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簡介200字,矛盾論的內容簡介
編者按：較為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矛盾論必須把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矛盾理論與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進行比較和融合。如果從本質上來把握矛盾，而不是拘泥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那么，我們只考察兩類矛盾，其中事物的矛盾是能動的對立統一，意識的矛盾是辯證的思維。事物可以看成是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載體或矛盾本身的對象化，事物也因此而必然處于運動之中。為了把統一中的對立表現出來，內在的矛盾就要表現為外在的對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分層次的。在矛盾一詞中可以讓矛代表矛盾的破壞方面和否定方面，讓盾代表矛盾的保守方面和肯定方面。“矛盾”的演化包括“矛盾”的轉化和進化（退化）。要解決“矛盾”，如果不是要求“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就是要消除舊矛盾，產生新矛盾。
如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科書中講到關于矛盾的哲學時，采用的都是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中的觀點。但是，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雖然沒有專門論述矛盾理論，卻有不少涉及矛盾的論述，這些論述所反映出來的思想，并沒有完全被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所概括，甚至在一些地方還存在一些差別。因此，有必要整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矛盾理論并將其與《矛盾論》進行比較和融合，形成較為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矛盾論。
一、“矛盾”的概念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提出了一些關于矛盾的哲學問題，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但是，他并沒有給矛盾下一個定義，而僅僅提到“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1]這表明，在毛澤東同志看來，矛盾就是對立統一，不過這個矛盾還是事物的矛盾，不代表它囊括了所有的矛盾。
例如，恩格斯曾經提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得不求助于詭辯和偽善，以便掩蓋它所陷入的矛盾”[2]。這里的矛盾就不能解釋為對立統一，而要把它理解為不能都成立但又被認為都成立的一對關系，從而表明這種認為必然是錯誤的，從而只有求助于詭辯和偽善才能讓這種認為看上去不是錯誤的。這個矛盾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個世界既存在物質，也存在意識，而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所謂的客觀辯證法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謂的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這些對立通過自身的不斷的斗爭和最終的互相轉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轉化，來制約自然界的生活。”[3]因此，如果存在事物的矛盾，那也就存在意識的矛盾，后一矛盾是對前一矛盾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還指出：“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么，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4]但是，由于意識對物質的反映存在正確與錯誤之分，因此，意識的矛盾也有兩種不同種類的區分。如果意識對物質的反映是正確的，那么意識的矛盾同樣是對立統一的；如果意識對物質的反映是不正確的，那么意識的矛盾就會是無法成立的東西，自然也談不上對立統一了。
馬克思曾經寫道：“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5]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矛盾的核心是對立，但這種對立處于運動或變化之中，具有內在的聯系和能動關系。由于這種對立又被看成是“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6]，因而這種特殊的對立關系，又稱為對立統一的關系。
除了上述“矛盾”外，馬克思還提到，“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7]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本身就構成對立統一的矛盾。但顯然，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矛盾”，只能理解為對立和沖突，而不能理解為對立統一。
由此，如果從本質上來把握矛盾，而不是拘泥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那么，我們只考察兩類矛盾，其中事物的矛盾是能動的對立統一，其運動規律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客觀辯證法；意識的矛盾是辯證的思維，是對事物的矛盾的正確反映，其運動規律表現為主觀辯證法，從而主觀辯證法也是對客觀辯證法的反映。
二、“矛盾”的產生
毛澤東同志曾經認為，“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8]由上面關于矛盾的定義和馬克思的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認為“差異就是矛盾”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差異是矛盾產生的一個原因。但是，差異并不必然在產生矛盾。泰山與青海湖存在差異，但它們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在勞資兩階級剛發生的時候，階級關系還不純粹，除了這兩個階級外，還有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他們之間都存在差異，但我們卻很少談工人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是因為工人與地主之間雖然存在差異，但他們之間缺乏內在的階級聯系和能動的關系。工人階級也會與地主階級之間發生斗爭，但是這種斗爭所依據的矛盾則是由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所決定的，從而工人階級才會參與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封建地主勢力，才會與農民階級聯盟反對與資產階級結盟的地主階級。顯然，勞資之間有矛盾，不是因為他們有差異，而是因為他們之間有內在的階級聯系和能動的關系。
另一方面，差異可以發展為矛盾。馬克思在談到商品交換中發展出與商品對立的貨幣時就曾指出：“商品二重地存在這個簡單的事實，即一方面商品作為一定的產品存在，而這個產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觀念地包含著（潛在地包含著）自己的交換價值；另一方面商品作為表現出來的交換價值（貨幣）存在，而這個交換價值又拋棄了同產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聯系，——這種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發展為差別，差別必然發展為對立和矛盾。”[9]
