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課件ppt(鄧稼先課件七彩課堂)
家庭環境的影響，長輩的人格熏陶，使得鄧稼先從小就懂得發憤圖強。他深知祖國的需要，立志成為核物理專家，以強國威，故而踏上了出國留學之路。
第一節出身于書香門第
在安徽省懷寧縣東北的大龍山下，有一個頗具古風的老鎮，名叫白麟坂。白麟坂有一座已有200多年歷史的老宅，喚做“鐵硯山房”。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老宅，前面是寬敞的大廳，后面是一排高高的木屋，曲廊連著一個池塘和一座精巧的小園林，集生活起居、娛樂休閑于一身，人文氣息與自然風貌相得益彰。老宅的主人，就是鄧稼先的六世祖鄧石如。
鄧石如（1743—1805年），原名琰，字石如，號完白山人。鄧石如是清朝乾嘉時期的書法、篆刻大師。他的書法以四體工整而著稱，博得四海贊譽，有人贊其為清朝第一人。這座宅子是鄧石如以兩湖總督畢沅所贈鐵硯而命名的新居，故得名“鐵硯山房”。
1924年6月25日，鄧稼先誕生在老宅“守藝堂”西側的住房里。他的父親鄧以蟄（1892—1973年），字叔存，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學家。
鄧以蟄出身于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嚴格的家教，苦讀詩書，擅長工筆山水畫，很小就有了良好的美學和書畫基礎。1907年，剛滿15歲的鄧以蟄便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一年以后，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和美學。1913年，鄧以蟄學成回國，被北京大學聘為哲學系教授，后來又到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任教。
回國后，鄧以蟄很快與魯迅成為朋友，在《魯迅全集》中就有他和魯迅談話的記錄。這一期間，鄧以蟄在《晨報》、《新青年》等進步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由于他見解獨到、文筆奔放，給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文學界吹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鄧以蟄也是最早在中國研究、傳播美學的先驅之一。他將畫史與畫學、書史與書學緊密聯系起來研究，在中國書畫理論上，提出了中國書畫歷來就有著相當完整和系統的美學理論，其美學思想中融匯了西方美學思想的超功利原則，在我國現代美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的《鄧以蟄全集》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后人研究美學提供了重要參考。
鄧稼先的母親王淑蠲，聰穎賢淑，為人寬厚，終年操持家務，照顧子女。鄧以蟄和她共育有4個子女，分別是鄧仲先、鄧茂先、鄧稼先、鄧槜先。
鄧稼先剛滿8個月的時候，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鄧以蟄將妻子兒女接來北京。當時，他們住在北京豐盛胡同北溝沿甲12號。這是一座有著明清建筑風格的四合院。
1929年，鄧稼先剛滿5歲，便背起了書包，跟在大姐鄧仲先的后面，走進了武定侯小學。
學貫中西的鄧以蟄對鄧稼先要求嚴格，不僅要他熟讀四書五經，同時還要他閱讀世界名著，學習英文、數學。鄧稼先7歲時讀到了屠格涅夫的《愛之路》，其中小鳥和獵人的故事，使他幼小的心靈產生了強烈的震撼。故事中，一只美麗的小鳥被獵人捉住了，獵人把它關進竹籠里。小鳥失去了自由，不吃也不喝，奮力朝著籠壁沖撞，一下，兩下，三下……整整撞擊了一天。晚上，獵人回來了，籠子里發生的事使他驚呆了：竹籠被撞破了，鳥兒滿頭血漬，倒在了竹籠外的地上。那只美麗的小鳥為了爭得一片藍天，最終丟掉了自己的性命。
讀完這篇作品，鄧稼先悄然落淚。他想到父親多次對自己講過的話：“人應該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的存在，與其他生命共存共榮。”他被小鳥那種不畏險阻、寧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折服了。
優良的生活環境和良好的啟蒙教育，對鄧稼先日后的成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節受益于父母人格的熏陶
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與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祖籍都是安徽，是多年至交。鄧以蟄在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時，他們在清華園里又成了鄰居，因此關系甚好。
1935年，鄧稼先考入志成中學，與比他高兩級的楊振寧成了好朋友。后來，二人又先后進入北平西單絨線胡同的崇德中學，友情得到進一步加深。
崇德中學是英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十分注重英語教學。鄧稼先自幼便跟父親學英語，八九歲時已可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所以，進入崇德中學之后，他的英語成績在班里是出類拔萃的。他的數學、物理成績也相當優異，得到很多老師的青睞。
“七七”事變的爆發，結束了鄧稼先歡樂的少年時光。端著和的日本侵略軍很快進入了北平城。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師生大多都撤往了西南，校園里一片空寂。此時鄧稼先的父親身患肺病，咯血不止，全家不得不滯留下來，在西單附近租房暫住。
