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方向性背離的情況非常罕見，這種分化在20年來尚屬首次，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源。未來貨幣政策已不是簡單地管控流動性，而是經濟實力和經濟結構角力的賽場。

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方向性背離的情況非常罕見，這種分化在20年來尚屬首次，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源。未來貨幣政策已不是簡單地管控流動性，而是經濟實力和經濟結構角力的賽場。

經歷了去年的貶值期，2016年開局以來，新興市場貨幣依舊動蕩。不僅僅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70元關口，為2010年9月來首次。與此同時，土耳其里拉兌美元貶值已超過2.5%，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馬來西亞貨幣林吉特兌美元均貶值約1%。

分化和動蕩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特征。美國和歐元區貨幣政策繼續背道而馳，歐央行再次開啟放水模式，美聯儲2015年12月首次加息，從歷史上看，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方向性背離的情況非常罕見，這種分化在20年來尚屬首次，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源，引致匯率波動、資本流動。由于中國等新興經濟在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同時，還面臨去杠桿重壓，新興貨幣重估必然首當其沖。

歷史上美元的大漲與全球金融危機有很強的相關性，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都與美元強勢上漲有關。新興經濟體目前普遍增速放緩，股市、債市、匯市等不同金融市場風險的關聯性、傳染性和突發性不斷增強，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跨市場傳導，演變為系統性金融風險。事實上，巴西現在已經陷入相當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貨幣危機。

在全球金融市場處于不確定性的陰影之下，新興國家貨幣政策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貨幣政策已不是簡單地管控流動性，而是經濟實力和經濟結構角力的賽場。從此意義而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尤其需提防本國經濟形勢受美國退出策略的左右。當前，看空人民幣的情緒高漲，人民幣境內外匯差套利交易愈演愈烈，在經歷大幅下跌之后，未來央行應當會適度控制貶值節奏，珍惜子彈、且戰且退。

在美國退出貨幣寬松、國內經濟體亟須經濟轉型的“內憂外患”下，未來央行的貨幣政策思路也應當會做出一定調整。一方面，貨幣政策工具將從主動投放轉向被動對沖，這對敏感性和靈活性的要求提升。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面臨重構。為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中國在繼續執行開放方針的同時，需高度重視人民幣貶值背景下國際資本“大進大出”的新特征。外圍市場的動蕩對于中國經濟的沖擊更直接，跨境資本流動自由度加大。這要求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信息傳播以及對預期的管理更加與國際接軌，并強化控制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防火墻，以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