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言語七十一感悟—世說新語70
《將無同: 中古史研究論文集》，胡寶國著，中華書局2020年1月版，406頁，66.00元
東海繆氏家族是漢晉之際活躍于兩淮地區的一個地方家族，其在全國的政治、文化影響力遠不如當時的一流高門。不過，從東海繆氏的興衰中能夠看到地方家族在地方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以及諸多像他們一樣的地方家族試圖進入中央政權、提升自身影響力的努力。
一、漢代的東海繆氏家族
史籍中所見的繆氏家族成員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史記·儒林列傳》中：
（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
蘭陵縣，漢代屬東海郡，繆生是大儒申公的弟子，漢初官至二千石。此外，北宋初年的地理志書《太平寰宇記》中還有這樣一條記載：
繆斐，東海朐人也。其先楚元王大夫繆生，謝病去，遂居此。
這條史料中的繆斐是繆生的后代，“東海朐人”的記載恐怕存在問題，關于這點我們留待后文再談。值得注意的是，繆生還曾擔任過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大夫。漢初，大夫是掌管議論的官職，置于郎中令之下，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等。王國亦設此官，不知繆生所任的具體為何種大夫，但品秩都不及內史。因此，此大夫官大概率是繆生擔任長沙內史之前曾任的官職。楚國與東海郡相鄰，繆生應是憑借其才望，被楚王征為大夫。這表明西漢初年，東海繆氏家族在當地就有了一定的影響。
西漢初至東漢末年，傳世文獻中不再有東海繆氏家族的記載，但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兩方東漢中期的墓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兩方墓志均出土于今江蘇邳州西北的青龍山，志主分別為繆宇和繆紆，兩墓相距僅一百二十米，因此學者們推測此處為繆氏家族墓地。墓志出土之后，尤振堯、周曉陸、永田英正等學者對繆宇墓志進行了釋讀，李銀德、陳永濤、周曉陸等人則對繆紆墓志進行了釋讀。由于漫漶嚴重，兩方墓志的具體釋文都有爭議（至于東漢時期是不是有墓志，以及這兩方石刻是否算是墓志，則暫時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尤其是繆宇墓志的中部文字，十分模糊，但關于他們的職官、卒年等關鍵信息的釋讀，各家均無爭議，因此不影響本文的討論。茲據墓志拓片及各家釋文將其中關鍵信息摘錄如下：
故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繆宇字叔異……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繆宇墓志》）
繆君者諱紆字季高。幼聲州署郡仕，周竟徐州從事、〔武〕原長行事，民四假望。歿年七十一，永壽元年太□在乙未、十二月丙寅遭疾終，卒至丙申十月□□成葬。夫周訖于乙巳，夫人亦七十一，七有〔閏〕□丁巳，不起徦疾，其十一月葬。有四子焉……時皇漢之世，武原縣屬彭城。君父關內侯，冢在 □，〔比〕南吉位造迫，故徙于茲。（《繆紆墓志》）
繆宇墓志拓片（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釋文篇）》）
繆紆墓志拓片（李銀德、陳永濤：《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志》，《文物》1994年第8期）
兩方墓志均沒有寫明他們的本貫，繆宇墓志的整理者尤振堯等人認為，“繆宇很可能是武原縣人”，理由是繆宇墓志的出土地點為“東漢的武原縣”（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東漢彭城相繆宇墓》，《文物》1984年第八期）。周曉陸在釋讀繆紆墓志時綜合了這兩方墓志，對上述說法給予了肯定，認為繆宇生前“任彭城相領呂守長，就職地并不在武原縣，之所以葬于青龍山，從繆紆墓志‘關內侯’舊塋的記載，可見是歸葬故里”（周曉陸：《繆紆墓志讀考》，《文物》，1995年第四期）。
但是我以為這一結論似乎還有重新討論的必要。首先，傳世文獻中并無彭城武原繆氏的記載，漢晉時期徐州地區的繆氏，只有東海蘭陵一家。除上文所引《史記·儒林列傳》外，《三國志》《晉書》等正史中，均將繆氏的本貫歸為東海蘭陵（《三國志·魏書·劉劭傳附繆襲傳》《晉書·繆播及從弟繆胤傳》）。另外，在唐代的專門姓氏書《元和姓纂》中，將繆氏混入富氏之中，這一訛誤已為岑仲勉校訂。雖然該書誤“繆”為“富”，但亦將其列為蘭陵人。
