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有兩個主要議題：一是部署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除少數城市外，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擴大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二是確定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的措施，在近幾年淘汰落后鋼鐵產能9000多萬噸的基礎上，再壓減粗鋼產能1-1.5億噸。前者直指“需求側”發力，也含有“供給側”改革內容；后者排在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之首，而且是“供給側”改革重中之重。

此次會議對今年經濟工作來說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一方面，供給和需求都得抓；另一方面，結構性矛盾拖累轉型、拖累經濟，“去產能”刻不容緩。

新年伊始，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獨家專訪，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解讀和闡釋，指出供給側改革并非要緊縮需求，供給和需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相反，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當前，經濟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因此，2016年將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管2015年“穩增長”著力頗多，但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很大，適度擴大總需求是必要的。

新型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同時，推進新型城鎮化不僅能擴張總需求，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內容。通過打破城鄉“二元隔離”、城市內部戶籍和非戶籍居民的新“二元隔離”，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通過對集體土地“還權賦能”，實現國有和集體土地的“同地同權”，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等。這兩項“供給側”改革的內容，使得因制度抑制的農民工、農業人口融入城市、集體土地市場化溢價顯現。因此，新型城鎮化“供給側”改革的內容，恰恰是釋放新需求、擴張內需的前提條件，而且使需求和供應在更高水平和生產效率上實現均衡。

在人口老齡化到來、紅利人口減少的大背景下，通過新型城鎮化“供給側”改革，將釋放“第二波人口紅利”，也是可資挖掘的最后一波人口紅利，這部分人口的需求最有潛力。但是，釋放占城市常住人口近40%的農民工、農業轉移人口的需求，不能再以攫取其廉價勞動力為目的，而必須是以需求釋放為契機，通過加強“供給側”改革或“補短板”，如城市公共服務、城市市政及基礎設施、資產性財富等，夯實我國消費為主的內需型增長，這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路徑。

2.7億外來人群相繼落戶城鎮，1.5億留守人群（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也將相繼進入城鎮，城鎮戶籍人口將在現有的4.8億的基礎上，再新增4.2億，近乎翻番。由此，即便現有人口規模不變，通過供給側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就可實現真實城鎮化率從目前的35%增長到65%。城鎮化率的大幅提升將帶來巨大的消費需求，以及住房、市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巨大投資需求。

在“供給側”改革的主導下，需求擴大是適度的，特別是投資需求要能形成未來有效供給，“不搞強刺激”是擴大需求的底線。因此，不僅寶貴的新增資源要向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需求傾斜，更重要的是，不強刺激的思路下，必須要盤活存量資源，這就需要加速推進“去產能”、“去杠桿”，去除包括政府財政資源、金融信貸資源、土地空間資源等存量資源的無效占用。

今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中，“去產能”居首。“去產能”并非新詞，早在2009年，國務院就發布《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其中明確提出“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等行業產能過剩”。由于地方政府有形之手干預，害怕“去產能”沖擊就業、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不敢對僵尸企業下手，加上國有工業企業預算軟約束，造成產能不降反升。

目前，基于短期經濟和財政考慮，地方政府對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激勵不足。因此，擴張新型城鎮化有效投資、夯實內需，容易異化為消化產能的機會，削弱地方“去產能”的動力，甚至演化為新一輪“上項目”運動，寶貴的資金和資源或繞道進入傳統產能領域，惡化產能過剩局面。比如，“一帶一路”在地方就被理解為出口消化產能。因此，必須要加速“去產能”進程，輔之以“去杠桿”，從源頭上打消地方政府保護過剩產能的動機，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也透露出加速“去產能”的信號。

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占GDP40%的工業對經濟的拖累最大。在高污染、高能耗、高杠桿、高庫存、低效益的“四高一低”壓力下，傳統工業產能過剩、虧損加劇的局面進一步嚴峻。而且，傳統工業過剩產能，不僅因無效補貼而拖累了財政，向金融系統傳導風險，而且占用了本可用于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的稀缺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拖累經濟轉型。由此，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適度擴張需求、增加有效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