北平淪陷后，北平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此起彼伏，強烈的民族屈辱感也不斷地激發著鄧稼先的愛國熱情。受此影響，他秘密參加抗日聚會，討論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由于崇德中學是英國人所辦，在英國沒有參戰之前，日軍不敢貿然令其停辦，所以鄧稼先又繼續讀了兩年書。
1937年9月，鄧以蟄的一位朋友投靠了日偽政府，領取日偽的薪餉，過著相對較好的日子。鄧以蟄考慮到這位朋友也是為了養家糊口，不得已而為之，也就寬以待之。可是，這位朋友卻夾著偽政府的公文包來到了鄧家，鄧以蟄很不高興。那天，鄧稼先正在家復習功課。那人進屋不久，他便聽到父親大聲質問道：“你是干什么來的?身為中國人，你怎能做出這種勾當？你出去，這里不再歡迎你!”那人只好狼狽不堪地夾著公文包溜走了。
鄧稼先第一次見父親發這么大的火，他心里既害怕又心疼，便小心地問道：“爸爸，為什么這樣不高興?”鄧以蟄余怒未消，大聲說道：“真是一個不知羞恥的東西!他竟然舉薦我到偽政府里去做事。這種人拿了人家的錢，就給人家當走狗。忘了自己是黃皮膚、黑眼睛，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喝的是中國人的水，列祖列宗的臉都被他丟盡了！”
日占時期，鄧稼先常和一些進步同學在一起，他們閱讀進步書籍，談論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向往著和平與安寧的大同世界。他們相互影響，彼此鼓勵，思想漸漸成熟起來。
為了彰顯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特權，日本憲兵隊規定，凡是中國老百姓從日本哨兵面前走過，都必須向“皇軍”行鞠躬禮。“中國國土雖然淪陷，但是中國人的民族尊嚴不可辱!”這讓像鄧稼先一樣血氣方剛的少年義憤填膺。每天上下學，鄧稼先寧肯繞路走，也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點頭哈腰。
不久，鄧家又發生了一件事，給鄧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北平市日偽當局為“慶祝皇軍勝利”，下令全體市民和學生舉行游行與慶祝會。鄧稼先所在的學校也不能幸免，被迫組織學生參加這一活動。開會時，會場上戒備森嚴，全體市民與學生像一群羊羔一樣被困在會場上。鄧稼先滿腔怒火，卻得不到發泄。散會時，他再也忍不住了，憤怒地將手中的紙旗扯得粉碎，并狠狠地說：“這簡直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鄧稼先的舉動被日偽安插在學生中的狗腿子發現了，他們立即把鄧稼先告到他所就讀的中學，要求嚴肅處理。
巧合的是，這所中學的校長是鄧以蟄的朋友。得到消息后，校長匆匆趕到鄧宅，向鄧以蟄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然后憂心忡忡地說：“鄧先生，稼先的事情我只能搪塞一時，如果沒有處理結果，恐怕日方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到那時可就不好辦了，得盡快想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呀。”
這突如其來的事件，使毫無準備的鄧以蟄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教于這位朋友：“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還是請仁兄幫我拿個主意吧。”
“依我看，硬頂肯定是不行的，藏起來也不是長久之計，還是趕快想辦法讓稼先離開北平吧!”
鄧以蟄想了一下，說道：“多謝仁兄指點，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校長剛走，鄧以蟄急忙把全家人叫到書房，一起商議鄧稼先的事。按照鄧以蟄的提議，由已經讀完大學的長女鄧仲先帶著弟弟鄧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當時，北大、清華等大學都遷到了那里，而且鄧以蟄在那里也有許多老朋友可以互相照應，這樣既安全又不耽誤鄧稼先讀書。
第三節顛沛流離的大學生活
不久，鄧仲先和鄧稼先姐弟倆便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征程。兩個從未離開過家的孩子帶著沉甸甸的母愛，告別父母、弟妹，踏上了旅途。當時日本人占領了北平，要乘火車前往昆明困難重重，只能從天津港乘坐“津江號”貨輪南下。
經過幾十個小時的漂泊，鄧稼先與大姐鄧仲先到達了旅程的第一站——上海。按照父親的安排，姐弟倆住在父親的老朋友胡適先生的家中。很快，姐弟倆又從上海乘船南行，經香港繞道越南，然后經過河內，再從老撾進入中國云南境內。他們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終于到達了昆明。
湯用彤教授是鄧以蟄的好友，得知鄧稼先姐弟要來昆明，早已安排好他們的住所。在鄧家姐弟到達昆明后的幾天里，父親的一些好友和同事楊武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教授紛紛來看望他們。
張奚若教授一進門便高聲說道：“聽說又來了兩個小難民，快過來讓我看看。”他邊說邊拉過他們來，端詳了好一陣子，哈哈笑起來，說道：“這兩個小難民長大了，比起前幾年，個子都高了一大截。不過兩個小難民能夠平安到達昆明，真是幸運啊!雖然身上土多了一點，鞋襪破了一點，可比你聞伯伯強多了。”
鄧稼先好奇地問道：“聞伯伯怎么了?”
