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每一篇的啟示(《世說新語》啟示)
編者按：原文刊載于《杜甫研究學刊》2016年第1期，總第127期。
鐘仕倫，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當代文學理論語境中，“詩學”是一個源自西方的文學理論概念，一般指的是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用法，意謂“論詩的技藝”，也泛指對文學藝術的研究，如法國讓·貝西埃等主編的《詩學史》所使用的“詩學”概念，涉及到的實際上是西方的文學理論。霍克海默曾說，“概念的變化是反映現(xiàn)實的運動的”。也就是說，每個概念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就已有的材料而言，漢語中的“詩學”一詞則源自唐宋，指的是“作詩的技藝”，或曰“作詩之學”，如蔡夢弼稱杜甫“自唐迄今，余五百年，為詩學宗師，家傳而人誦之”，而非西方文論的總名，或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文學理論”、“詩歌學說”。
中國的“詩學”觀念實際上在西漢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翼奉所謂“詩之為學，情性而已”，可能是比較早的中國詩學觀念的表達，只不過翼奉的詩學觀念受到漢代經(jīng)學的制約，難以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立的詩學學科。本文所謂的“詩學”，指的是“詩歌的學問”，即關于詩歌的知識、技藝和觀念。魏晉南北朝時期既是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時期，也是中國詩學觀念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從先秦的“詩文之學”到漢代的“《詩經(jīng)》之學”再到魏晉之后的“詩歌之學”，中國詩學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由多元一統(tǒng)的理論形態(tài)到回歸詩歌情性本位，或者說經(jīng)歷7 科書、禮樂志和法律文書，到將詩歌作為文人自我生存修養(yǎng)和人生旨趣寄托的過程。我們通過《世說新語》(以下簡稱《世說》)中的詩學文獻可以看到這種轉化過程的歷史痕跡。
《世說》敘事簡約，語言精煉，其中所載“才性四本”“《易》以感為體”“《五經(jīng)》鼓吹”“風骨清舉”“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形似”“神似”等清談軼事對魏晉南北朝詩學的發(fā)展影響極大。在《世說》和劉孝標注所引用的典籍中，據(jù)筆者不完全統(tǒng)計，涉及詩學文獻有91條，這些詩學文獻是我們了解魏晉詩學發(fā)展的重要材料。
征引詩作以刻畫人物個性，是《世說》詩學文獻的第一個特征。如《德行》篇吳隱之所賦《貪泉詩》“石門有貪泉，一歃重(《晉書》卷九十《吳隱之傳》作“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突出了廣州刺史吳隱之革除政弊的勇氣和“不見可欲”的品行。《雅量》第六記桓溫“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之時，謝安諷詠嵇康《贈秀才入軍》“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詩，因其“洛生詠”之重濁洪亮，更顯其器宇軒昂，凌然正氣，遂使桓溫趨解兵甲，使王、謝大家轉危為安，晉阼之運，得以延續(xù)。
《豪爽》篇載王敦詠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桓玄詠阮籍“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實則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一以曹操自喻，一以“梁王”雙關———“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為阮籍《詠懷詩》之三十一的詩句，阮籍詩中的“梁王”指的是西漢的梁孝王劉武，桓玄借指東晉梁王司馬珍之。王敦、桓玄的問鼎之心，于所詠之詩昭然若揭。而簡文帝誦庾闡《從征詩》“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則道出被彊臣桓溫所壓的憂憤之情。
但《世說》引用得更多的是《詩經(jīng)》。據(jù)張喜貴研究，《世說》有四十多則故事與《詩經(jīng)》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lián)，有的直接引用《詩經(jīng)》的題目，有的用《詩經(jīng)》的詩句來表達與原意并不相同的思想內(nèi)涵，還有的將《詩經(jīng)》中的詩句化為生活中的語言加以運用。我們這里僅就直接引用《詩經(jīng)》原文的條目作一分析。
《言語》第二“邊文禮(讓)見袁奉高(閬)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劉孝標注引《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并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后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邊讓為漢末“高才”，深得蔡邕敬重，稱其為“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陳琳說他“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后漢書》卷八十《邊讓傳》也稱邊讓“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xiāng)人有構讓于操，操告郡就殺之”。依陳琳和范曄之說，邊讓似乎不是那種一見上司就舉止失措，“顛倒衣裳”之人。孰是孰非，這里不論，但邊讓以《詩·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回答袁閬，反倒使邊讓的形象更加真實。同篇又載：
