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判官”周望軍隕落：曾叫窮工資低只抽60元的煙】“他們和拿刀搶人沒有區別！”痛斥藥價高，以“改革派”示人的周望軍，在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的位置上，有錢必收，也為包括醫藥企業在內的諸多企業，在價格上提供了便利，但“辦成的事他都忘了，沒辦的事卻記得很清楚”。周望軍等人落馬后，輿論認為價格改革有了較大推進。周涉案數百萬，有望于近期宣判。（中國經營報）

價格判官隕落

編者按/ “他們和拿刀搶人沒有區別！”痛斥藥價高，以“改革派”示人的周望軍，在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的位置上，有錢必收，也為包括醫藥企業在內的諸多企業，在價格上提供了便利，但“辦成的事他都忘了，沒辦的事卻記得很清楚”。周望軍等人落馬后，輿論認為價格改革有了較大推進。周涉案數百萬，有望于近期宣判。

一線調查

“價格判官”周望軍“掘金記”

被控涉嫌曾直接收受黃金

釣魚臺賓館與國家發改委之間，有一家叫做山水立方的茶樓。或許這家茶樓老板至今不知道，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曾經多次在這里“受賄、打牌”，繼而完成了“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來自知情人士透露，周望軍因涉嫌巨額受賄被西城區檢察院立案偵查，而周望軍只是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多名落馬官員中的一員。

這個湖南湘潭籍官員，任職期間曾以敢于接受記者采訪、直陳定價改革機制而被媒體所喜歡。2012年，其因抱怨“公務員工資太低，平時只能抽一包60元的芙蓉王”，一時亦成熱點。

時隔兩年后，周望軍在家中被有關人士帶走。“當時來了8個人 。周望軍很坦然地交代了十幾筆受賄。”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他收到的錢多數都用來賭博了。“有剩下的才帶回家。”

本報記者獨家獲悉，1966年出生的周望軍，從2003年到案發，涉嫌在任職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政策法規處處長、副司長期間，圍繞著“定價”為眾多藥企的藥品，少降價或者提價提供便利。

接近案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生性豪爽的周望軍基本有求必應，送錢即收。“按照周望軍的說法，事情是否辦好不知道，但他對沒辦好的事情記得很清楚。”

預計2016年年初即將宣判的周望軍案件則反映了有號稱“天下第一司”的價格司，在調價問題上缺乏透明和監督的任性。而價格司的窩案同時又暴露了以前在國家發改委這個封閉的大院里不斷上演“同僚相互照應心照不宣”的秘密。

違法插手電價補貼

發改委價格司人員編制并不多，但他們掌控著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醫藥、銀行收費等定價權。他們的每一項價格決定， 都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也因此，輿論將價格司描述為“天下第一司”，認為他們掌控著核心利益的切割與劃分。

接近周望軍案情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周望軍涉嫌分別在2003年和2005年為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獲得農用電提供幫助，他因此獲得100萬元的“好處”。“錢進了國家發改委事業單位價格協會，周望軍承認送錢是沖著他提供的幫助。”

獲得幫助的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否符合農用電條件，以及最終獲利多少，周望軍不知道。“只聽請幫忙的人說，當地電價高，企業不愿意來投資，影響經濟發展。”當時承辦該項工作的電力處副處長李才華，在副司長的任職上與周望軍幾乎同時落馬。

過去，哪些企業應該需要優惠或者補貼，這在價格司是一本糊涂賬，眾多企業頗多怨言。

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資料顯示，2012年年中，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曾聯合對全國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的分配情況，進行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摸底。

最終發現，截至2011年底，資金缺口為107億元。2009年至2011年的3年間，缺口不斷擴大。其中2009年缺口為13億元，2010年缺口20億。若不進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預計2015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缺口將達到330億元左右。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及相關規定，當年的電價附加收入補貼，要給當年發電上網的新能源企業。但是中國不少光伏或風電企業發現，自2009年開始，他們領取到的這部分補貼資金的難度越來越大。他們經常被拖欠兩年以上財政補貼資金，2012年時，有一些企業甚至都要破產了還沒有領到前幾年的補貼。