張教授指了指聞一多說：“他呀，是隨學生從長沙步行來昆明的。”
“步行，那要走多久啊?”鄧稼先驚訝地問道。
“2月初從南岳動身，到昆明正趕上端午吃粽子。”聞一多笑著說。
這話勾起了張奚若的興致，他接過話茬說：“你聞伯伯剛到昆明那天，我還以為是從哪里來的癩頭和尚呢!長發過耳，胡須滿腮，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還沒看清是誰呢，他倒先開口說話了……”
“先生，討一口水喝——行嗎?”聞一多拖著長音學著。滿屋子的人都被聞一多的幽默風趣逗笑了，也對聞一多的樂觀和勇氣十分欽佩。
長輩們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使鄧稼先的精神為之一振，一路上的奔波勞累也隨之煙消云散了，等待他的將是一個嶄新的天地。
不久，鄧稼先與大姐鄧仲先來到四川江津，投奔了四叔。之后，鄧稼先成了江津九中高三的一名插班生。
1941年秋，鄧稼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西南聯合大學是一所特殊的大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昆明之后聯合興辦。學校的校舍是簡易房，全是統一的鐵皮屋頂，黃色墻壁。校舍里整齊地排列著烏黑發亮的桌椅，墻上懸掛著聯大校徽和校歌，安靜而肅穆。
學校地處昆明市郊，附近是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當時物理系僅有5棟平房，教學條件非常簡陋，但實驗室、資料室、教研室一應俱全。
這所學府里聚集了諸多著名教授，在抗戰期間聞名全國，可謂是名師薈萃。其中有為證實康普頓效應作出貢獻的吳有訓，有參加測試普郎克常數的葉企孫，有證實正電子存在的趙忠堯，有渦旋力學權威周培源，還有吳大猷、王竹溪、張文裕、饒裕泰等許多著名學者。
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學質量非常高，對學生的學業要求也十分嚴格。因此，這所學校雖然僅存在了8年，但在戰亂之中仍然培養出了一批舉世矚目的杰出人才，被譽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這恰好印證了梅貽琦的觀點：“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后來的調查表明，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至少有20人出自西南聯大物理系。遠近聞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就是從西南聯大畢業的。
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鄧稼先得到了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的教誨，學習成績一直十分優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讓整個中國沸騰起來，也鼓舞了無數國人奮發圖強。也正是在這一天，鄧稼先順利拿到了西南聯大物理系的。
1946年，鄧稼先歷盡千辛萬苦，從大西南輾轉回到了他闊別6年的北平，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雙親身邊。久別重逢，鄧稼先的父母欣喜萬分，晚上便在庭院那棵大槐樹下，為他舉辦了接風晚宴。
那天夜里，鄧稼先發現父親老了許多，但依然精神矍鑠。第二天早飯后，父親坐在書房的桌案前，像往常一樣讀書、著作。這讓鄧稼先想起了父親常說的話：“我們沒有理由浪費任何一寸光陰，因為無限的時光都包含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之中。珍惜生命，必須從此時此刻開始。這樣，此時此刻才可以成為永恒。”
鄧稼先從小就看見父親經常伏案著作，對父親的書齋懷有深深的敬意。在他心目中，那一排排擺滿各式版本書籍的高大書櫥，就像是翻卷的書浪，在茫茫無涯的知識海洋中翻滾，吸引著他。人們都說他是讀書最多的學者之一，父親大概已經將這些知識都裝進了自己的腦海里。
不久，鄧稼先成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助教，那一年，他剛滿22歲，是北大最年輕的助教。在此又遇好友楊振寧。
第四節與楊振寧的深厚友誼
楊振寧祖籍安徽肥西縣，他比鄧稼先大2歲，有著與鄧稼先類似的身世，其父楊武之從美國留學回國后，在清華大學任教。同鄉的情誼，同事的扶持，相同的經歷，使得鄧以蟄和楊武之交情甚篤。孩子們延續了父輩間的友誼，從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長大后，鄧稼先和楊振寧都在崇德中學讀書，很快，兩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楊振寧天資聰穎，才思敏捷；鄧稼先也很聰明，但與楊振寧不同的是，他性格更為沉穩，真誠可靠，待人忠實厚道。因此，他們一個是公認的“機靈鬼”，一個則以待人忠厚而贏得了“鄧老憨”的綽號。
這兩個朋友在一起，互相學習對方的優點，彼此糾正對方的缺點，還時常討論一些時事問題和學習問題。在課余時間，他們常常形影不離，或是趴在地上玩彈球，或是在墻邊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戲，或是在一起談天說地，甚至還比賽爬樹。兩人相處時，常常是楊振寧指手畫腳，口若懸河，鄧稼先則面帶微笑，洗耳恭聽。
楊振寧常以大哥哥的身份關照鄧稼先。受楊振寧的影響，鄧稼先對數學、物理等課程的興趣也越來越濃，漸漸迷上了神秘的數學王國。兩人經常一起看書、討論問題。這兩位情投意合的校友，自少年時代便樹立起了遠大的理想。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曾問過鄧稼先，小時候為什么愛和楊振寧玩？他的回答讓人感動，“因為楊振寧從來不欺負人”。