恩格斯指出：“一個事物是它自身，同時又在不斷變化，它本身含有‘不變’和‘變’的對立，這就是矛盾。”[10]恩格斯還指出：“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11]毛澤東同志也說過：“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12]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我們看到，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關系。商品的發展并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一般說來，這就是實際矛盾賴以得到解決的方法。例如，一個物體不斷落向另一個物體而又不斷離開這一物體，這是一個矛盾。橢圓便是這個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運動形式之一。”[13]地球圍繞太陽運行的軌道就是這樣的橢圓。馬克思還曾寫道：“這種矛盾只有通過矛盾本身的對象化才能解決，即只有使商品成為雙重的東西才行：一方面處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處于作為貨幣的間接形式中。”[14]恩格斯也指出：“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自行解決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來。”[15]
由此，我們又可以把事物看成是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載體或矛盾本身的對象化。這種對象化也表明矛盾統一于事物之中，存在于統一物中，從而事物的矛盾不僅是對立，而且是對立統一。而且由于事物是矛盾的對象化，事物就必然會因為矛盾的作用而處于運動之中，從而才可以得出“沒有不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無物質的運動”的結論。
在這里，我們注意到，矛盾的事物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列寧曾經批評民粹主義者以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是“錯誤的”：“矛盾不等于不可能。資本主義積累這個真正的為生產而生產，也是一個矛盾。但這并不妨礙它的存在，也不妨礙它成為一定的經濟制度的規律。”[16]
當然，僅僅知道對立統一，并不能明了矛盾產生的原因。在數學上畫個橢圓也是看不出形成這個橢圓的矛盾的產生的原因的。只有了解萬有引力之后，我們才能把握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同樣地，商品的交換過程的矛盾的產生要用私有制來說明，而不能簡單地用對立統一來說明。這是為什么恩格斯要指出：“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17]現代物理學想給宇宙從而也給對象化為宇宙的矛盾找一個起源，這個做法是以宇宙必然有起源為假設前提的，否則也不可能去找宇宙的起源。但是，這個假設未必成立。這就好比，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更小的正數，但卻給不出最小的正數。我們可以不斷探索產生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探索形成新矛盾的舊矛盾，但無法窮盡矛盾和事物的生成過程。
意識的矛盾即辯證思維，產生于人們對事物的矛盾的認識。事實上，“人們遠在知道什么是辯證法以前，就已經辯證地思考了，正像人們遠在散文這一名詞出現以前，就已經用散文講話一樣。”[18]但是，對事物的矛盾取得正確的認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思維的領域中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僅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認識上也受限制的各個人身上的實際存在”[19]就構成這個領域的一個矛盾。事實上，“處在矛盾中的并通過矛盾來實現的社會發展的辯證性質，是經常引起分歧的根源。”[20]馬克思也提出：“辯護論者為否定危機存在而提出來的每個根據，都是他們在想象中排除的矛盾，所以是現實的矛盾，所以是危機的根據。在想象中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時就是實際上存在著的矛盾的宣示，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應該存在的。”[21]
要正確反映事物的矛盾，我們必須進行一些看上去存在矛盾的辯證思維。例如，“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是這樣一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高等數學還有另一個矛盾：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交點五六厘米，就應當認為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可是，高等數學利用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銳的矛盾獲得了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初等數學所完全不能達到的成果。”[22]
但是，形而上學者無法理解這種辯證思維，而是“習慣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來思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23]這樣一來，形而上學者就不得不面臨意識上的矛盾，不得不提出很多的悖論，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另外，列寧還指出：“在現代農業經濟這樣一個各種趨勢錯綜復雜、形形、互相交織而又互相矛盾的領域里，隨時都可以找到一些實際例子來證實互相對立的觀點。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整個過程描繪出來，把所有趨勢都考慮到，并且計算這些趨勢的合力，或者說它們的總和，它們的結果。”[24]
三、“矛盾”的表現
矛盾的首要表現是對立，其次才是對立的統一。為了把統一中的對立表現出來，內在的矛盾就要表現為外在的對立。例如，在商品交換中存在一個來源于商品本身的二重性的矛盾。“商品是以鐵、衣服、小麥等各式各樣的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這是它們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們之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然而，它們并不能同時發揮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作用，即它們不能既作為使用價值被占有者消費掉，又作為價值承擔者被占有者拿去交換其他的商品。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這種內部對立，在商品交換中，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出來了。比如，在‘2公斤茶葉=1件上衣’這個交換公式中，茶葉代表對立中的使用價值一方，上衣代表對立中的價值一方。也就是說，在這里，被買來消費的是茶葉，茶葉發揮使用價值的職能。而購買2公斤茶葉付出的代價，是1件上衣。上衣不是直接用來穿的，而是用來購買茶葉的，1件上衣在這里表現了2公斤茶葉的價值。如果把這個等式反過來，即1件上衣=2公斤茶葉，那么含義也就大不相同了，上衣就成為代表使用價值的一方，而茶葉就成為代表價值的一方了。由于茶葉、上衣和其他商品在代表價值方面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比如不便分割、不便攜帶，尤其是這些商品單個產品的價值量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貶值幅度較大，于是對立的價值一方，即表現價值的商品越來越固定在某種獨特的商品上，并由這種獨特的商品作為商品流通的中介，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于是貨幣就產生了。這種獨特的商品，也就是金，就成為貨幣。”[25]也就是說，商品內在的二重性矛盾表現為外在的普通商品與貨幣的對立。
