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國學經(jīng)典藏線裝書(孔子藏書洞)

作者 | 落墨成泥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wǎng)APP動態(tài)

買書多年，撿漏，自也是常有之事。然小漏之屬，多無足掛齒，唯撿大漏者，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余尚年輕，未曾得見諸般寶物，故而眼力不足，加之時運向來不濟，似撿大漏撞大運這樣的美事，多半也臨不到我頭上。但也確是趕巧，余還真有那么一回，也撞上個大漏。

約莫是一年前光景，余于孔網(wǎng)的一次拍賣上，見有在拍一本《宋本陶集》。雖書的扉頁印有“光緒紀元影刊”，然實為后期于宣統(tǒng)年間加印的線裝本。作為古籍，此書年代尚不算老，品相倒還稱得上較好。余本也只是走馬觀花似的看看，不意一眼瞥見了扉頁上的三枚印章，頓感不凡。再定睛一看，這還了得！那扉頁上三枚印章，第一枚乃是一方白文的“古印章”，第二枚是一方朱文的“俊卿之印”，末一枚為一方白文的“倉碩”。

這樣的三方印章，出現(xiàn)在一本書上，可著實不多見！且這三方印，排列也是頗為講究。古人鈴印，名應鈴于字之上，故而俊卿之印在上，倉碩在下。在吳公的畫作中，這般鈴印的比比皆是。但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的鈴印方式，似乎有違陰上陽下之原則，故而吳公又鈴了一方“古印章”的閑章于名諱之上，以此補足。然而，此時有一個疑慮產生了——雖吳公甚喜陶公詩文，罷官后還專刻有“棄官先彭澤令五十日”印章，其所繪眾多菊花圖中，亦多有提及悠然見南山、陶潛、陶公等，藏有此書并不稀奇，然吳公聲名如此鼎盛，這三枚印章為他人仿制亦不無可能。思及此，余立時通過多方渠道找尋吳公曾用印，以作比對。

因手頭并無吳公印存，故此番找尋無用功居多。最終的結果頗令人失望，雖吳公刻有同字同形的印章，卻未曾找見與這三枚印一模一樣的。于是，余只得悻悻地回來再細看圖。 此書非僅有扉頁三方印，另還有二枚鈴于其內頁。一枚是朱文的“吳曼公”印章，另一枚是白文的“六十甲子”。這又是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吳曼公，乃是民國時期金石學家，碑帖拓片收藏大家，曾任海軍總長薩鎮(zhèn)冰的秘書、故宮博物院顧問。當年毛主席與其師易培基先生主導的湖南“驅張”運動能夠成功，其中還有吳曼公先生的一份功勞。吳曼公的三哥吳瀛，與易培基乃是同班同學。

易先生抵京后，就先找了吳瀛說明來意。吳瀛先生覺“驅張”茲事體大，便又托其舅父——時任北洋政府審計院長的莊蘊寬陳情，又讓吳曼公托請薩鎮(zhèn)冰助力，方才令徐世昌同意查辦張敬堯。 書的扉頁，有吳曼公先生毛筆題字“毗陵吳曼公閱讀 公元一九五二舊歷壬辰年”。曼公生于一八九五年，按說五四年才及虛歲六十，而在五二年閱讀完之后，又于五四年特意尋出來鈴印，也足見曼公對此書之鐘愛。而經(jīng)由這樣一位金石學大師的鑒定，此前三方印章，當亦是真跡無疑。

此事至此，竟還未完。扉頁上另還有一人題字。此人乃是與周退密先生等三人合稱“海上四老”的海派詩人吳祖剛。吳祖剛先生是吳曼公之侄，吳稼農之子。于扉頁之上，吳祖剛先生先題有古詩一首，后錄“余讀陶詩，率成此喝.曼叔稱善，舉此本見貽.因錄原作，以資紀念. 一九七八年一月吳祖剛誌”。真是善莫大焉！一本書，三位名家遞傳，鈴印五方，其間尚自有多處題字考證，這本書的價值不可估量！況此書乃因金石學家賞金石而藏，因詩人作詩頌陶公而獲轉贈，意義非常。

由此，余緊盯此書三日，結拍當日直出價至夜間十一點有余，最終僅以二千四百余元之價收入囊中。后有不明者，以同書拍賣，因不知其中原委，竟特意指明近期以逾二千之價成交，卻不知其價值多不在書本身。誌此趣事，亦可令諸君發(fā)一哂。 然此書美中不足在于其前跋尾尚缺一頁，雖無傷大雅，卻仍是有所缺失。余本欲購入一頁補之，然轉念又覺：何必執(zhí)著于將其修復完整呢？或許，這一頁的殘缺，便是這冊書的宿命吧。若非少了這一頁，便可能無法成就如此不凡的一本書了。遂決定，不行畫蛇添足之事了，便令其維持現(xiàn)狀吧。 有幸得此珍本，余心甚喜，寒齋自寶藏之。 壬寅年戌月初十 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