其次，從地圖上來看，東海郡蘭陵縣與彭城國武原縣緊緊相鄰，尤、周等人將繆氏家族墓所在地認定為武原縣而非蘭陵縣，只是根據大略的地理位置和今天的行政區劃做出的推測，并無明確證據。事實上，這片區域本就處在蘭陵縣與五原縣的交界地帶，而依據上述文獻的相關記載，恰恰可以反證，繆氏家族墓應在蘭陵縣界，而非武原縣。這一推測絕非毫無憑據，事實上直到今天，這一帶墓葬區仍為江蘇省邳州市與山東省棗莊市的交界處，屬于邊界地段。
繆宇墓與繆紆墓位置（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及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江蘇分冊（上）》改繪而成）
再次，繆宇所任官職為“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這句話的斷句頗有爭議，尤振堯、周曉陸等人認為，繆宇的官職為彭城相，代行長史事，并兼任呂縣的縣長（尤振堯：《略論東漢彭城相繆宇墓的發掘及其歷史價值》，《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八輯，1983年；周曉陸：《繆宇墓志銘考》，《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八輯）。而宋治民、于淼則認為繆宇為“呂長行彭城相長史事”，并非彭城相（宋治民：《繆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年第二期；于淼：《繆宇墓志中的“要帶黑紼”》，《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四期）。兩方各執一詞，均無更加確鑿的證據。如果尤、周二人的說法正確，那么在官員任職籍貫回避原則盛行的漢代，繆宇不可能作為一個彭城國人擔任本國的國相，他必須是其它郡國之人。繆紆所任官職為“徐州從事、武原長行事”，從事為州郡佐僚，依照慣例，必須由本州人擔任，這一點沒有問題，而武原長則基本不可能由武原本縣人擔任。結合兩人所任官職，基本可以排除其為彭城國武原縣人的可能。
最后，再附帶提一句《太平寰宇記》中“繆斐，東海朐人”的說法。就我個人目力所及，這一說法僅見于此書，是為孤證。且不論漢唐文獻中諸多“東海蘭陵繆氏”的記載，即便同是成書于宋初的《太平御覽》中，亦保留了很多繆斐為“東海蘭陵人”的記載。因此，《太平寰宇記》的記載恐系訛誤。
以上我們綜合傳世文獻及出土墓志的記載，基本確認了漢代徐州地區繆氏家族的本貫為東海郡蘭陵縣，而非彭城國武原縣。由于史料的闕如，我們無法確知兩方墓志的主人繆宇與繆紆在繆氏家族中的世系。但從志文的記載來看，繆氏家族積極地參與到地方行政之中，在當地應當頗具影響力。
二、曹魏時期東海繆氏家族地位的攀升
漢代東海繆氏作為地方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家族，在徐州當地行政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時甚至能擔任地方要員。但史料的缺失也恰恰能夠證明，漢代的繆氏家族并非一流高門，其活動范圍及影響力僅限于地方。東漢末年到曹魏時期，這一情況有所改變，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繆襲。
繆襲，《三國志》卷二一附于《魏書·劉劭傳》之后，陳壽的記載極為簡略，幸賴裴松之的注釋，使我們能夠獲知更多繆襲的信息：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勛。
裴松之注：《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征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并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并皆顯達。”
據裴松之注中所引史料，繆襲為繆斐之子。又據上文可知，繆斐為漢初儒生繆生的后代。宋初的類書《太平御覽》中保留的史料又刻畫出了一個孝順雙親的繆斐的形象，這一點正可與裴松之注所引《先賢行狀》中“事親色養”的記載互為佐證。不僅如此，繆斐還繼承了祖先敦儒的家學，并先后多次被征辟、察舉，但他“并無所就”。從“漢帝在長安”一句可以看出，當時正值漢獻帝被董卓脅迫、遷都長安的亂世，或許是因出于明哲保身的考慮不愿卷入復雜的政治局勢之中，也可能是厭惡在位的董卓及其部將的所作所為，繆斐并沒有接受朝廷的任命。
繆斐生活在漢末的亂世中沒有進入仕途。其子繆襲則選擇加入了曹魏陣營。早在曹操當政之時，繆襲便受辟為御史大夫的佐僚，其后歷經魏文帝、明帝及齊王時代，官至尚書、光祿勛。不僅如此，繆襲還是擔任過侍中及散騎常侍的近臣。請看如下史料：