同一矛盾可以表現為多種對立，而并非只能表現為一種對立。例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26]但他又同時指出：“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27]在這里，同一個矛盾就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對立。而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等價形式所蘊含的矛盾表現為三種對立，即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對立和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28]
矛盾意味著對立，但是對立不等于對抗，尤其是不等于激烈的對抗，盡管對立在一定條件下也直接表現為對抗。列寧指出：“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29]毛澤東同志也指出：“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并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30]在毛澤東同志看來，“對抗只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31]。
對抗的消失不意味著對立的消除，不等于矛盾就可以調和。列寧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32]這也就是說，國家是階級矛盾的對象化。這里的調和可以看成是消除對立，矛盾可以緩和而不可以調和，調和就意味著矛盾的消失，也意味著矛盾所對象化的事物的死亡或消失。正因為如此，列寧才得以批評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33]有人可能要說，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何國家還要存在。這首先是因為，資產階級在國際上還存在，并能夠從外部影響社會主義國家，從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其次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勞動差別還存在，這三大差別導致各個不同的階層之間雖然有著聯盟的關系，但也存在著矛盾，存在著消除這些差別的需要，也就有了國家存在的需要。列寧曾經指出，工農政權“的任務不僅是徹底消滅地主和資本家——這件事情我們差不多已經辦到了——而且要建立一個無論地主或資本家都不能重新產生的社會。”[34]前蘇聯忽視了后面這個任務，導致。這個亡國不是國家的消亡，而是說在那里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
矛盾可以緩和就意味著它也可以激化。矛盾的激化就會導致沖突的出現。這種沖突可以使舊矛盾解體而產生新矛盾，例如，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挑起內戰的后果是舊中國的解體和新中國的誕生；這種沖突的后果也可能沒有脫離舊矛盾的范疇并使矛盾的激化得到抑制，例如，馬克思曾經指出：“各種互相對抗的因素之間的沖突周期性地在危機中表現出來。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35]不過，經歷過激化的舊矛盾也已經不是原來的舊矛盾而是已經發展了的舊矛盾。例如，恩格斯曾經寫道，“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著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變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賦予人民憲章以法律效力。”[36]
另一方面，矛盾的激化也不需要與之相伴隨的事物的成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經指出：“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37]也正因為如此，落后國家才有可能率先解決先行國家沒有克服的矛盾，才能夠擁有后發優勢，實現對先行國家的趕超，甚至率先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就像舊俄國和中國率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一樣。
因此，矛盾雖然可以緩和或存在緩和的可能，但是為了推動歷史的進步，我們有時未必要緩和矛盾，反而可能要激化矛盾。列寧就曾經質問，“是前進，去進一步加劇和加深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呢，還是后退，去緩和這些矛盾？這些問題是對批評的根本問題。”[38]當然，事物發展的必然矛盾也不是人為可以隨便緩和的。間的爭霸矛盾及其尖銳化所導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是人為可以緩和或阻止的，這時的問題只在于要不要利用這一矛盾的激化，實現“變戰爭為國內戰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在西歐放棄了努力，而列寧在俄國取得了成功。列寧也非常擅長利用矛盾。他曾指出，“我們應該加以利用的的一個矛盾，這就是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矛盾；另一個矛盾是美國和其余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39]
事物的矛盾必然在意識上有所反映。列寧曾經指出：“托爾斯泰的觀點和學說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紀最后30多年俄國實際生活所處的矛盾條件的表現。”[40]事物的矛盾在意識上的這種反映還使得理論具有論戰性，以至于不批判無學術。例如，列寧就曾指出：“‘馬克思體系’所以帶有‘論戰性’，并不是因為它‘有偏向’，而是因為它的理論正確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因此，如果不領會‘馬克思體系’的‘論戰性’，那么現在和將來都不能領會‘馬克思體系’，因為這個體系的‘論戰性’正是資本主義本身的‘論戰性’的確切反映。”[41]
四、“矛盾”的性質
毛澤東同志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42]但是，這里所講的矛盾的普遍性則過于普遍了，或者說這是最高級別的普遍性。毛澤東同志還指出：“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43]這里所說的在另一場合會成為特殊性的普遍性就不是最高級別的普遍性。因此，矛盾的普遍性是分層次的。同時，矛盾的特殊性也是分層次的，在另一場合會成為普遍性的特殊性矛盾就高于該場合下的特殊性矛盾。
由于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事物，每個不同的事物的矛盾也有所不同，即具有特殊性。因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物理學企圖將四種基本力完全統一起來，主張宇宙起源于一場大爆炸而大爆炸的核心是無差別的，這就是要消除矛盾特殊性的普遍存在。筆者認為這種努力會像構建地心說模型的努力一樣最終無法成功，因為它的基本假設是（至少在起源上）只有矛盾的普遍性而沒有矛盾的特殊性，這個假設并不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假設更靠譜。
