易被后面的國家趕超。

自主研發需要基礎性研究，這屬于公共知識，企業在這方面的積極性非常低，所以在基礎研究上，需要政府多投入。發達國家政府有國家科學基金、國防部各種基金，都是在支持跟它有優勢產品所需的科研研究。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這么做。

第三類，稱為退出型。一種是我們已經失掉比較有優勢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一種是產能過剩行業，主要是建筑業相關的產業，有些產能是非常先進的、近幾年剛投資的，在國內過剩，在國際上卻非常稀缺。一帶一路就是以基礎設施為抓手的。

第四類，彎道超車型，比如互聯網，移動通信。這種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研發周期非常短的新產業，我們確實可以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

最后是戰略性產業。這類產業資本投入非常高，而且周期非常長。為了國防安全需要，我們也必須發展這類產業，像大飛機、超級計算機。這些產業必須政府補貼。

這五種不同產業類型在目前的新常態下處處是投資和發展的機會，這些投資都能夠提高我們的生產率水平、競爭力和發展的質量。

政府角色定位

《財經國家周刊》：2015年以來，社會投資增速并不見起色，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大幅下滑，是經濟增速趨緩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說基礎設施建設應由地方政府多多發力，那么上述五大產業的轉型升級、尤其是前四類，則是企業投資的主戰場?？墒巧鐣顿Y熱情似乎還欠火候，您認為是什么原因？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要共同發揮作用，才能推動經濟的轉型和持續增長。雖然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但這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

但是，最近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方面，市場在發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為相對滯后。面對經濟新常態，曾經在以往高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處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狀態。

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不到位，與此不無關系。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倘若失敗，這個人將承擔所有成本；倘若成功，大家都會涌進，他不會得到壟斷利潤。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

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足夠的激勵，這樣才會有人愿意去冒風險。

但是我們現在的鼓勵政策并不到位。有的地區實行一些減免稅政策，力度較低，有的鼓勵政策要在盈利情況下才能得到。

此外，“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功與否，并不完全取決于其個人，新產業的發展需要金融政策支持、交通電力港口的基礎設施，還有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以及基礎科學的突破，這些都不是企業自己可以解決的。

這些都需要政府有所作為，去協調、去克服，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務，協助企業家實現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