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保換新與免費換新—全保換新與免費換新哪個好
2018年9月22日，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南京考區。 （視覺中國/圖）
如果你足夠留意微信的隱私設置，會發現“個人信息與權限”一欄中，可以選擇關閉個性化廣告推薦。按鈕下方，曾有一行紅色小字，提示關閉一次的有效期是6個月。
現在，這行字已經被刪除。也就是說，關閉個性化推薦，會永久關閉。
這個細微的變化，是由一名在校生提起的訴訟推動的。
2021年8月，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大二學生小憶（化名）起訴了騰訊。她認為，對關閉個性化推薦的操作設置有效期，侵犯了她的個人信息權益。訴訟代理人是她的同學張羽翔。兩位00后，都是學院的社團互聯網法律法援中心成員。
在這個社團，同學們起訴過西湖邊的湖濱銀泰商城，商場安裝的攝像頭宣稱運用了人臉識別技術，商家可以將人臉信息與消費行為結合分析，精準營銷。還起訴過微博，也有人曾試圖和網易云音樂打官司。
“挑戰大廠”，這在過去是學生們想都沒想過的事。他們背后有同一個指導老師郭兵，85后，學校的特聘副教授，主要研究行政法學和數據法學。在媒體上，他有個更出名的標簽，“人臉識別第一案”當事人。
象牙塔內的學生，參與訴訟實踐，如同坐過山車，從認為“法律能夠解決一切”的理想中向下俯沖，經歷過一些泄氣時刻，開始感受到現實中法律的趣味所在，在谷底，他們試圖吸收更多能量，又向高處攀升。
實際上，不少高校法律院系都有類似的法援中心。但由于市場法律服務供應日趨充足等原因，多數處于停滯狀態。郭兵和00后學生們的活躍，與其選定的關注領域相關——互聯網。
2022年6月，郭兵剛結束了春季學期，上完了憲法和網絡安全法課。他向學生們收集課程建議，其中好些條說，可以多講講他起訴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強制使用人臉識別的案例，深入分析其中的法理。
這是郭兵“成名”的開端，一個似乎已經過度曝光的案件。他沒想到，學生們還這么感興趣。
“這其實是個偶然。”郭兵解釋。那時，他正在做個人信息侵權研究，發現這類案件大多是由檢察院提起的公益訴訟，由個人提起的私益訴訟案例幾乎沒有。他在2019年提起訴訟，打算做一次親歷式研究。
2021年4月，案件二審判決，郭兵的部分訴訟請求獲得滿足。許多媒體說他勝訴了，但他覺得“算不上”。圍繞這個案子，郭兵前后接受了數十家媒體采訪。還有不少外國媒體找來，盡管沒受訪，但也覺察到，面對新興技術，全世界面臨著類似的挑戰。
學生們第一次看到郭兵的名字，有人是在新聞里，也有人是在高上。先不論案子在法律層面的價值，一位老師，對一件習以為常的小事產生質疑，并且還真去起訴對方，足夠讓那些在高考報志愿時選擇法學專業，多少懷著“伸張正義”理想的學生佩服的。
選他課的學生，不少出于這樣的想法。
2020年下半年，張羽翔升大二，沒多想，就選了郭兵的行政訴訟法課。原因很簡單，這位老師總出現在新聞上，卻還沒在學校里碰過面，不知道在現實中到底是什么樣。
不過，郭兵最大的粉絲并不來自本校。
揚州大學法學生殷浩涵，在課上聽老師提起彼時剛立案的人臉識別案。那時全國人大還未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計劃，如何界定與個人信息相關的侵權行為，法律還不明確。在殷浩涵看來，郭兵邁出從理論到實踐的一步，“太勇敢了”。
殷浩涵也決定邁出這一步。那時，他老家的小區也正好裝上了“刷臉”門禁，并且是唯一的進出方式。
他去找物業，詢問是否有政策規定，如何保護。沒得到確切回應，他和家人進出小區，每次都和保安理論，并要求保安打開門禁。又過了幾個月，“刷臉”取消了。