好景不長，鄧稼先和楊振寧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的槍炮聲打破了，楊振寧隨家南下，遷往昆明。鄧稼先則因父親鄧以蟄患肺結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
后來，當鄧稼先考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時，他的好友楊振寧已是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了。鄧稼先喜出望外，久別重逢后，兩人經常見面切磋學業，交流心得，暢談知心話。接下來的三年，兩人一起在聯大同系學習，彼此幫助，互相鼓勵。
盡管昆明為抗戰后方，但日軍的轟炸機也經常轟炸昆明。那時，“跑警報”成了西南聯大師生的重要生活內容。每當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便紛紛奔向郊外的防空洞。每次楊振寧總是拉上鄧稼先，結伴躲進防空洞或是田埂下，無數次躲過了日軍的狂轟濫炸。
戰爭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卻撲不滅熱血青年救國求學的熱情，在日本戰機的狂轟濫炸下，這兩個未來的科學巨星仍繼續談論光彩奪目的復雜的原子世界。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楊振寧考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鄧稼先大學畢業后則回到北平，于1946年受聘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并擔任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時年22歲的鄧稼先，風華正茂，在學校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成為師生們茶余飯后議論的話題。年輕的鄧稼先不論穿傳統的長袍，還是穿時髦的西裝，都透出一種睿智、精明與帥氣。他的儒雅，極富魅力的舉止談笑，清晰透徹的論述，吸引了不少學生前來聽課；加上他和藹可親的態度，對學生平等相待，很快便贏得了學生們的好感和尊敬。
可惜，好景不長，統治下的北平，政治黑暗，特務橫行，經濟凋敝，通貨膨脹，老百姓饑寒交迫，莘莘學子難以靜心攻讀。不久，“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風起云涌般地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
早在西南聯大時，鄧稼先就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是當時進步青年的秘密組織）。作為“民青”組織的骨干，鄧稼先勇敢地站在了這場斗爭的最前列。他投身到北京大學 “講助會”的工作中去，募集了大量錢款和物資援助貧困學生。
當年北京大學的“民青”組織，在舉行集會時經常以音樂作掩護。在父親的支持下，鄧稼先把父親的手搖留聲機搬進教師宿舍，在音樂的掩護下，懷著一腔報國熱情的鄧稼先和他的青年朋友們，議論時局，抨擊時弊，學習馬列的著述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深刻見解，為這群熱血青年指明了方向，尤其給了鄧稼先以新的啟示。他意識到，要建設一個政治上獨立、經濟上繁榮、文明先進的新中國，必須努力學習現代文化，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
產生了這樣的意識后，鄧稼先決定留學美國，去學習新知識，為建設未來的祖國積蓄更加強大的力量。1947年，鄧稼先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
離開北平前，面對災難深重的百姓，心情沉重的鄧以蟄叮囑鄧稼先說：“稼先，你此次到了美國，要珍惜這個大好的機會，發憤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明日之強盛，要靠科學。”鄧稼先望著父親因患肺病而變得異常蒼白的面孔，緊緊地握著父親那枯瘦如柴的手，緊咬著嘴唇，連連點頭：“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辜負父親對我的期待……”
在赴美之前，鄧稼先還寫信征求了已于1945年赴美求學的好友楊振寧的意見，問他到美國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經過仔細斟酌，楊振寧建議鄧稼先到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進修。一是此校離芝加哥很近，楊振寧可幫助鄧稼先申請到該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許可，并且兩人能經常見面；二是普渡大學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國理工大學的前10名之內，而且收費較低，經濟上易于保證。
鄧稼先采納了楊振寧的建議。在赴美這件事上，楊振寧幫了他不少忙。例如，馮克蘭先生就曾說過，楊振寧在物質上幫了鄧稼先。馮友蘭曾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年在給身在美國的兒子的信中說：“現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國成績最好的是楊振寧，他不但成績好，而且能省下錢來幫助家用，又把楊振平也叫去了，又幫助支付鄧稼先的費用。”馮友蘭教授是楊、鄧兩家的故交，他的這封信中證實了楊振寧對鄧稼先的幫助。鄧稼先也曾多次對許鹿希說過：“楊振寧對我們家是兩代的恩情啊！”