在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中，我們注意到一個普遍性矛盾下必然會有多個特殊性矛盾，否則普遍性矛盾也就不具有普遍性了。例如，列寧曾經指出，“無限制擴大生產的趨向和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并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矛盾，而資本主義沒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發展。”[44]這樣一來，在同一個普遍性矛盾即同一個事物之下的多個特殊性矛盾中就有可能存在著在時間和空間上并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劃分。毛澤東同志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45]例如，1937年中國社會的矛盾中同時存在著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矛盾和中國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間的民族矛盾，其中前者是次要矛盾，后者是主要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次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決主要矛盾。列寧就曾指出：“在我國，‘文明’和野蠻、歐洲方式和韃靼方式、資本主義和農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純粹資本主義的矛盾，就是說，首先應該實現的要求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替資本主義清除封建殘余，既改善無產階級的、也改善資產階級的生活和斗爭的條件。”[46]但是，我們也要警惕在某個局部，次要矛盾會上升為主要矛盾。例如，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政府搞皖南事變，就使得皖南地區這個局部的階級矛盾一度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顧全大局，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平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才使得全國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解決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上。這也提醒我們，在重點關注主要矛盾的同時，不能忽視次要矛盾。中國抗戰勝利后，階級矛盾也重新成為主要矛盾，政府撕毀雙十協定之后，中國也不再平和地解決問題，而是通過解放戰爭把趕到了臺灣去。
主要矛盾也會由于次要矛盾的存在而更加尖銳。列寧曾經指出：“馬其頓的地主（所謂斯帕吉）是土耳其人，教徒；農民則是斯拉夫人，徒。因此，階級矛盾由于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銳。”[47]在普法戰爭期間，馬克思也曾指出，“根據我從法國得到的種種消息來看，整個資產階級都寧愿讓普魯士占領，而不愿讓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共和國取得勝利。”[48]在中國抗戰期間，的高官公然叫囂“寧亡于日，不亡于共”，也是一個例證。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劃分既像上面對于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分析一樣具有客觀性，有時也具有主觀性，取決于人們的主觀取舍。例如，日常用水時水的物理性質是主要矛盾，化學性質是次要矛盾，人們更在乎水是處于冰、水、汽的哪個物理形態中。但是，在電解水制取氫氣時，水的化學性質是主要矛盾，物理性質是次要矛盾。在這里，水的哪種性質是主要矛盾，取決于人們對于水的不同特殊性矛盾的主觀需要。
另一方面，在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中，也可能存在著在時間上或空間上沒有并存的從而沒有主次之分的不同的特殊矛盾，例如，1970年中國的社會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不同的，存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分，而198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2018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不同的，存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無進入新時代的差別。
毛澤東同志指出：“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4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性矛盾對應的是社會主義的普遍性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普遍性矛盾，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進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在新時代中國的具有特殊性的體現就是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當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要緊緊抓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特殊性矛盾，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要死死盯著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普遍性矛盾，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馬克思曾經提到經濟規律與一切以表面現象為根據的經驗之間的矛盾，這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在意識上的反映。規律對應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經驗對應的是矛盾的特殊性。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規律去說明經驗，對此，馬克思指出：“應當時刻記住，一旦在我們面前出現某種具體的經濟現象，決不能簡單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經濟規律來說明這種現象。”[50]同時，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經驗去“檢驗”或否定規律。這是因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51]。馬克思指出，要解決規律與經驗之間的“這個表面上的矛盾，還需要許多中項，就像從初等代數的角度來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個真實的量需要很多中項一樣。”[52]而揭示這些中項也是科學研究的任務。
五、“矛盾”的兩個方面
矛盾一詞是由矛和盾兩個字構成的。對立的矛和盾也構成矛盾的兩個方面，其中矛具有攻擊性，起破壞作用，可以代表矛盾的破壞方面和否定方面，而盾具有防護性，起保護作用，可以代表矛盾的保守方面和肯定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提到了矛盾的這兩個方面：“私有財產作為私有財產，作為財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的存在。這是對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財產。相反，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不得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滅制約著它而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那個對立面——私有財產。這是對立的否定方面，是對立內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財產。……在這種對立內，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無產者是破壞的一方。從前者產生保持對立的行動，從后者則產生消滅對立的行動。”[53]在當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從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看，公有制是盾，私有制是矛，公有制要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是肯定的方面，而私有制則要實行和平演變，走資本主義道路，甚至使中國向美國投降，從而是否定的方面。而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來看，生產力是矛，生產關系是盾，我們需要不斷地調節生產關系以適應甚至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提出，要保存市場經濟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而蒲魯東則早就提出，保存經濟范疇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對此，馬克思早就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54]