這種情況在2012年之前的兩三年間越發嚴重，引起了諸多企業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企業突然發現，這筆補貼經費從征收到分配，再到監管，竟然全在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而當拖欠補貼現象越來越嚴重時，價格司竟然不知道究竟缺口有多大，也不知道有多少企業沒有領到補貼。

無奈之下，2012年，可再生電價附加的管理權和分配權，從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轉給了財政部相關司局。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曾與財政部等三部委為此聯合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

不過，截至目前，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在再生能源電價補貼上留下的缺口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幫助藥企調整藥價

自2004年起，周望軍開始擔任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并分管政策法規處、價格調控處、醫藥價格處和綜合處等部門。在此期間，周望軍涉嫌幫助諸多藥企在調價上提供幫助獲取好處。

有關人士介紹，我國的藥品定價絕大部分通過市場定價，歸口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處定價的主要是兩種：一是醫保目錄藥品價格的審批；二是麻醉品、毒品等等特殊藥品的價格審批。

兩者申報的程序基本相似，即企業有新藥上市，則通過省發改局、物價局等部門向國家發改委打報告。

如果藥品要納入醫保目錄，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會將報告放入藥品價格評價中心進行評審，然后根據意見進行定價。

除申報之外，在價格司還有一種單獨定價機制。所謂藥品單獨定價就是根據2001年國家計委(發改委的前身)發布的《關于單獨定價藥品價格制定有關問題的通知》，企業生產經營列入政府定價范圍的藥品，因其產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明顯優于或治療周期和治療費用明顯低于其他企業同種藥品、且不適宜按《政府定價辦法》第六條規定的一般性比價關系定價的，可以申請單獨定價藥品。

業界認為，這其中存在較大水分。在藥品價格改革倒逼下，一些企業則向周望軍行賄獲得藥品提價或者“少降價”。相關人士介紹，安徽一醫藥集團董事長朱某，為獲得疏風解毒膠囊價格扶持，涉嫌多次、累計向周望軍行賄20余萬元。而貴州某制藥企業為了達到一款主導藥品“少降價”，其董事長張某則得到了周望軍的幫助，為此張親自送給了周望軍近20萬元的感謝費。

接近案情的人士告訴記者，凡是辦成的事情，周望軍都不記得，而那些沒辦成的事情，周望軍都記得。“無論辦成還是沒辦成，只要有人送錢，周望軍都會照單全收。”

知情人士透露，經人介紹香港某公司負責人嚴某第一次見到周望軍后，就送了他1萬美元。“公司研發了一種治療小兒咳嗽的藥，但藥品成本很高，如果降價，企業就死了，希望能夠獲得到單獨定價資格。”

按照業內說法，單獨定價則意味著價格遠遠高于同類藥品價格。2015年4月廣東省藥品交易中心官方網站公布數據顯示，第一輪基藥招標的“克拉霉素”目錄里，西安大恒生產的克拉霉素軟膠囊為5類新藥，即只改變了劑型，但其用途、服用次數均沒有改變，但價格就比普通膠囊高出22倍。

之后，周望軍找到價格司醫藥處獲得的答案是，單獨定價已經暫停。時值2012年前后，嚴某先后送給周望軍3萬美元。“廣東的習慣就是什么也不說，愛發紅包。”在周看來，這3萬美元只是紅包而已。

沒有辦成單獨定價的還有一家安徽藥企，該公司號稱研發了一種感冒特效藥，可以治非典，但成本高，需要單獨定價。不過，該公司董事長先后送了周望軍十幾萬元之后，事情并沒有辦成。

但對于群眾抱怨藥價高，周望軍在任時，曾公開指出問題出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上。2006年底，發改委曾宣布對99種藥進行降價，但不久之后，媒體即發現不少藥品“舊藥換新瓶”，在變更包裝、名稱等后，價格不降反漲。

