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級小故事50字左右,四年級三分鐘小故事
在馬家店小學上了幾年學后，王衛國于1961年夏考入延川縣城城關小學高小部。
1960年代初，延川縣的小學設置是：各個大隊有自己的初級小學，學生要上五六年級，只能通過統考到公社辦的高級小學里上。
劉家圪嶗大隊屬于城關鄉，王衛國通過統考考到城關小學高小部。
城關小學在延川縣城的“堂坡”上面，是在古代“文廟”舊址上建起來的，它是全延川縣最早興辦的國民小學，也是延川縣教育資源配置最好的小學，有點類似于今天的“貴族小學”。
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到1990年代，這所小學一直以招收縣城學齡兒童為主。
當然，該校在“文革”前專設的“高小部”也招收過從城關鄉各個大隊小學考入的“高小生”，王衛國就是這樣的情況。
據路遙“高小”同學、作家海波回憶：“高小部共兩個年級四個班，具體的學生數我記不確切，但不會超過一百八十名。
這些學生又能分為兩種：一是縣級機關、事業、企業的干部職工子女和城關大隊農民的子女；
二是城關公社四十個村子里農民的子女。
前者在家里吃飯、住宿，為走讀生；后者在學校里住宿、上灶，為住校生。
住校生的數字我也記不確切，但可以肯定不會超過二十人。因為只有一個男生宿舍，一條土炕最多能睡十個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時農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體到路遙他們這一級，平均兩個村子才有一個上高小的孩子?！?/p>
王衛國能考到城關小學高小部，說明他的學習成績相當優秀，屬于農村孩子中的出類拔萃者。
吃飯是當時住校生的頭等大事。當時，城關小學的住校生，有“全灶生”與“半灶生”之分。
“全灶生”是指住校學生要給學校交納一定數量的白面、玉米面和菜金，按照糧食“庫存”情況報飯，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決定。
一般而言，“全灶生”家的光景都比較好?！鞍朐钌笔亲⌒Ｉ械母F學生，自己交不起糧食，只能把家里帶來的干糧帶到灶房“餾熱”吃，王衛國屬于這一類。
他在城關小學上學期間，正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土地貧瘠的陜北農村人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由于家庭底子薄等原因，王衛國家更窮，經常要吃加了麩糠才蒸出的干糧。
在當時的城關小學，住校生吃飯絕對是學校的一道風景。
每天飯鐘一響，沖在前面的往往是“半灶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灶房，搶先取出自己的干糧。
要不然，別的學生一翻攪，那些“團粒結構”極差的干糧就散架，根本捧不到手里，更不用說吃進嘴里了。
而“全灶生”就不用這樣，每頓都有一份固定的飯菜。
吃干糧，喝“熬鍋水”是“半灶生”的常態。
學校規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上完主課后可以離校，回家取干糧，以保證一個星期的食物維持量。
尤其到了酷熱難耐的夏季，糠菜團子經常會發霉變質，就這樣他們也絕不輕易扔掉，要硬著頭皮吃下去。
每到這時，這些“半灶生”就離開飯隊，躲到墻角，閉著眼睛，屏住呼吸，伸長脖頸，幾大口吞咽下去，再喝碗“熬鍋水”，就算一頓飯了。
據海波回憶，王衛國在更多時候是就著酸菜吃冷糠團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鍋水”而已。
他給同學說最看不起“告狀老婆”和睡覺后在被窩吃“干饃片”的人。
“告狀老婆”的人格卑下；而在被窩里吃“干饃片”的人，總發出“咯嘣嘣”的響聲，讓饑腸轆轆的他半夜睡不著覺。
王衛國在城關小學上學時，生活困難的情況可見一斑。
大伯、大媽想方設法供王衛國上學。
大媽幾乎每逢集就進城，她常?？鎮€籃子，籃子里不是紅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類的東西，她把這些東西拿到集市上賣了，換上幾毛錢，趕緊跑到城關小學送給兒子，她曉得兒子用錢處多。
每過節令，大媽總是用自己舍不得吃的蕎面包成餃子拿到縣城熟人家里煮熟，叫來兒子吃。
因為怕兒子受累，耽誤學習，她有時在“半灶生”回家取干糧的前一天，就步行十來華里路把用糠菜蒸成的“干糧”送到兒子手里。
到了1963年春，家里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兒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延長縣一帶的村莊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孩子上學——因為延長縣在延川西南方向，那里沒有兒子的熟人，他丟不起人。
當然，討飯是青黃不接時陜北農村人的普遍行為。
至于穿衣、學習用品與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條件，王衛國更是無法與城里的孩子相攀比。
曾在延川城關小學當過路遙美術老師的白軍民回憶：“在小學，王衛國最怕圖畫課，沒有道林紙，更沒有水彩顏料，連那種指頭蛋大的十二色硬塊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幾，他束手無策，只得端端地坐著，看同學們調色、畫畫，或者找個借口離開教室，不到下課不再回來。
每到這時，美術老師便將教案紙遞給他兩張，他借這個同學的毛筆，用那個同學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師一般給他及格分數，諒解其家貧寒?！?/p>
一般而言，在貧富差距極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有兩種心理趨向：一種是極度自卑，把自己封閉起來；