到了大二，殷浩涵注意到學校與浙理工有交換項目，可以互認學分，抱著“追星”的心態，他申請到杭州交換一學期。
郭兵的行政訴訟課沒讓殷浩涵失望，一周講授理論，一周讓學生分析案例的模式。
“假如你是郭兵，你會怎么做？”提起這門課，一名學生很快想起來老師上課的金句。郭兵有時會以自己發起的行政訴訟為案例，一提出這個問題，總會引發學生們爆笑。
殷浩涵、張羽翔和另兩位同學組成了課程小組。他們認領的一個案例，是黑龍江一名網約車司機認為平臺泄露了他的個人信息，投訴后沒收到回應，他起訴當地監管部門，被法院駁回。
查找資料時，小組成員找到了司機的社交賬號，他仍在微博發聲。殷浩涵聯系上對方，課后，他問郭兵，是否還有給這名司機提供司法救濟的途徑。
大二的學生正到了摩拳擦掌，準備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大干一場的時候。這讓郭兵萌生了在校內建立互聯網法律法援中心的念頭。
再者，人臉識別案之后，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找來，向郭兵咨詢和互聯網侵權相關的案件，也有人會發來線索。這些咨詢，靠他一人無法全部應對。
副教授和00后們的法學實踐，從殷浩涵和張羽翔的課程小組開始了。
法援中心的“開門生意”，是一件網購糾紛。
殷浩涵的室友小張是一名B站UP主，為了拍攝視頻，他在京東花799元買了臺手機穩定器，又加購了“全保換新”服務，承諾3年內免費換新。但穩定器損壞后，他申請換新，客服要求他支付600多元折舊費。
張羽翔作為小張的代理人和客服溝通，得知是“換新”服務的條款變了。小張3年前購買時，“換新”指的是免費更換零部件，后來則變成了支付折舊費后整機換新。
幸運的是，張羽翔通過“百度快照”功能，找到了3年前的條款內容，以此解決了這場糾紛。
張羽翔和隊友向法援中心成員分享這個“勝利”經過。
分享會上，郭兵提出了其中不足：受援人委托張羽翔作為代理人和客服溝通，代理一事只是口頭約定，經不起推敲；證據只通過截圖保存，后續如果需要通過訴訟解決，很容易被對方否定。如何確認截圖的合法性、真實性？截圖時手機數據被篡改怎么辦？
張羽翔被問住了。在他看來，能截上圖，已經“萬事大吉”。
后來，郭兵帶著張羽翔和殷浩涵去了杭州互聯網公證處，讓公證員演示了通過公證類軟件錄屏取證的步驟：
打開手機自帶瀏覽器，搜索北京時間；
WiFi和VPN都要關閉，營造“清潔環境”；
打開應用商店搜索需取證的App，查看運營商信息；
……
取證完畢后，再次用自帶瀏覽器搜索北京時間。
這是張羽翔梳理的電子取證流程中的一些步驟。之所以需要錄下這些操作，是為了確保證據的取得具有唯一性，不可能經過篡改；也要確保手機沒有被黑客攻擊。
取證，往往是互聯網領域案件中最關鍵的。證據一旦被刪除，訴訟也就無從開始。
但如何取證，民事訴訟法課程里的答案是，要滿足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而在實際訴訟中，如何讓對方認可，“書上沒有答案”。
法政學院院長王健感慨，在他上學的年代，大四沒了課，法學生們在律所一待就是半年。現實卻是，本科階段的學生，實踐機會越來越少。學生在大一、大二法學知識還不足，即便去法院、檢察院和律所實習，往往都是做些文書整理工作，很難接觸到辦理案件的過程。
到了高年級，又得準備法考，還有不少人考研、考公，能完成學校硬性規定的1個月實習任務就不錯了——1個月，剛熟悉環境，就要離開。
法學生的考公、考研比例高，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本科就業難度高，但同時卻是考公最熱門專業之一。教育咨詢機構麥可思發布的《202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法學連續5年被評為本科就業紅牌專業。