2005年，黑龍江哈爾濱爆出550萬元天價醫療費事件后，時任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痛斥道：“他們和拿刀搶人沒有區別！”他還曾就醫療收費問題多次撰文，細致呈現背后所存在的問題。

曾以60元的煙叫窮

在落馬前，周望軍和他所在的價格司一樣，始終毀譽參半。而周望軍等人的落馬，則證實了不少公眾此前猜疑，也揭開了價格司及其任職官員背后一面。

若從絕對數據上看，價格司能參與定價的商品僅占全社會不到5%。歷經30多年價格改革之后，中國實現了95%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由市場主導，但這5%的存在，能決定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成本和水平。

2008年11月，在中國價格改革30周年之際，價格司原司長曹長慶曾發表署名文章稱，必須始終把促進發展作為改革的根本目的，必須始終把統籌兼顧作為改革的基本原則。在這篇文章中，曹長慶說，“價格是各種利益關系的交匯點。物與物的價格關系背后，是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因此，推進價格改革，必須統籌兼顧，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公開報道顯示，曹長慶在一次閑聊時，曾指責說，中國的銀行各種收費幾千項，一年收費3000億~4000億元，比利息都高，有些該，但有些不該收，“我們找銀監會清理收費項目，人家都不理睬，打電話也不接，去人也不見面，這是什么做派？”

因為公眾議論“六部門管一頭豬”，周望軍曾公開細致回應：六個部門管一頭豬就是生豬從生產到消費，吃到老百姓嘴里所經過的環節：養殖環節屬于農業部門管；生豬養殖好了送到屠宰廠定點屠宰是商務部門管的；屠宰之后要檢疫這個豬肉是否合格，是質檢部門管的；豬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兩等，是工商部門管的；價格是價格部門管的；對生豬的儲備政策補貼是財政部門管的。“這確實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頭豬不是那么好管的。”

公開資料顯示， 1987年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系的周望軍，在任時就價格改革問題曾多次公開接受媒體采訪，并撰寫了《價格傳導問題綜述及量化分析》和《中國水資源及水價現狀調研報告》等多篇論文。

記者檢索發現，周望軍在價格司任職期間，著述頗豐，且曾多次以研究成果獲得發改委內部獎項，比如2006年時，他與劉振秋等人合作的“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項目，即獲得優秀研究成果三等獎。他還就我國水資源情況展開調研，并提議加快用水體制改革。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勇于面對公眾的“改革派”，卻和多位親密下屬“抱團”落馬。據不完全統計，發改委價格司原司長曹長慶、原司長劉振秋、副司長周望軍、副司長李才華、副巡視員郭劍英等多人落馬。

其中，從周望軍搭建的朋友圈可以發現，定價以及發改委的審批在一定范圍內顯得異常隨意。

本報記者梳理有關資料發現，周望軍的朋友圈主要包括同僚、同鄉和熟人介紹的朋友。與周望軍有關的，有價格司副司長李才華、副巡視員郭劍英等人，還有發改委其他部門人員。“相互照顧成為一種默契。”

熟人介紹的朋友，主要包括上述醫藥企業，同鄉則主要來自老家湘潭。知情人士透露，周望軍的一位同鄉在2008年國家4萬億政策出臺后找到周望軍幫忙，希望能獲得幫助。之后周望軍則找到發改委環資司一處長，之后周望軍涉嫌收受40萬元現金和價值幾十萬元的黃金。“什么項目不知道，合不合規不知道。”周望軍曾表示。

盡管如此，周望軍在2012年因為“叫窮”一度成為熱門事件。公開資料顯示，周望軍經常抱怨各種需要改革的內容，比如公務員工資。他說，公務員的工資低得實在可憐。他平時只抽一種煙，那是一種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

知情人透露，周望軍案或將于近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