毛澤東同志指出：“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55]就地球繞太陽旋轉來說，在近日點是對太陽的離開方面大于落向方面，地球開始離太陽越來越遠；而到了遠日點則是對太陽的落向方面大于離開方面，地球開始離太陽越來越近。這種互易其位的轉換是由于隨著地球從遠日點向太陽靠近，引力作用的結果加快了地球的速度，導致離心力的增加，這種增加在近日點實現了矛盾兩個方面的轉換，使離開方面替代落向方面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引力作用的持續發揮，使得地球離開太陽的速度逐漸減少，離心力下降，在遠日點實現了矛盾兩個方面的新的轉換，使落向方面成為替代離開方面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形成了地球年復一年地繞太陽旋轉。這樣的轉換還談不上事物的性質隨著起變化，因為橢圓軌道本身沒有變化。這種轉換反而是維持事物所必須的運動。只有這些互相轉換受到阻礙或被破壞時，事物的性質才會起變化。例如，太陽死亡的時候會急劇膨脹，成為“紅超巨星”，進而吞沒地球，橢圓軌道就會發生徹底的變化。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一回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則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毛澤東同志指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56]因此，一旦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發生動搖，成了社會矛盾的次要方面，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發生性質的改變，就會成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為此，我們就必須堅持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57]的原則。顯然，在這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能隨便與矛盾的次要方面發生地位上的轉換的。相反地，鄧小平同志指出：“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58]也就是說，發展非公經濟這個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句成語叫“相反相成”，毛澤東同志認為，這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59]其實，除了說明同一性外，相反相成還意味著互相加強。因此，不能把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的次要方面的關系只是簡單地理解為一個互相轉換或轉化的關系，而忽視它們相互加強的可能。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要支持和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原因。
六、“矛盾”的演化
“矛盾”的演化包括“矛盾”的轉化和進化（退化）。“矛盾”的轉化意味著沒有新的事物出現，這種轉化主要表現為舊事物的運動。“矛盾”的進化則意味著新事物的產生。而“矛盾”的退化表明已經消失了的舊事物又死灰復燃了。
毛澤東同志指出，形而上學家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60]形而上學家的觀點雖然是錯誤，但這種錯誤也有現實的背景。事實上，只有一種事物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我們才能給這個事物一個認定。試想，如果我們種下一個綠豆種子，結果它結出的是小麥種子，再一次種下后結出的是玉米的種子或者直接轉化成了石頭，那么我們會認為這是個什么東西呢？毛澤東同志還指出：“為什么雞蛋能夠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夠轉化為雞子呢？為什么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卻沒有同一性呢？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61]顯然，只有一種事物能夠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矛盾的同一性才是可能的，矛盾的能動的內在聯系才是存在的。
一種事物反復產生為同樣的事物，同樣是矛盾的轉化，例如，小麥的生長發育所經歷的種子萌發、出苗、生根、長葉、拔節、孕穗、抽穗、開花、結實的各個階段都存在矛盾的轉化，也都是對上一個階段的否定。在這一系列的否定的否定之后，我們看到同一事物的反復出現。當然，這并不是說小麥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其他的東西。事實上，小麥本身也是進化的產物，是由其他事物變化來的，只不過這個變化的過程比較漫長，才被一些形而上學家認為“永遠”不會變化。
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矛盾的轉化看成是矛盾的量變，把矛盾的進化看成是矛盾的質變，盡管在矛盾的量變內部例如小麥的生長過程中又可以細分量變與質變。矛盾的進化之所以會發生，主要是因為矛盾轉化所引起的量變遇到了界限。例如，原始公社的產品的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出現了剩余，而對這個剩余的處置則引起了交換，從而產品生產開始向商品生產進化。再例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由于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導致生產過剩日益嚴重，進而引發經濟危機，而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就要從資本主義進化到社會主義。
矛盾的轉化是始終存在和發生著的，而矛盾的進化則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和積累才可以發生。與動植物漫長的進化過程相比，社會矛盾的進化尤其是現代社會矛盾的進化要快速得多。那種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也就是不再進化的觀點，很快就被現實的發展否定了。
毛澤東同志認為，“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62]但是，雖然矛盾的進化必然意味著對原矛盾的否定，但卻并不一定是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是因為，這個反面未必是新生事物，而矛盾的進化是要產生新生事物。因此，更合適的說法是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否定或者說揚棄它們的方面轉化。毛澤東同志還指出：“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63]同樣地，這種對立物可以是前進的對立物也可以是后退的對立物，例如，資本主義的對立物有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我們所希望的轉化是進化為前進的對立物，但不排除出現舊事物復辟的退化。