郭兵解釋，法學專業特殊性在于，只有通過了法考，才有資格在法律領域工作。2018年法考改革后，學生在低年級沒有報名資格，只有大四一次考試機會，一旦通不過，就業范圍又進一步縮窄。
如今，張羽翔和殷浩涵考研，小組另兩名組員則在準備考公，她們拒絕了采訪，原因或許正是擔心可能會對考公產生未知的影響。
郭兵建立法援中心的想法，正解決了王健犯愁的“學生實踐少”的難題。
有意思的是，在這所理工類高校，法學專業在2021年的錄取分數線僅次于實驗班。關于這個問題，王健也沒有答案。
2021年10月31日，微信版本更新，小憶發現，那行提示6個月后到期的紅色小字消失了。
那時，小憶起訴騰訊的訴訟已立案2個多月。小憶把這個發現發到辦案小組群里，“記得錄屏存證”，組員趕緊提醒。張羽翔則查看了其他手機平臺是否也都有了更新。
回到宿舍，這個沉穩、靦腆的男生忍不住向室友吹起牛來，“我們戰勝了騰訊”。
不過，核心訴求已被滿足，小憶最終選擇了撤訴。
推動微信功能的改善，在這之前，是張羽翔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法援中心成立一年多，他已經積攢了不少和大企業對壘的經歷。
他最近的一個對壘對象是杭州湖濱銀泰商城。2022年6月10日，張羽翔作為公民代理，參與了法援中心成員起訴后者侵犯個人信息權益案的第三次一審開庭。
案件的線索是郭兵的一位朋友提供的。這位朋友注意到，百度AI開放平臺的官方主頁上，介紹了湖濱銀泰商城的攝像頭應用了百度人臉識別技術，消費者一到店，就會被自動抓拍并注冊為會員，商家將人臉信息和消費行為結合分析，進行精準營銷。
第一次開庭是在2021年12月21日。張羽翔和郭兵在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身著正裝，作為代理人線上出庭。兩人并排坐著，開著手機攝像頭，屏幕上幾個小框里，有法官和陪審員，還有湖濱銀泰、攝像頭生產廠家的代理律師。庭審中，郭兵作主要發言，張羽翔做了些簡單補充。
到了第二次庭審，趕上和上課沖突，郭兵在開庭5分鐘后就“下線”了。舉證質證、法庭辯論，都是張羽翔一個人完成。
張羽翔以前也參加過學校的“模擬法庭”，但那完全不同，“模擬法庭”更傾向于表演性，原告被告、雙方代理人和法官都有劇本，上場前還會提前演練。
現在，張羽翔有更大的野心。“還蠻想自己獨立去開庭的”，他笑了笑，“和老師一起開庭，還是有一種依賴感”。
在郭兵看來，他和學生的關系也是相互扶持。如果沒有法援中心，這條湖濱銀泰的線索，或許只會是課上的分析教學案例。
知網案也源自一次偶然：郭兵投稿參與一個學術論壇時，被要求同時提交論文查重報告。他這才了解到，知網多年來一直沒有向個人開放查重服務。
“請感興趣的同學為我提供法律援助。”事發當晚，郭兵就在法援中心群里召集人馬。在他看來，要不是為了讓學生們有一個實踐案例，自己很可能幾天后冷靜下來，就會覺得為了這么點事維權不值當——作為高校教師，他可以申請讓校圖書館代為查重，費用30元。
2022年6月12日，知網宣布向個人用戶提供查重服務。
都是“這么點事”。在郭兵看來，這類案件維權成本高，也幾乎得不到什么實在的好處，個人提起維權不可能成為常態。現實也印證了這一點，和個人信息權益保護有關的案件，大多由律師或法學學者提起訴訟。
這又恰恰是適合法學生提起的訴訟。
事實上，不少法律院校早有援助中心，但重心主要在傳統的法律糾紛。類似征地拆遷等糾紛，對學生來說，錯綜復雜的關系難以厘清，介入難度大，久而久之，便會失去熱情。也有學校援助中心只提供咨詢，并不介入實際案件的解決。
而互聯網領域發生的侵權行為，在郭兵看來，法律規制還不完善，有更大可供探討的空間。另外，這類案子雖然對個體影響不大，但影響面廣，具有公益屬性。
但辦起來依然繁瑣，這也“勸退”了不少人。中心剛成立時，有三四十人加入，而參與到實際案件辦理中的，張羽翔估計，大約10人。
