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書的正確寫法、分家書的正確寫法圖片

書信既是散文中具有實用性質的文體，又是人與人之間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種工具。家書，是書信中最具特色的一種文學形式，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名篇佳作層出不窮，許多家書至今仍有極強的生命力。

梁代劉勰《文心雕龍·書記》中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他認為書信產生于春秋時期，產生的原因則是交往頻繁的需要。從物質層面上說，甲骨文時代，以龜版及牛肩胛骨為書寫材料，主要內容為占卜；青銅時代，以鐘鼎為材料，主要內容為紀功、紀事；春秋戰國時代，以竹簡、木牘以致縑帛為主要書寫材料，“書介”也隨之產生。由于物質層面的限制，同時為了避免麻煩，使者往往是面受辭語，書信的普及流通尚無法實現。

漢代以后，紙張的發明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場革命，它的出現真正使文字的流通得到了普及。與此對應，書信也憑借紙張而迅速普及。家書作為書信的一種形式也普及開來。漢、三國時代的一些家書，有不少已成為流傳近2000年的名言警句，比如東漢名將馬援《誡兄子嚴敦書》中，諄諄告誡他的侄子馬嚴、馬敦，讓他們向龍伯高學習，不要學杜季良，“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諸葛亮的《誡子書》更是流傳千載，膾炙人口：“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畫虎不成反類狗”、“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早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佳句，誰能想到這是漢代人在家書中告誡子侄的諄諄囑咐呢？

家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在體例和格式上都有具體要求，在行文上因接受書信者的身份地位、長幼尊卑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講究，在遣詞用句上也有具體規定，許多講究和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臺灣省、香港及海外華僑之中多見，而祖國內地已不多見）。由于紙張的不易保存，漢代的紙質家書筆者未曾見過，就管見所及，傳世法帖之中，以二王父子的“帖”為最早，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法帖中，多為書信短札，即與親友的書信，因殘損過多，書信的完整格式不十分清楚。20世紀初，日本大谷探險隊在羅布泊地區，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是西晉末西域長史李柏發出的一封信的草稿，雖然是“公函”，但我們可以從中大致推斷出“家書”的格式，因為“家書”是承襲“公函”的格式而來。

從晉至唐，一直到宋代，教人們如何寫公私書信的書統稱之為“書儀”，一直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在1900年發現的敦煌藏經洞中，就保留了幾十種共100多件寫本的“書儀”，更有一批唐代的“家信”抄件或原件，這些珍貴的文獻，使我們對如何寫“家書”，有了明確而直觀的了解。

這里僅為讀者舉兩個例子，說明在唐五代時，尊卑、上下、親疏的關系在撰寫“家書”時必須嚴格遵守，不得淆亂。

在敦煌寫本《書儀》中有一篇叫“公私平闕式”。“式”是一種法律規定，“平”指行文遇到特定的字要提行另寫，稱為“平出”，“闕”指行文中遇到特定的字要在此字上空兩字格或一字格。這里我們不談公文中的平出、空格等問題，僅談家私書札中的規定。敦煌本鄭余慶《書儀》中記載，“高祖、曾祖、祖、翁婆（指父母）、外族耶娘……”等字“準式并平闕”，就是說遇到上列規定的字詞要提行或在字前空兩格，以示對長輩的尊敬。“墓所、塋所、望問、清譽”等規定的數十個詞要“準式闕二字”，即在上述詞前空二格。這種規定，后世發展到“雙抬”，即不僅遇到特殊的字要提行高出其他行兩個字；“單抬”，提行高出其他行一個字；“平出”，即提行另書；行文中遇到特殊字仍要上空兩字或一字格。這種影響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

在家書中，受信人不同，應用輕重不等的語詞，這里從略，這里僅說“家書”信封上最后一兩個字的用法：若寫給父母，封面最后兩個字是“幾前”，若父母寫給兒女，封面最后一個字是“發”。我們今天看到有人給長輩寫信，在信封上寫“×××教授敬啟”，真不知這里的“敬”字是“敬”誰，令人哭笑不得。

上例是想說明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因受信人和寫信人的身份關系，從書信的文字、稱呼及信封上的用字都有十分嚴格的規矩，而祖國內地多數人已不甚了了。

家書寫完之后要送達受信人，在清末新式郵局出現之前，私人信件則大多是托人攜帶，“柳毅傳書”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漢代之后的書信多用“函”，即小木盒盛。《世說新語·任誕》中講東晉殷羨字洪喬，由建康（今南京）出為豫章（今江西）太守，都下士人托他給豫章的親屬帶信共有百余函，殷羨走到石頭，將所帶百余函“書”悉投水中，并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因此，后世稱那些丟失別人書信者為“付諸洪喬”或“洪喬之誤”。唐代之后，多數的家書只要封起來即可，敦煌文獻中即有折疊的樣式。

家書作為散文的一種形式，是親人之間互報平安、傾訴衷情、議論時政的一種私密性文字，真情實感最易流露，社會真相也極少遮掩，所涉及的又均為真人真事，其中透出的歷史、文化、社會變遷等內容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它是社會的一面未扭曲的鏡子。例如，曾國藩1864年寫給其弟曾國荃的一封信中，在談及請淮軍一同“會剿”協助曾國荃攻打天京時，曾國藩說：“余亦必將趕到金陵會剿，看熱鬧也。”“看熱鬧”三字在收入文集時即已刪去，但這恰恰是曾國藩的真實想法，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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