孫盛為庾公(亮)記事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齊莊”是孫盛第二子孫放字。《言語》篇“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條劉孝標注引《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jiān)君(孫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亮)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后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于此看來，孫盛之子孫放早慧敏捷，處變不驚。庾亮為東晉明穆皇后長兄，權勢傾天，年僅七歲的孫放竟然在如此校獵場面中將《詩·魯頌·泮宮》“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脫口而出，不可不謂早熟的天才。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簡文帝當年作撫軍時曾與權臣桓溫一同入朝，讓桓溫走在他前面，也曾引用這兩句詩以表白自己的“謙恭”。《言語》第二曰：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溫)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zhí)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桓溫所引為《詩·衛(wèi)風·伯兮》詩。雖然表面看來桓溫為簡文帝侍從，但其所引之詩卻咄咄逼人。《說文》曰：“殳，以杖殊人也。《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段玉裁注曰：“《周禮·旅賁氏》：‘掌執(zhí)戈盾，夾王車而趨。’蓋亦執(zhí)殳矣。”簡文帝司馬昱此時為撫軍將軍，對桓溫的“謙恭”，實際上是他內(nèi)心膽怯的表現(xiàn)。簡文即位后，“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是時(桓)溫威勢翕赫”已在此顯露端倪。較之于孫放對庾亮的回答，簡文可謂顏面掃地。所以后來王世懋說：“(孫放)小兒語，乃勝簡文。”一個是不驚不詫，無所畏懼；一個是小心翼翼，惴惴不安，年齡和權位的雙重反差，凸顯了人物的鮮活和生氣。
值得注意的是，孫放年僅七歲，就已經(jīng)能夠將《詩經(jīng)》爛熟于心，這與鄭玄的婢女對《詩經(jīng)》的信手拈來如出一轍。《文學》第四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鄭玄為大儒，其婢女以《詩·邶風·式微》和《柏舟》中的兩句詩一問一答，設身處地，恰如其分。尤其是發(fā)問的女仆，將本為衛(wèi)國邑名的“泥中”轉化為指稱地上的具體情境，機敏神奇，令人稱贊。鄭玄婢女巧用《詩經(jīng)》到極點，以致有人懷疑這件事情的真?zhèn)巍３艘酝猓妒勒f》引用《詩經(jīng)》比較突出的還有《排調(diào)》第二十五：
習鑿齒、孫興公(綽)未相識，同在桓公(溫)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注：“《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王文度(坦之)、范榮期(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后。”
在這種對話式的敘事結構中，引用或化用《詩經(jīng)》的警句，能夠將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含蓄地表現(xiàn)出來，使故事結構顯得更為緊湊。
更為重要的是，《世說》對《詩經(jīng)》的引用，折射出《詩經(jīng)》地位的變化。東漢末年，隨著朝綱解散，禮樂失序，“以《詩》斷獄”一變而為世俗生活話語，為詩學從“《詩經(jīng)》之學”轉型為“詩歌之學”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邊讓、孫放、習鑿齒、孫綽、王坦之、范啟等人和鄭玄婢女對《詩經(jīng)》的引用便是這種轉型的顯著例證。
從《世說》引《詩經(jīng)》還可以看到，永嘉南渡以后，《詩經(jīng)》古樂雖然大都亡佚，但《詩經(jīng)》的詞句卻依然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成了文人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隋書·儒林傳敘》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毛公。”陸德明也說：“《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繼王肅撰《毛詩》二十卷后，魏司空王基又撰《毛詩駁》一卷、《毛詩答問》和《駁譜》共八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毛詩異同評》十卷，晉徐州刺史陳統(tǒng)撰《難孫氏毛詩評》四卷。劉宋一朝，《毛詩》更為盛行。賀革治《毛詩》，裴松之年八歲，通《論語》《毛詩》；周續(xù)之通《毛詩》六義，雷次宗明《毛詩》，有《毛詩序義》二卷，阮宗之撰《毛詩序注》一卷，徐廣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孫暢之撰《毛詩引辨》一卷、《毛詩序義》七卷，何堰撰《毛詩釋》一卷，《毛詩》的注解撰述人之多，恐為六朝之冠。
據(jù)此可知，《世說》所引《詩經(jīng)》，當為南北共同遵奉的《毛詩》及鄭《箋》。
《世說》中的詩學文獻在中國詩學史上具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檀道鸞關于謝混變革晉宋詩風的論述。《文學》篇第四“簡文稱許掾曰：‘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條注引《續(xù)晉陽秋》曰：