兩年后的暑假，懷著對友人的思念，鄧稼先來到芝加哥，與楊振寧、楊振平相聚。三人擠在剛剛租來的一間房子里，一起煮飯、游玩、散步、聊天，重溫兒時的美好時光，探討學術上的問題。后來，鄧稼先回憶說，“這是他們在美國時間最久、玩得最盡興的一次聚會。”楊振寧不失時機地拍下了那動人的瞬間，留作永恒的紀念。在楊振寧和鄧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著當年他們合拍的那張照片，成為他們深厚友誼的永恒見證。
取得博士學位后，楊振寧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應聘工作。后來，他與在美國留學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兒杜致禮邂逅，并結為伉儷，在美國定居，從事理論物理的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鄧稼先那個時候正在撰寫博士論文。他很早就接受了中國的影響，出國留學前，他曾經對跟自己要好的地下黨員朋友說過，學成一定回國。無論他在哪里，做著何種工作，他的心都是中國心。
1950年鄧稼先回國后，他與楊振寧就分開了，從此他們只能靠書信與偶爾的電話保持聯系。
第五節“落后就要挨打”
為了實現振興家國的夢想，鄧稼先再次背井離鄉，踏上了圓夢之旅。當時正好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要到美國上大學，于是楊父將楊振平托付給鄧稼先，二人結伴而行，乘坐美國郵輪駛向異國他鄉。
晚霞映在海面上，大海一片緋紅。隨著一輪紅日慢慢隱入蒼茫的海水，大海也由緋紅變得墨紫，令即將踏出國門的鄧稼先思緒萬千。他佇立在甲板上，海浪激起的浪花又被浩瀚的大海悄無聲息地吞沒，他感到神秘的大海里隱藏了太多的故事，也埋藏了讀不完的歷史。他不由得憶起了中日甲午海戰那悲壯而又屈辱的一幕，耳邊又響起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世名言。祖國的復興，必須得靠他們這樣的青年學習先進的科技，從科學技術上給予強大的支持。
當郵輪行駛到檀香山附近時，同船的一位華人隨手打開了身邊的世界地圖手冊，指著檀香山附近的“天使島”，沉痛地講述道：“那座島，美其名曰‘天使島’，其實，在華人心目中，它哪里是什么天使島，簡直是一座地獄島，是無數華人被侮辱的人間地獄。近百年來，眾多華人不堪忍受貧困與饑餓，冒險漂洋過海，到大洋彼岸謀生。但是，凡是到美國的華人，都要先到那個島上接受當局的審訊。審訊的人都是一些中國通，提的問題五花八門，問你端午節包什么樣的粽子，大年初一你家吃什么餡的餃子，正月十五你吃了幾個湯圓……諸如此類，一家人被分開監禁，分開審訊。若一家人回答不一致，必遭莫名其妙的毒打。有的人下落不明，有的人被逼瘋，有的人被毒打致死。據統計，罹難于‘天使島’上的華人，不少于30萬，其中不乏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人死了，他們的絕命詩留在島上，告誡后人要萬分小心，不要落入歹人魔爪。曾有人這樣寫道：‘夢斷天使島，魂歸我中華。’”
這個可怕的故事，讓剛出國門的鄧稼先內心感到一陣辛酸，父親的教誨再一次在他的耳邊響起：“貧窮落后就要被人欺侮。只有國家富強起來，才能跟洋人講平等。每一個華夏子孫都應該為中華崛起而奮斗。”
到美國一年后的秋天，鄧稼先通過考試，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
普渡大學位于芝加哥南邊約160公里的水城西拉法葉。城市雖小，但這座小城被譽為草原之城，沃巴什小河從這里緩緩流過。這里人煙稀少，靜謐安逸，是莘莘學子苦心攻讀的圣地。當時美國有很多著名的大學，普渡大學雖然名氣不大，但學術水平卻屬上乘。很多華人都希望能進入這所大學學習，甚至在華人學子中曾有“清華認麻省，交大認普渡”之說。這里師資堪稱世界一流，教研設施也很完善。普渡大學最著名的就是物理系，在整個歐美頗有名氣。
那時，基本粒子研究才剛剛起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看到了核技術的巨大威力，核物理迅速在各國發展起來。
1932年，德威克發現了中子；1938年，哈恩發現中子沖擊原子核產生裂變并同時產生巨大能量。當時，隨著各項機械技術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兩位科學家的本意是為人類在地球上找到一種新能源，解決困擾科學家的能源問題，而絕不是用于毀滅性的戰爭。然而，令科學家意想不到的是，1945年，美國的第一顆原在日本廣島爆炸，人們從此生活在對核彈的巨大恐懼中。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的國家，美國在使用原轟炸日本后，他們的國家首腦揚揚得意地說：“核試驗的音響效果，就是我們的外交辭令。”
這等狂妄的言論，令鄧稼先氣憤難當，為了給自己的祖國爭一口氣，他毅然選擇了核物理專業。
荷蘭人德哈爾是鄧稼先的導師。德哈爾曾多年研究核物理，具有指導研究生的豐富經驗。懷著決絕的心情，鄧稼先拜見了德哈爾，表達了自己渴望學習核物理的強烈愿望。
一番例行的測試后，德哈爾突然對鄧稼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選擇核物理作為研究課題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使用了原子武器，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經久不愈的創傷，你怎樣看待這件事?”