毛澤東同志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64]既然事物是矛盾的存在形式，那么當矛盾發展變化之后，它的存在形式即事物自然也會有所發展變化。矛盾本身的變化既有可能是矛盾自身運動的結果，比如從商品中發展出貨幣，也有可能是來自外部的力量對矛盾的改變，比如轉基因技術改變了植物內部的矛盾，從而產生了與傳統植物不同的轉基因植物。這也表明，毛澤東同志所主張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范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65]的觀點只適用于外部的機械作用，而不適用于轉基因這樣的外部作用，盡管轉基因技術不能把一種植物的內在矛盾變成鋼鐵內部的矛盾，仍然要基于植物的內因來起作用。
七、“矛盾”的解決
毛澤東同志指出：“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66]。我們在前面提到，事物本身就是解決矛盾的形式。因此，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提到的“矛盾”的解決，不是要求“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而是要消除矛盾，或者嚴格地說，是要消除舊矛盾，產生新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質的矛盾并不排除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解決。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在解決我們所遇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殖民地和的矛盾時，加強黨的領導，使黨領導一切，都是我們所采用的方法之一。畢竟不同質的矛盾，只是強調矛盾的特殊性，但還存在超越這些特殊性的普遍性，從而存在普遍適用的方法。我們既不能只講特殊方法排斥普遍方法，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也不能只用普遍方法而無視特殊方法，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必須把普遍的方法與特殊的方法結合起來使用，才能正確地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矛盾”的解決要求消除產生矛盾的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彼此之間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矛盾，因為分工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而要使這三個因素彼此不發生矛盾，則只有再消滅分工。”[67]恩格斯還指出：“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68]
在這里，我們注意到，要解決矛盾，消除其產生的原因，首先要正確地找準矛盾產生的原因，否則我們是無法解決矛盾的。例如，馬克思就曾指出：“產品的交換價值產生出同產品并存的貨幣。因此，貨幣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亂和矛盾，是不可能通過改變貨幣的形式而消除的（盡管可以用較高級的貨幣形式來避免較低級的貨幣形式所具有的困難），同樣，只要交換價值仍然是產品的社會形式，廢除貨幣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須清楚地了解這一點，才不致給自己提出無法解決的任務”[69]。
由于事物是矛盾本身的對象化，因此，現實中的矛盾是不可以在意識中解決的。列寧曾經指出：“社會生產力發展了，而消費沒有相應發展，這當然是一種矛盾，但這正是現實中存在的矛盾，它是從資本主義的本質中產生的，而決不是用感傷的詞句所能抹殺的。”[70]對此，馬克思也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71]。
矛盾的進化是解決或消除舊矛盾的常用方式。對此，恩格斯曾經寫道：“因為我們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著的，并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72]馬克思也指出：“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歷史道路。”[73]列寧同樣認識到，“矛盾愈向前發展，擺脫這個矛盾就愈容易”[74]，從而他指出，“我們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制止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上，而是寄托在充分擴大這種矛盾上”[75]。只有充分發展和激化矛盾，矛盾的進化才是可能的或容易發生的。
今天我們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有人提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用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但是，一方面，列寧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76]另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在視察第13集團軍時提出：“主動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從一切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式、固有模式、路徑依賴中解放出來，防止穿新鞋走老路。”[77]顯然，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即產生的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矛盾，我們不能像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那樣用任其發展甚至促其發展的方式來擺脫，而是要消除這個矛盾產生的原因，改變在新時代的條件已經不合時宜的舊改革的思維定式和做法，既不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而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放大了，又要避免正確的做法由于沒有與時俱進而轉化成為錯誤的做法。事實上，鄧小平同志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上提出“兩個飛躍”[78]而沒有只談一個飛躍，就是怕一些人缺乏辯證思維，只會一條道走到黑，進而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如今這“發展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遲遲沒有替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第一個飛躍，反而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有些矛盾可以在有限的進化中得到解決，例如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解決了封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有些矛盾需要在無限的進化或者說前進中才能解決，例如，前面提到的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在各個人身上的實際存在之間的矛盾就“是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連綿不斷的世代中解決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79]
對于形而上學者由于缺乏辯證思維而制造的意識上的矛盾，我們決不能像古典經濟學那樣用“強制的抽象法”把“規律從現象的矛盾中拯救出來”[80]，而且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81]也就是要“實事求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決意識上的矛盾。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4-535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頁。