(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猶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從文筆來看，這段話有可能是檀道鸞《續(xù)晉陽秋》的《許詢傳》里的“史論”，與《宋書·謝靈運傳論》的史筆相似。檀道鸞的《續(xù)晉陽秋》今已不存，但其史料價值卻很高。劉知幾很看重檀道鸞的《續(xù)晉陽秋》，認為唐修《晉書》遺略了很多《續(xù)晉陽秋》中的“美事”，比如，將原本載于檀道鸞《續(xù)晉陽秋》的《劉遺民傳》《曹纘傳》刪去。周一良在評論魏收的《魏書》時說：“六朝修史最喜載文，《魏書》亦然，然所載詔令奏議皆關系政治，當時形勢往往藉之始顯。雖云載文，實同紀事。詔令奏議之外，載詩文者猶有二十六傳。”檀道鸞《續(xù)晉陽秋》的這一段史評，也印證了周一良“六朝修史最喜載文”的評價。
檀道鸞，金鄉(xiāng)(今山東省濟寧市)人，宋尚書金部郎、永嘉太守。《續(xù)晉陽秋》，《隋志》著錄，題“《續(xù)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姚振宗據(jù)《宋書·長沙景王劉道憐傳》《南齊書·王僧虔傳》所載高平檀珪《與王僧虔書》等考證說，劉義慶本生母長沙檀太妃與“(檀)道濟兄弟行也”。檀氏一族，似亦因此貴顯當世。檀道鸞的《續(xù)晉陽秋》于南朝詩學到底有多大的貢獻，因《續(xù)晉陽秋》亡佚，今難以置評。不過，如果我們將《晉書·文苑傳序》：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并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nèi)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跡，陳諸別傳。至于吉甫、太沖，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與檀道鸞《續(xù)晉陽秋》的這一段論述相比較，則不難看出，《晉書·文苑傳序》在歷敘詩歌發(fā)展，特別是晉宋之際的詩歌發(fā)展時，僅列舉張載、陸機、潘岳、夏侯湛、應貞、曹毗、庾闡等人，不及孫綽、許詢，割掉了從玄言詩向山水詩轉折的關鍵詩人，其詩學文獻價值亦因此大打折扣。
也可能正是因為檀道鸞的論述比較符合晉宋之際詩歌發(fā)展的歷史狀況，沈約、劉勰、鐘嶸、蕭子顯等人才秉承其旨而踵武增華，發(fā)表了與檀道鸞《續(xù)晉陽秋》大同小異的詩史評論。《宋書·謝靈運傳》所謂“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lián)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殷)仲文始革孫(綽)、許(詢)之風，叔源(謝混)大變太元之氣”明顯是檀道鸞觀點的再版。鐘嶸《詩品序》“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chuàng)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謝混小字益壽)斐然繼作”的觀點，幾乎對檀道鸞的說法照章全收。而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淑)孫(綽)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與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殷)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的評價依然未出檀道鸞《續(xù)晉陽秋》之藩籬。
換句話說，《世說》劉孝標注所保存下來的這一段檀道鸞《續(xù)晉陽秋》關于詩歌發(fā)展的文獻彌足珍貴，是我們了解晉宋之際詩歌演變歷史的重要文獻。
《世說》和劉孝標的注釋中還保存了不少魏晉時期的歌謠諺語。唐修《晉書》將其中的歌謠諺語采進史傳，故清人杜文瀾《古謠諺》輯錄時依《晉書》而不從《世說》。未入《晉書》者，杜文瀾僅輯錄《賞譽》篇中的“洛中雅雅有三嘏”“洛中錚錚馮惠卿”“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三條。實際上，《世說》和劉孝標注釋中的歌謠諺語遠遠不止《晉書》所采。今劉義慶所輯有6條，37劉孝標注引有10條，涉及到虞預《晉書》、《魏略》、《中興書》、鄧粲《晉紀》、檀道鸞《續(xù)晉陽秋》、《漢南紀》和《靈鬼志》。以下僅就《漢南紀》和《靈鬼志》言之。
《言語》第二“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條注引《漢南紀》：
谞(劉孝標注曰：“荀爽一名谞”)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方正》第五“蘇子高事平”條注引《靈鬼志·謠徴》：
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后諸公誅峻，碩猶據(jù)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傷逝》第十七“庾文康亡”條注引《靈鬼志·謠徴》：
文康(亮)初鎮(zhèn)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后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忿狷》第三十一“王大(忱)、王恭嘗俱在何仆射(澄)坐”條注引《靈鬼志·謠徴》：
初，桓石民為荊州，鎮(zhèn)上(時)〔明〕，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明〕。”
劉孝標又注曰：“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王)忱小字也。”