鄧稼先知道，不能將自己希望為祖國國防建設作貢獻的真實想法告訴導師，養尊處優的導師是不會明白一個祖國深受苦難的學子的想法的。反應敏銳的他略加思索，回答道：“我是來學科學的，我是懷著極大的興趣來學習研究核物理的。科學的任務是不斷探索，不斷發現未曾發現的奧秘。我渴望掌握核原理，因為它是物理科學的前沿成果，我希望可以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奧妙無窮的核物理學。”
聽了鄧稼先的敘述，德哈爾連連點頭，當即同意這位才思敏捷的中國學生由本科生直接攻讀博士學位。這在普渡大學可說是史無前例。
在進一步了解鄧稼先后，德哈爾微笑著對他說：“你的老師是吳有訓先生吧，吳先生是一位很出色的物理學家，在美國物理學界是有影響的。還有你的老師吳大猷、趙忠堯、葉企孫、周培源……這些科學家的名字，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能聽到一位很有名氣的科學家稱贊自己的老師，稱贊中國的科學家，身在異國他鄉的鄧稼先感到無比自豪與榮耀。
隨后，在德哈爾的引導下，鄧稼先來到一座大廳。就是在那個地方，鄧稼先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書本上看過的粒子加速器。
德哈爾不愧為一名優秀的導師，他向鄧稼先介紹加速器的工作原理：質子如何從圓柱形范德格拉夫加速器注入到環形加速器，運行約一秒鐘后，如何接受向前推力，加速到一兆電子伏，然后打到靶子上。
剛開始，第一次接觸粒子加速器的鄧稼先對德哈爾說的知識略感生疏，聽得他懵懵懂懂的。他反復思忖著德哈爾的話，想起他讀過的奧本海默的一段話：“所謂原子系統的量子理論，起源于20世紀初，完成于20年代，包括了許多國家、許多科學家的共同努力，進行了有決定意義的大膽試驗。那是一個創造的時代。然而，事實上，這個領域對我們平常人來說，是顯得非常遙遠的，它幾乎不可能被任何門外漢所知曉。”
鄧稼先想，奧本海默的話是對的，因為直到今天，自己還是一個門外漢，對核物理的許多奧秘還有待于跨入門內才可知曉。想到這里，他心里一陣緊張，自己以后的道路會越來越艱辛。
鄧稼先的數理化乃至外語的功底都很扎實，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每次考試他都名列前茅。憑著良好的基礎和敏捷的思維，對于普渡大學的許多課程，鄧稼先只需看看書，便可以順利通過考試，拿到學分。他也因此節省出不少時間，不過，他沒有像其他紈绔子弟那樣，將寶貴的時間花在玩樂上，而是努力鉆研核物理發展前沿的新成果。
經過不懈努力，鄧稼先各門功課的考試成績都在85分以上，超過了標準分數線。他也因此獲得了豐厚的獎學金。直到這時，自費學習的鄧稼先才稍微改善了生活，終于可以不再為吃飯發愁了。
德哈爾對鄧稼先的優異成績很是欣慰，他滿意地稱他的學生是“來自東方的高材生”。
在德哈爾的指導下，在人類發現同位素氚16年之后，鄧稼先開始對“氚核光致蛻變”進行研究。
鄧稼先天資聰慧，加上他愿意將別人參加聚會的時間花在實驗室里，因此，他只用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便取得了令導師德哈爾驚喜的成果，提前完成了《氚核的光致蛻變》的博士論文，于1950年8月獲得了博士學位。這一年，他剛滿26歲，被人們稱為“娃娃博士”。
在美國學習期間，德哈爾告訴鄧稼先，準備帶他去英國，希望可以一同繼續對氚核的物理性能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當時，英國對氚核的研究處于世界前列，英國的科學院也能為他們提供更加完善的實驗室。這個消息著實讓鄧稼先感到高興，因為他很想進一步站在核物理學研究的前沿，使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技術設備，去探索未知的核物理領域。有那么一段時間，鄧稼先在赴英還是回國之間猶豫不決。
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報效國家的愿望越來越強，最后他決定盡快回到祖國，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父母身邊，將自己學到的科學知識，投入到新中國的科學事業中去。
第六節祖國啊，我永遠是您的好兒女
鄧稼先的爺爺是藝術家，父親是文藝家，那么，他為何沒有繼承父業，而選擇做一名核物理專家呢？
這也許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的父親鄧以蟄在多年的生活經歷后，認識到科學技術對國家建設的重要作用，一心想將孩子培養成一個實用型人才。鄧以蟄從小就教育鄧稼先要學習科學，運用科學，讓科學服務于中國的復興與繁榮，服務于世界的和平與昌盛。科學是一把巨大的鑰匙，可以開啟智慧的大門。人民的生活也需要科學，祖國的強大也需要科學。由于國家貧弱，時常遭受外國侵略，生活在戰爭年代的鄧稼先，也飽嘗了侵略者的鐵蹄在中華大地上踐踏，生活流離失所的痛楚。所有這一切，在鄧稼先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鄧稼先知道，中國之所以如此貧弱，與落后的科學技術有著莫大的關系。拯救中國，拯救我們的同胞，是每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從小時候開始，鄧稼先就有了科技強國的夙愿，他將個人的事業與民族的興亡緊密相連，期盼有一天能用自己的知識為祖國的強盛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當時的險惡社會環境也對鄧稼先選擇核物理專業起到了促進作用。剛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中國，國內的局勢還不夠穩定，國家還處在反動派的統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枚核彈的破壞能力之強，令世界各國無比震驚，擁有已成為一個國家實力強大的標志，而現實的中國正缺少這樣的人才來制造這樣的武器。