魏明帝為外祖母筑館于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圣思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鐘舅氏，宜以‘渭陽’為名。”（《世說新語·言語》）
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梁有錄一卷。（《隋書·經籍志》）
光祿勛、散騎常侍和侍中等官職，單就品秩看，與其祖先繆生所任的長沙內史以及東漢中期繆宇可能擔任過的彭城相相比，差別并不大。但顯而易見，繆襲所任之職，均為中央高官，非地方守相所能比擬。尤其是散騎侍郎與侍中，更是曹魏時期炙手可熱的職位。那么，繆襲是如何步入曹魏官僚體制核心之內的呢？
東海繆氏是世代習儒的家族，繆襲祖先繆生、父親繆斐都是著名的儒生，其本人自然也不例外，繆襲的儒學造詣首先體現在儒家最為重視的禮上。
現存的目錄書中沒有留下繆襲關于禮的專門著作，他對禮的造詣和見解散見于其他文獻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宋書·禮志》中的一條記載：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太尉司馬懿、尚書仆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干、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
明帝在即位之初便有改正朔的想法，圍繞這個問題，朝臣分為兩派。其中，支持改正朔的大臣以太尉司馬懿為首；而反對的第一人則是時任侍中的繆襲。這項議題究竟是否通過以及它背后反映的政治派系斗爭等問題，我們姑且不論，單看這份榜單，就足以說明很多問題。河內司馬氏為禮學世家，這一點已為諸多研究所證實。而排在繆襲之后的王肅，同樣出身經學世家，其父王朗、其師宋忠均為漢魏之際的大儒（《三國志·魏書·王朗傳》），《隋書·經籍志》中著錄其經學相關著作達二十余種，名單中的其他人也多為當時名儒。而繆襲不僅與他們同列，更是其中一方的首領，足以證明其對以禮為核心的儒學造詣之高，并且這種造詣已為時人所認同。
《宋書》中的這段記載反映了繆襲對禮制有很高的造詣，通過其它材料還能夠窺知繆襲對禮的具體見解，涵蓋祭祀的制度、追尊追謚的方案、喪葬的禮儀等諸多方面（《續漢書·祭祀志》《南齊書·禮志上》《通典·禮·沿革·嘉禮十七》《禮·沿革·兇禮三》《禮·沿革·兇禮六》）。
作為禮的象征與表現的樂，同樣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宣示和鞏固王朝的統治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漢魏禪代之際，典章制度多有改易，其中于國家禮儀極具象征意義的樂，就由繆襲操刀完成，歌頌了曹魏代漢的功德（《晉書·樂志下》）。
在漢魏鼎革之際，繆襲能夠主導國家樂曲的改革，其禮樂造詣之高自不待言。《魏書》《通典》等文獻中還記載了不少繆襲關于樂的理解，這里不再一一列舉。除禮樂之學外，繆襲在文史上亦頗有建樹，至今仍留下不少詩文（松家裕子：《繆襲とその作品》，《アジア文化學科年報》第一卷，1998年；劉全波：《曹魏東海繆襲生平著述輯考》，《齊魯文化研究》第十二輯，2012年）。
在儒家文化中，禮與樂互為表里，自西漢中期時便是國家統治的主導思想，東漢以降，禮樂的地位更加鞏固。東海繆氏家族世代敦儒，禮樂自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繆襲個人的禮樂修養和知識儲備也印證了這一點。依靠這樣的家學，繆襲得以躋身統治核心，在魏文帝、明帝朝備受信任（《三國志·魏書·華歆傳》）。
綜上所述，“事魏四世”的繆襲憑借其個人才學，躋身于曹魏統治的核心之內。也正是得益于他的努力，東海繆氏家族在三國之際，從地方性家族開始向全國擴大影響，有轉變為國家士族的趨勢。
三、西晉時期東海繆氏的起伏
繆襲死于正始六年（245），其時，朝中曹氏與司馬氏之爭已浮出水面，四年后便發生了高平陵之變，司馬氏基本掌握了朝中大權，為其后代的代魏事業奠定了最為關鍵的一步。從正始黨爭到魏晉禪代，當時大族面臨的最大抉擇無疑是政治的取向。這段時期，東海繆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繆襲之子繆悅。
據前引《三國志》裴注及《晉書》，繆悅為晉光祿大夫，此外，《南史·陸澄傳》中提及，繆悅還曾擔任國子博士。《晉書·繆播傳附從弟繆胤傳》則云繆悅之侄繆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安平獻王即司馬懿之弟司馬孚，曹魏時就有較高的政治榮譽，入晉更是倍受恩寵。雖然以魏臣自居，但其司馬氏宗室的身份卻無可置疑。繆氏家族與之聯姻，再結合繆悅入晉仍為高官，充分說明在曹魏末年的政爭中，繆氏必然倒向了司馬氏，因此才得以保全并鞏固其政治地位。