劉孝標注引歌謠諺語的典籍，除虞預《晉書》、鄧粲《晉紀》等被唐修《晉書》采入外，《漢南紀》和《靈鬼志》今已不存。《漢南紀》，又名《后漢記》。《隋志》題“《后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薛瑩撰”。薛瑩字道言，沛郡竹邑(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北二十里)人，薛綜之子。薛瑩的《漢南紀》被后世譽為“波屬云委，灝瀚蒼郁，洵良史手”，其書有清康熙年間錢塘人姚之骃輯本。
《靈鬼志》，《隋志》《唐書·經(jīng)籍志》題為“三卷，荀氏撰”。《新唐書·藝文志》題為二卷。姚振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說“荀氏不詳何人”。章宗源《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認為“謠徴”為《靈鬼志》“分篇”之名，葉德輝也疑“謠徴”為篇目。《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引《靈鬼志》曰：“河間王颙，既敗于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由此可知，《靈鬼志》恐成書于西晉初年，至梁時猶存。
歌謠諺語，于史有補，觀風察氣，功莫大焉。郭店楚簡“有物有鯀而后諺生”“聞歌謠，則陶如也斯奮”之說，道出了歌謠對社會發(fā)展、陶鑄情性所起到的作用。《漢書·藝文志》著錄“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也有《吳楚汝南歌》《周謠歌詩》七十五篇一類，說明史家很看重民間歌謠的作用。《世說》中的這些歌謠諺語，大都是百姓對循吏良相、楨干之臣的贊譽，也有對世事變化的擔憂和猜測。無論是劉義慶輯錄的還是劉孝標引用的歌謠諺語，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出魏晉名士的風流軼事和當時的社會變革，甚至還有道德評判，它們實際上也起到了“興、觀、群、怨”的作用，在魏晉南北朝詩歌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世說》中的“詩敘”也具有重要的詩學文獻價值。如石崇的《金谷詩敘》和王羲之的《臨河敘》(《蘭亭詩集序》)，再現(xiàn)了那個以自然天性為第一追求的時代的文人生活情景和審美情趣。而《言語》第二“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條注王珣《游嚴陵瀨詩敘》：“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條注王珣《游嚴陵瀬詩敘》：
“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游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余。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踈。’”
和《輕詆》第二十六“褚太傅初渡江”條注所載謝歆的《金昌亭詩敘》：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jīng)吳，行達昌門，忽睹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nèi)史，逢其迎吏，游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群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則為我們了解六朝僧詩和詩人軼事等，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世說》何以能保存下來這些詩學文獻？其原因何在？我們只要看看同時期葛洪的《西京雜記》、干寶的《搜神記》、劉敬叔的《異苑》、殷蕓的《殷蕓小說》等，就不難看出《世說》征引詩學文獻的獨特性。桓譚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如果說《世說》所引歌謠諺語屬于“叢殘小語”，那么所引《詩經(jīng)》則不可視作“短書”。劉義慶在《世說》中引用《詩經(jīng)》的動機，有人說，是他的儒家世界觀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說，劉義慶身上有儒家仁愛思想，而作為儒家重要經(jīng)典之一的《詩經(jīng)》自然會在他編撰《世說》時得到引用。除此以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避亂江左的中原世家大族和過江武力強宗經(jīng)過百余年的較量，終于在東晉末年有了結果。出身門閥世家的司馬氏讓位于“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凡鄙無識知”，但卻以鐵馬金戈橫掃大江南北的彭城劉氏。也可能是因為出于軍功而無世家大族的文化優(yōu)勢，“東南最有影響的豪族都棄武從文，先后從武力強宗轉向文化士族。這兩種變化明顯體現(xiàn)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權力的交替更迭”。劉宋一朝，特別是宋武帝與宋文帝甚為重文。武帝戎馬倥傯，卻也橫槊賦詩，大有一洗“傖楚”之恥，由赳赳武夫搖身而變?yōu)槲膶W世家的浩然之氣。傅亮、謝晦多從武帝北征賦詩。《宋書》卷六十三《王曇首傳》曰：“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王)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文帝將文學與史學、儒學、玄學并列，抬升了文學的社會地位。因此時的文史分類界限還比較模糊，史書編撰依然摻雜著詩文成分，如周一良所說，“最喜載文”。