另一種是極度自強，在諸多方面有強烈的表現與征服欲望。少年王衛國是后者，他敏感而好勝心強，想方設法改變其處境。
他一直是村小學的“孩子王”，他要在這里奪回在城關小學中失去的“話語權”。
那時，看場電影絕對是一種高級的精神享受。整個延川縣城只有一個露天電影院，一張電影票一毛錢。
當時的一毛錢，相當于一個小干部日工資的十分之一（當時級別最低的干部月工資為三十元），但卻差不多相當于一個農村好勞力的一天工值（當時大部分農村壯勞力的日工值為一毛多錢，經濟條件差的生產隊甚至連一毛錢都達不到）。
能看電影的大都是縣城里的干部子女。在電影是強勢的大眾精神享受與文化消費的當時，一部電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們議論的話題。
縣里每放映一部電影，就很快成為城里孩子議論的焦點。
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許多農村孩子也吸引過去了，這是好勝心極強的王衛國所無法接受的。
他也嘗試著通過“爬下水溝”的方法來觀看電影，但是都沒有得逞。
1991年6月10日，已經榮獲“茅盾文學獎”的路遙在給西安礦業學院學生演講時，情不自禁地回憶到當年“爬下水溝”的恥辱：“想到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那種艱難，叫你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從下水溝里一步一步爬出來的。
說到這里，我想起小時候有一個情節在腦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溝，這也是我整個童年、青少年時期的一個象征。
那時候在縣體育場的土場子上放電影，一毛錢的門票也買不起，眼看著別的同學進去了，我們幾個最窮的孩子沒有票，只有從小水道里往進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會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為了看電影，手在地上擦幾下還要繼續往里爬。
誰知剛進洞子，就被巡查員一把從帽蓋子上抓住，抓著頭發又從大門把你送出去。我們兩眼含著淚水，只得灰溜溜地離開這地方?！?/p>
電影是看不到了，但王衛國想到通過閱讀方式獲取信息的渠道——縣文化館閱覽室是免費的，那里有很多報紙雜志。
當發現這個“新大陸”后，他經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往縣文化館閱覽室鉆，因為這是他“法定”的尋干糧時間。
他像一頭饞嘴牛犢闖進菜園子，拼命地啃食，不到下班關門，他絕不離開這個地方。
閱覽室有事關門時，他又很快找到了新華書店，鉆到新華書店看半天。
時間長了，售貨員就趕他走：“這是書店，要看到文化館去?！边@時，他才悻悻離開。他也經常在文化館與新華書店兩個地方交替看書。
久而久之，這兩個地方的工作人員都認出這個愛讀報、愛看書的男孩。王衛國也經常有因看書而耽誤回村尋干糧的事情。
等回到村里常常是上燈的時候，他“宣謊”說換了校長，不準“半灶生”提前離校。
他也有看書時撞上老師的時候，他就煞有介事地“搗鬼”，說已經約好誰誰，人家讓在這里等……
就這樣，王衛國在書本與報紙中獲取豐富信息，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他每次在班上宣講的時候，總能吸引到絕大多數同學的目光。
那些只談論電影的城里孩子也經常能在王衛國這里獲得各種新鮮知識。
同學們重視他了，王衛國奪回別人關注的目光，他自然更有信心，到后來經常是有事無事地往縣文化館與新華書店那里跑。
起初這種功利性的讀書方式，最后成為一種自覺方式，他完全徹底地喜歡上閱讀了。
在精神上獲得充分自信的王衛國，徹底超越物質生活的貧困，完全融入城關小學那個縣城干部子女占大多數的班級。
白軍民回憶：“（音樂課上）他不僅能和同學平起平坐還略占優勢，嗓門高，膽子大，加上他的一個小發現，用吹口哨的方式學曲子，贏得老師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別賣力氣，直到把臉漲得通紅。
班上或者學校舉辦文藝晚會，也是他出頭露面的機會，扮演個匪兵或狗腿子，還挺像回事，主角輪不上他?！?/p>
王衛國的音樂才能，得益于生母馬芝蘭的開發與培養。馬芝蘭雖是文盲，但很有藝術天賦，她會唱幾十首陜北民歌。
王家堡村每年春節鬧秧歌時，她可以即興自編自唱，就連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沒放在眼里。
童年時的衛兒最愛聽母親唱那些婉轉動聽的民歌，他有時還跑到五叔那里聽他彈三弦，說“鏈子嘴”。
這些兒時積累的藝術素養，突然在城關小學的教室里得到展現，他怎能不高興呢！
在城關小學上“完小”的后半程，王衛國憑借自己優異的學習成績，擁有豐富的知識信息以及出色的組織才能，已經成為全班同學的核心，擔任起一班之長，每節課上課前的起立都由他喊。
城關小學同學馮延平回憶起路遙，有這樣深刻的印象：“小路遙是班長，喊起立的班干部，給班里的同學起綽號，起的有‘日本花、美國花、蘭花花、山丹丹、爛南瓜、流氓’等。
調皮聰明的小路遙從小就擅長領導同學搞活動，玩各種花樣。
尤其上音樂課，路遙就高興了，他不僅嗓門大，膽子大，別的學生還沒學會，他就會唱了，常常受到老師的夸獎，所以唱歌特別賣力氣，直到把臉漲得通紅，有時調皮搗亂得叫老師都很無奈。
但小路遙講的‘三國故事’令同學們折服……”
王衛國的聰明之處，是在給別人起綽號之前，先給自己起了一個最不堪的綽號——“王喂狗”（王衛國的諧音）。
無論誰叫，他都答應。他還喜歡編順口溜調侃人，編出的順口溜故事笑得人“肚子疼”。
這可能是他最初的“創作”嘗試了。
這樣，這個在饑餓中成長、在饑餓中尋找精神快樂的男生王衛國，無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笑聲。
他是全班的快樂中心，同學們也愿意“緊密地團結”在他的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