[6]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8]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5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頁。
[13]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
[16] 《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3-544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頁。
[20] 《列寧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頁。
[23] 《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頁。
[24] 《列寧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7頁。
[25] 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升級版），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第26-27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頁。
[28] 參見《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頁。
[29] 《列寧全集》第6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1-282頁。
[30]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頁。
[31]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頁。
[32]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頁。
[33]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頁。
[34] 《列寧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1頁。
[35]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4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568頁。
[38] 《列寧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2頁。
[39] 《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9頁。
[40] 《列寧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5頁。
[41] 《列寧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71頁。
[42]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頁。
[43]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頁。
[44] 《列寧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頁。
[46] 《列寧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頁。
[47] 《列寧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5-206頁。
[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頁。
[49]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9頁。
[5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頁。
[51]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頁。
[52]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5頁。
[5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261頁。
[5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頁。
[55]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323頁。
[56]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3頁。
[57] 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光明日報》2015年11月25日。
[58]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
[59]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頁。
[60]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61]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1頁。
[62]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0頁。
[63]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2頁。
[64]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65]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頁。
[66]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頁。
[6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頁。
[6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5-306頁。
[6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70] 《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0頁。
[7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7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頁。
[73]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2頁。
[74] 《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1頁。
[75] 《列寧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6頁。
[76] 《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頁。
[77] 《習近平在視察第十三集團軍時強調，深入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堅定信心狠抓落實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載《光明日報》2016年1月8日。
[78]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7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頁。
[80]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頁。
[81]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作者：余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來源：《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