鄧稼先前往美國的時間是1948年，懷著對知識的渴求，他在那里學習了2年。鄧稼先去美國留學之前，已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并加入了的外圍組織，領導他的人叫袁永厚。袁永厚在新中國建立以后曾經是北京工業局的領導，和鄧稼先是非常好的朋友。鄧稼先即將奔赴美國時，袁永厚痛惜地說：“你先別走……”鄧稼先說：“將來國家建設需要人才，我到美國只是學習科學技術，學成以后一定回來，將學到的東西奉獻給國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鄧稼先激動不已，多年的心愿終于得以實現，欣喜之余，他當即朗讀了時人創作的一首長詩：
當一場暴風雨過后，祖國已迎來燦爛的黎明……我們就要回到你身邊。祖國啊，母親……
1950年8月，鄧稼先遵守自己的諾言，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僅9天后，便毫不猶豫地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毅然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旅程。
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鄧稼先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與其他200多位留學專家組成了一支龐大的回國科學家大軍，一起投入到祖國母親的懷抱。
遵照科學院的指示，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慶典前夕，鄧稼先回到了北京，并受邀參加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
會上，有人問他，鄧教授從千里之外的美國給咱中國帶了什么好東西回來？鄧稼先風趣地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于原子核的知識。”
在接下來的8年間，鄧稼先一心投入到原子核理論的研究中。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大家證明了他的出類拔萃。
鑒于鄧稼先對社會主義的深刻認識，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突出貢獻，1956年4月，黨組織通過了鄧稼先的入黨申請，不久，鄧稼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除了工作，鄧稼先的個人問題也有了結果，他結婚了。
第七節終成眷屬的有情人
鄧稼先與許鹿希的愛情可謂蕩氣回腸，讓無數人羨慕不已。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許鹿希的父親許德珩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新中國建立前，他們都住府學胡同北大的宿舍，兩家是隔壁鄰居，相識已久。
鄧以蟄十分好客，他的妻子也非常賢惠，很會做菜，許家人常常是鄧家的座上賓。許鹿希說，那時，鄧家請客的時候請她父親和母親去，盡管她也很想去，但父母從不帶她去，一方面她很小，另外她小時候身體很不好。
鄧稼先家里除了他的父親鄧以蟄跟許鹿希的父親是同事以外，鄧稼先的姐夫鄭華熾和許鹿希的父親許德珩也很熟。
小時候的鄧稼先在家里頑皮得不得了。一次，剛從鄧以蟄家里回來的許母就笑說，鄧家這個男孩子很頑皮，家里請客，兩個姐姐都是穿得整整齊齊的招待客人，唯獨鄧稼先坐在家里大門的門檻上望，誰一來，他就報誰誰誰到了。許鹿希的父母到他家去，整個小巷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許伯伯、許伯母到！腳一蹬，門就開了，他再從門檻上跳下來，把他們讓進去，然后又跳到大門檻上在那兒看。
鄧稼先到美國求學時，他和許鹿希的關系已經非常親密了，雖然沒有挑明，但是彼此都已心照不宣。即便兩人從沒有通過信，但時刻都惦記著對方。當時許鹿希已進入北京醫學院學習，醫學院的課程很緊，她不得不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上。
醫學院女生比較少，男生很多，許鹿希本有許多選擇，后來有人開玩笑說，如果那時候許鹿希和別的男生結合了，她的命運就會是另一種景象。對此，許鹿希笑言，這是一種緣分，是不可改變的。她很感謝也很珍惜這份緣分。
從美國回來后，鄧稼先常往大姐鄧仲先家里跑，他的大姐住在北京大學的教授宿舍，許鹿希的父親也住在北京大學教授宿舍，兩家來往很密切。那段時間，鄧以蟄身體不太好，經常有病，許鹿希打針的水平是出了名的，下針又快又準，針扎進肉里沒有一點疼的感覺。鄧家就常找許鹿希去為鄧以蟄打針，一來二去，鄧稼先與許鹿希的接觸更多了。
“那時，稼先已20多歲，朋友紛紛為他介紹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為他介紹了一位姑娘，見面后，我問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么多脂粉，熏死人了。”鄧稼先的姐姐在回憶鄧稼先時這樣說：“北京大學有一宿舍區在府學胡同，住了20多位老師。大家相處和睦，在一個大院里，各家沒有圍墻，天天可以見面。新中國建立后，大家各奔東西。那時我和許德珩先生的住房緊鄰，許伯母勞君展先生和我常見面，她曾在法國留學，專長數學，在大學教書，為人和藹可親。那時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飯，所以許伯母見過他。許伯母見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書很認真。許伯母有一女兒叫許鹿希，學醫。我和稼先說勞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許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兩個女生，一個叫周北凡，一個叫許鹿希，這兩個女生在班上功課都很好。經過我和許伯母勞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許鹿希成為終身伴侶。”