《文章志》中稱繆襲之孫“紹、播、徵、胤等，并皆顯達”，但現存的史籍中，繆紹的記載僅見于此處。繆徵的記載略多，《宋書·百官志》稱“晉武世，繆徵為中書著作郎”，《晉書·職官志》也印證了這一說法。而繆徵更為著名的身份其實是“金谷二十四友”之一。這是一個依附于賈謐的文學政治團體，石崇、潘岳、劉琨、陸機、陸云、左思等人都是該團體的一員。能夠躋身其中，一方面顯示了其文學修養，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游走于當時政治圈的核心之中（福原啟郎：《賈謐の二十四友をめぐるニ三問題》，收入其著《魏晉政治社會史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年）。
值得注意的是，繆徵并非西晉時期繆氏家族中最為顯赫的人物，從現存的史料來看，繆襲四孫中，名望最高的當是繆播與繆胤。
繆播，《晉書》卷六〇有傳。司馬泰為司空時，以其為祭酒，后遷至皇太弟中庶子。在惠帝末年，他周旋于河閑王司馬颙及東海王司馬越之間，在長安與洛陽間往返。惠帝駕崩之后，皇太弟司馬熾即位，是為懷帝。繆播以近臣身份，連續升遷，官拜中書令。在懷帝與東海王越的對抗中，繆播及其從弟繆胤等人被司馬越所殺。
為了弄清西晉末年繆氏家族地位的起伏，有必要對繆播、繆胤二人的政治行跡進行系統的梳理。
首先是司空祭酒之職。司馬越之父司馬泰擔任司空是在惠帝即位的同年，當時他尚為隴西王。司馬泰在朝中以坦率自律見稱，在宗室諸王中風評較好，亦無明顯的政治取向。繆播受任為司空祭酒，雖然不能直接認定二人有著密切的交往，但至少可以證明繆播本人的才能以及司馬泰對之并無厭惡之意。
其后，繆播經過數次升遷，成為皇太弟中庶子，這一職位極為關鍵。惠帝朝曾有兩位皇太弟，分別為司馬冏與司馬熾，從后文來看，繆播擔任的是司馬熾的中庶子。在此任上，繆播周旋于河間王司馬颙與東海王司馬越之間，并隨惠帝遷往長安，最終安全還洛。截至此時，可以說，繆播仍與當權者司馬越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在惠帝朝混亂的政局中，司馬熾最終得以繼承皇位，繆播也迎來了政治生涯的巔峰。他在極短的時間內數次升遷，先后擔任黃門侍郎、侍中，最終就任中書令，專管詔命，深得懷帝信任。同時，其從弟繆胤也從左衛將軍一升至散騎常侍、再升至太仆。然而，在達到政治頂峰時，危機也隨之降臨。隨著懷帝與司馬越的矛盾愈加激化，繆播不得不在“舊主”與“新帝”之間做出抉擇。而倍受皇恩的繆播顯然選擇了忠于懷帝，最終為司馬越所殺。與繆播一同被殺的還有繆胤、懷帝舅父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等人，可以說懷帝近臣被一網打盡。
西晉末年變幻莫測的政治局勢中，出于自身及家族情況的考慮，抑或是為時局所迫，繆播先后經歷了數次政治取向的轉變。擔任司馬越之父司馬泰的祭酒，是其政治生涯的起點。而隨著懷帝的即位，他最終走向司馬越的對立面，并因此招致殺身之禍。
西晉以后史書中仍偶然可見東海繆氏家族成員的影子，但只是附提一句，具體事跡極少（《晉書·慕容廆載記》）。到了南朝，曾經的儒學世家甚至試圖與當時的恩幸“小人”聯結（《宋書·《恩幸·阮佃夫傳》），而留在北方的東海繆氏成員，更是“數十年間，了無從官者”（《魏書·劉芳傳附繆儼傳》），種種跡象表明，東海繆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敗之路。
小結
東海繆氏是以儒學傳家的家族，從西漢初年至東漢末年，其家族勢力限于地方。憑借繆襲的努力，其家族得以在曹魏時期進入中央系統，將影響擴展至國家層面。魏晉易代之際，繆悅等人的正確抉擇，使其家族的發展得以延續至西晉。晉懷帝時期，東海繆氏家族經過三代的積累，聲望、地位達到極盛，然而西晉末年，以繆播、繆胤為代表的繆氏家族未能如其祖、父一樣保全家族，在西晉政權滅亡的前夜死于殘酷的政治斗爭中，東海繆氏家族發展的道路戛然而止。
其實，如果不是在西晉末年遭遇突然打擊，東海繆氏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政局的所謂的“門閥士族”，這樣看來，其衰落似乎極為偶然。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中，西晉政權都已土崩瓦解，小小的繆氏家族想要保全自身，又談何容易呢？
盡管由于殘酷的政治斗爭，繆氏家族在西晉末年遭遇重大災難，但我們分明看到，五百年間一個地方家族努力進入中央政權的“奮斗史”。繆氏家族的興衰反映了漢晉時期兩淮地方家族從參與地方行政到進入中央政權再到遭受打擊、回歸地方的曲折歷程，也是漢晉歷史發展大勢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