今沈約《宋書》中，紀、傳、志、論均有詩文載錄其中。如卷二《宋武帝紀中》所載“《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卷二十七《符瑞志上》載“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fā)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為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晉氏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為‘寄’字。女子獨立又為雙，‘奴’字”，卷二十九《符瑞志下》“史臣按：《詩》云：‘先集為霰。’《韓詩》曰：‘霰，英也。’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則霰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卷五十一《長沙景王道憐傳》附子《劉義宗傳》“謝方明為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為之賦詩十余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同卷《劉義綦傳》“(始興王)濬兄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等等。
但沈約所修《宋書》，多取宋朝之國史。《南史》卷七十七《徐爰傳》：“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chuàng)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使(徐)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yè)。”49王鳴盛考證，沈約“僅續(xù)成永光至禪讓十余年事”。他說：“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jiān)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shù)旬，革帶移孔，精神素非強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速如此？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xù)成永光至禪讓十余年事，刪去桓玄、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而已。”也就是說，作為國史的《宋書》的編撰時間與劉義慶編撰《世說》的時間非常接近。文帝之時，文學獨立一館，為“愛好文義，為宗室之表”的劉義慶編撰《世說》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機會，其書征引詩學文獻，猶如何承天諸人編撰國史“最喜載文”一樣，都是時代風氣使然。
第二個原因是，劉義慶身邊的詩人騷客對編撰《世說》的影響。《宋書》說劉義慶“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wèi)軍諮議參軍；其余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鮑照“貢詩言志”于劉義慶，“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劉義慶薨后，鮑照甚至為其服衰三月，從中可見劉義慶與詩人的交往深得詩人之心，而這些詩人也為劉義慶撰寫《世說》立下汗馬功勞。
又《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于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發(fā)，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并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tǒng)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zhèn)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人都是參與《世說》撰寫的重要文人。袁淑喜好俳諧文，作有《雞九錫文》《驢山公九錫文》等類似《世說新語·排調(diào)》“頭責子羽”一類的文章；陸展，陸徽弟，為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臧質謀反兵敗，陸展因“盡質復灼然”被誅；何長瑜為“當今仲宣”、謝惠連之師，深受謝靈運知賞。《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說，謝靈運從謝方明會稽郡府上將何長瑜車載而還。日本學者川勝義雄根據(jù)《謝靈運傳》的這一記載，認為何長瑜是劉義慶編撰《世說》的主要成員。何長瑜與劉義慶因此“韻語”的恩怨這里不論，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這些喜好歌詩韻語的文人在編撰《世說》時，恐自然留意詩學文獻，因而在其書中保留了許多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鑒賞的理論和詩人的逸聞趣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魏晉南北朝詩學的發(fā)展歷史。
總之，隨著詩歌在晉宋之際的發(fā)展，特別是宋武帝和宋文帝的倡導，劉義慶招聚文學之士編撰《世說》時，為了突出人物形象的個性和語言的精煉雋永，在書中引用了不少包括市井歌謠諺語在內(nèi)的詩學文獻。這些詩學文獻受到同時代詩論家的贊同和引用，不僅是我們研究《世說》的重要材料，而且也是我們研究魏晉南北朝詩學的重要材料。中國自上古起，詩史難分。實際上，《世說》及其注釋之所以受到后世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它們的歷史真實性，而劉義慶、劉孝標所引載的詩學文獻，或曰“以詩證史”，同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所載錄的詩學文獻一樣，突出了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這是《世說》詩學文獻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