一個是溫婉聰慧的女大學生，一個是從美國留學歸來的青年才俊，兩人可謂天造地設的一對。1953年，鄧稼先、許鹿希兩人結了婚，主婚人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教授。那年，鄧稼先29歲，許鹿希25歲。
結婚的時候，許鹿希沒有披婚紗，也沒有坐花車，婚禮十分簡單樸素。
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個教室里，鄧稼先請了一些同事、朋友，吃點糖，吃些點心，所謂的點心，就是一種小餅。大家在一起高興高興，念念詩，唱唱歌，玩玩游戲，祝福祝福。就這樣，一對新人走到了一起。
鄧稼先和許鹿希的結婚照也很普通，兩人穿得很整齊，并排站在一起，一副中規中矩的樣子。
后來，許鹿希回憶兩人戀愛時的情景：“那時候沒有很多的花樣。禮拜六都在上課，也就是禮拜天有空，都是騎自行車出去玩。他的車技很好，我也很會騎車。郊外很多地方沒有公共汽車，我們就騎車到處玩。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復興門外的公主墳，那時候公主墳是一個很荒涼、人很少的地方，不像現在，車水馬龍的。公主墳附近有一個叫什坊院的地方，新中國建立前那個地方醫學院有一個醫療站設在那里，實際上是我們地下黨人會面的地方。醫療站給老百姓看病，或者是打預防針，我們經常去那兒。有時候我跟鄧稼先兩個人騎著自行車帶點吃的，一邊溜，一邊唱歌，找一個有樹陰、涼快一點的地方坐坐，聊一聊天，吃點東西，然后兩個人再回來。或者就是到公園玩，那時候經常去頤和園劃船，冬天到北海公園去滑冰。說到滑冰，現在五六十歲的人都還記得，那時的北京，天氣比現在冷多了。愛滑冰的大人、孩子們一到冬天就自己開始做冰車、冰鞋。那時候，能夠滑冰的地方也很多。鄧稼先滑得非常好，里八字、外八字都會。跟他去滑冰也不覺得冬天有多冷了，在冰場滑著滑著渾身就熱起來，感覺整個人都變了。那時候年輕，工作也沒有那么忙碌，生活真是快樂啊！
“五六十年代沒有像現在這樣，年輕人玩的東西不是特別多，但鄧稼先愛好很廣泛，在他的帶動下，每天的日子都很充實。鄧稼先這個人很會玩、很活潑，他游泳游得可以在水上漂，游得不快的時候，能漂得起來。結婚以后我們經常逛廠甸，節日的時候很多人會在那里抖空竹。鄧稼先最拿手的就是抖空竹，抖得非常棒，往往引來旁人佩服的目光。我們常玩的是兩頭大、中間細的最經典的空竹。那種一頭是小細疙瘩，一頭是大疙瘩的也很好玩。
“有一年春節，我和他帶著孩子去逛廠甸廟會，擁擠的人群把我和他突然擠開了，我看不見孩子和他的影子，很著急，就喊他和孩子的名字，他聽見我在喊他，就讓孩子騎在他的肩上，這樣我一眼就看見了，拼命地擠過去。擠到他跟前時，他使勁地笑，說看見我剛才往這邊擠的樣子很著急，很可愛。還說給我買個空竹安慰一下，后來我也學著抖空竹，不過，怎么學也不如他抖得好。
“鄧稼先還特別愛彈球。就是那種小玻璃球，在地下挖幾個小坑，把小玻璃球彈到挖好的那幾個小坑里。我不愛玩，女孩子從來不玩。他的老師也彈得挺好。后來他又喜歡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厲害。因為他是左撇子，他拿左手打乒乓球，他那么一抽對方接不著。他的性格非常開朗，是一個非常活潑的人。
“鄧稼先愛唱歌，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歡樂頌》，特別是用德文唱《歡樂頌》，唱出來特別動聽。‘歡樂女神圣潔、美麗，燦爛光芒照大地，我們心中充滿熱情，來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煩惱，在你的光輝照耀下面，人們團結成兄弟。’”
《歡樂頌》出自德國作曲家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歌詞取自德國偉大的戲劇家、詩人席勒的詩作《歡樂頌》。貝多芬成長的年代正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時代，貝多芬深受“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影響，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明顯的體現。席勒的《歡樂頌》倡導的是全人類團結友愛、和平自由。貝多芬在交響曲中進行大膽的嘗試，將席勒的詩作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創作了一首美妙的曲子。
這首曲子在維也納首演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按當時的慣例，王室成員進場的時候眾人鼓掌3次，那天，觀眾連續給貝多芬鼓掌5次，使他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此外，鄧稼先喜歡的還有京戲。許鹿希說：“他愛唱戲，愛聽戲。我們那時候也經常去劇院看戲，他有時候學京戲，捏著細嗓子學梅蘭芳唱，學得挺像，尤其是《蘇三起解》唱得非常好。”
鄧稼先對京戲的熱愛，漸漸影響了許鹿希。許鹿希一開始并不喜歡京戲，但慢慢也對京戲產生了感情。有時，京戲的段子許鹿希聽不懂，鄧稼先就坐在旁邊一句一句地給她說詞。后來演京戲在戲園子墻上用幻燈片打出詞來，許鹿希便一邊聽，一邊看墻上的詞，就這樣，慢慢地能聽懂了。不久，京戲的無窮魅力就將許鹿希深深地吸引住了。
對于鄧稼先，許鹿希有著很強的信任和依賴。這種信任與依賴不時在她的言語中有所流露：“那時工作之余有好戲都去聽，常常到一流的劇院去看一流的京劇、芭蕾舞。那個年月，剛開始票很貴，看的人少，票好買，想看去買票就是了。后來票比較便宜了，看戲的人多了，戲票就不好買了，鄧稼先就到劇場的門前去等退票。鄧稼先等退票可有本事了，他手里拿著錢，觀察著來往的行人，看過來人臉上的神色，他就知道這人退不退票。看到有退票的人，他就馬上過去先把錢給人家，然后再接人家手上的票。”每次從劇院出來，往往已經夜深人靜了，在銀色的月光下，鄧稼先一邊陪許鹿希散步，一邊惟妙惟肖地扮青衣唱一出《蘇三起解》。
在性格上，鄧稼先好動，許鹿希好靜，但是他們卻生活得十分融洽，讓身邊的朋友羨慕不已。世界的一切都會在時間的長河中消失殆盡，唯有深刻而美好的回憶不會被任何東西阻隔。回想過去，許鹿希內心永遠感到幸福和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