相比起書本上的理想主義光環，實際處理案件，讓學生們澎湃的熱血時刻并不多。大多數時候，這些年輕人都要面對比書上的法條更復雜的現實，漫長的拉鋸總是磨蝕理想的利器。
殷浩涵感觸最深的，是幫助一位豆瓣網友起訴網暴者。
一次，他在豆瓣首頁注意到一則求助帖，當事人稱自己被一名微博網友辱罵、造謠，有幾位懷疑對象，但由于無法確認昵稱背后的，警方也無法受理。
殷浩涵留言說，自己可以無償提供幫助。
要起訴這名網暴者，先得向北京互聯網法院起訴微博，得到用戶信息后，再據此起訴對方。流程聽起來簡單、清晰，但訴訟直到立案半年后才通知開庭，2022年2月，開庭前，微博要求調解，提供了用戶的手機號信息。
有了手機號，如何關聯到使用者？殷浩涵困住了。
六個多月過去，進度條還沒過半。當事人決定尋求專業律師的幫助。殷浩涵有些泄氣，他發了條朋友圈，“網絡侵權中侵權人是老大，追究侵權責任需要被侵權人克服重重艱險，荒謬至極”。
郭兵留言，“紙上的法條到法律實踐中會大變樣，只有多接觸實踐才能更好地理解法條”。
在多名法援中心成員看來，訴訟程序中最困難的，是立案環節。
例如起訴騰訊的案件，團隊有3名成員在家鄉法院遞交了立案材料。前兩位都被當地法院告知，這個案件屬于合同糾紛，不算個人信息糾紛。兩類不同案由，對管轄法院的規定有所不同，如果是合同糾紛，就需要到合同中約定的法院提起訴訟，也就是騰訊所在地，深圳南山區法院。
第三名成員是小憶，她去上海金山區法院提交了材料，得到了相同的答復。在郭兵的建議下，她又通過線上立案，最終得以立案。光立案，就耗費了一個多月。
種種挫折會讓00后們變消沉嗎？“不會。”郭兵的答復很干脆。
他自己的學術之路，就受益于讀研期間參與的一場調研。2010年開始，他跟著導師，加入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發起的政府信息公開觀察項目。
他被分配到臨近的江蘇、上海，觀察政府部門對那些明確規定需要公開的信息，到底以什么方式公開，也主動向政府部門發出信息公開申請。
也有地方政府并不在乎條例中對公開事項的規定。他的有些申請石沉大海；有些申請即便得到回復，也遠超半個月內回復的期限。那時互聯網遠沒那么普及，有時甚至找不到某個部門的聯系方式。
在郭兵看來，實踐能打破書本上的法律給學生們建造的幻象，“制度的規定往往是一種理想”。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感受到法律中需要改進的地方，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12年后，同樣的感受落到了他的學生們身上。
殷浩涵回憶起來，大一那會兒剛學了些法學知識，會覺得法律是萬能的，自己好像什么都會了。經歷過一些“泄氣”的時刻，他變得更理性，“法治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肯定是比較好的制度”。
張羽翔喜歡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參與了幾次訴訟，他積攢下一些經驗。比如，盡量在線上向法院申請立案。因為線上申請，立案請求被駁回時會留下記錄，有了這個記錄，就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訴。線下申請，很可能遇到的情況是，即便無法立案，法院也不會開具不受理案件的證明——這是書本上不會提及的“潛規則”。
實踐也在反哺研究。張羽翔剛完成的學年論文就和湖濱銀泰案有關，探討公共場合下監控圖像采集的侵權可能。他也計劃研究生階段繼續在這方面深入，打算報考智能法學專業，一個跨越人工智能和法學的新的交叉學科。
南方周末記者 韓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