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理論—現代教育理論認為托兒所幼兒園和家庭的關系屬于

即便閱讀前人關于教育的最優秀論著，也讓人感到教育理論發生了某些變化。洛克和盧梭是19世紀前兩位偉大的教育理論改革者。［1］兩人享有盛名乃是當之無愧的，因為他們都批駁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諸多教育謬誤。然而，在兩人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幾乎所有的現代教育家都超越了他們。例如，兩人都順應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但他們考慮的只是貴族子弟的教育，而這種教育需要某個人的全職服務。不管這樣的體制多么卓有成效，具有現代觀點的人不會認真對待它，因為每個兒童都占有一個成年教師的全部時間，這從算術上考慮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體制只能為特權階層所用，它不可能存在于一個公平的社會。現代人雖然也會現實地為自己的孩子謀求特殊利益，但他們認為只有通過某種對所有人開放或者至少對所有有能力從中受益的人開放的教育方法，才能解決這個理論問題。我并不是說富人應該立即放棄在現實社會中未對所有人開放的教育機會。這么做就成了為公平而犧牲文明。我的真正意思是，我們所追求的未來的教育體制必須給每個孩子提供現有的最佳機會。理想的教育體制必定是民主的，雖然這種理想無法馬上實現。我想，這一點在當今能得到相當普遍的認同。在此意義上，我將對民主保持關注。我所倡導的一切都將是可以普及的，與此同時，如果某人有能力和機會使他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就不應讓孩子成為一般教育弊端的犧牲品。在洛克和盧梭的著作中，即便這種極為弱化的民主原則也看不到。雖然盧梭不相信貴族政治，但他未曾認識到他的這種懷疑在涉及教育時的意義。

澄清民主和教育的關系是個重要問題。堅持絕對的平均會釀成大禍。有些孩子聰穎過人，從更高階的教育能夠獲益更多。有些教師比其他人更訓練有素或者更具稟賦，但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受教于這少數最出色的教師。即使最高等的教育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可取的——對此我表示懷疑，目前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接受這種教育，由此對民主原則的粗暴運用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人應該得到這種教育。這樣的觀點一旦被接受，將會嚴重危及科學的進步，并使今后一百年教育的總體水準處于無謂的低下狀態。以犧牲進步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機械式平等，是得不償失的；我們必須謹慎地推進教育民主，以便在此過程中盡可能少地破壞那些碰巧已經跟社會不公相聯系的寶貴成果。

但是，如果一種教育方法不能普及，我們就無法承認它是令人滿意的方法。富家子女除母親之外，通常有乳母、保姆，還享受其他家庭傭人的服侍；任何社會制度下都不可能給所有孩子提供這般待遇。嬌生慣養的兒童是否真正受益于不必要的寄生生活，很值得懷疑，不過任何情況下，無偏私的人都不會贊成給予少數人特別優待，除非有特殊理由，例如這些人是低能者或者天才。只要能做到，當今的明智家長很有可能為自己孩子選擇某種事實上并不普及的教育方法；為試驗起見，父母擁有嘗試新方法的機會是件好事。不過，這些新方法應當是可以普及的——如果發現其產生了良好效果的話，而非本質上只能成為少數特權者的專屬品。幸運的是，現代教育理論和實踐中一些最好的要素有著極為民主的起源，例如，蒙臺梭利女士［2］的工作就是從貧民區的幼兒園起步的。在高等教育中，給特殊人才以特殊機會是必要的，除此之外，沒有理由讓任何一個兒童因為接受面向大眾的教育體制而吃虧。

教育中還有一種現代趨勢跟民主相關，或許更有討論的余地——我指的是使教育變得實用而非流于裝飾的趨勢。凡勃倫［3］的《有閑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已經透徹闡述了裝飾與貴族的關系，不過我們只關心這種關系的教育方面。在男子教育中，這一問題跟古典教育和“現代”教育之爭密切相關；在女子教育中，它包含在“淑女”（gentlewoman）理想和培養女孩獨立自主的愿望的沖突當中。然而，凡牽涉到女性的教育問題，都已經被性別平等的愿望所歪曲：有人試圖使女孩獲得跟男孩一樣的教育，哪怕這種做法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結果，那些以教育女性為己任的人致力于讓他們班級里的女生像同班男生那樣學習那些“無用”的知識，并激烈反對這一觀念：為成為母親進行專門訓練應當是女性教育的一部分。這些相反的潮流使我正在考察的教育趨勢，在涉及女性的某些方面變得不太確定，盡管“窈窕淑女”（fine lady）理想的式微是這一趨勢最顯著的例證之一。為避免討論混亂，我暫時只談男子教育。

諸多引出其他問題的獨立爭論，在某種程度上都依賴于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男生應該主要學習古典學科還是科學學科？在各種考慮因素中，其中一個因素即古典學科是裝飾性的，而科學學科是實用性的。教育應該盡快成為某一行業或職業的技術培訓嗎？這又跟實用性和裝飾性的爭論相關，雖然不是決定性的。兒童應該被教導成字正腔圓、彬彬有禮的人嗎？抑或這些只不過是貴族遺風？藝術鑒賞這件事對于藝術家之外的人有任何價值嗎？應該采用語音拼寫法嗎？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爭論，都部分地根據實用性和裝飾性的爭論展開論辯。

然而，我相信整個爭論是虛假的。一旦相關術語得到界定，爭論就消失了。如果我們對“實用的”（useful）作廣義解釋并對“裝飾的”（ornamental）作狹義解釋，一方觀點即占優勢；反之，占優勢的就是另一方。在“實用”一詞最寬泛和最準確的意義上，產生良好結果的活動就是“實用的”。而這些結果必定在某種別的并非僅僅“實用”的意義上是“好的”，否則我們就沒有真正的定義。我們不能說一項實用的活動是具有實用結果的活動。“實用”之物的本質在于其有助于產生某種并非僅僅實用的結果。有時需要一長串結果才能達到堪稱“好”的最終結果。犁之有用在于它可以耕地，但耕地就本身而言無所謂好壞，它之有用轉而在于讓種子可以播種。播種有用是因為它產出糧食，糧食有用是因為它產出面包，面包有用是因為它維持生命。而生命必定具有某種內在價值：倘若生命只有作為其他生命的工具才有用，它也就毫無用處。生命的境地有好有壞，因此生命也可以是有用的，即當它成為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時。我們一定會在某個地方超越那環環相扣的功利鏈條，找到掛住鏈條的固定點；否則，鏈條的任何環節都沒有真正的實用性。如果以這樣的方式來定義“實用”，就不存在教育是否應該實用的問題了。由于教育過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它當然應該是實用的。但這與教育功利論者的想法不太一樣。他們大力主張的是，教育的結果應當有用，直白地說，他們認為受過教育的人就是知道怎樣制造機器的人。如果我們追問機器有何用途，最終的回答是它們為我們的身體生產必需品和舒適品——食物、服裝、住宅，等等。由此我們看到，那些觀點頗為可疑的功利論者是這樣一種人，他們認為只有物質的滿足才具有內在價值：對他們來說，“實用”就是有助于我們滿足身體的需求和欲望。如果這就是功利論者的本意，那么在一個饑民遍地的社會里，他們或許是政治家的不二人選，因為彼時物質需求的滿足壓倒一切；但如果這是在闡述一種終極哲學，那么他們必錯無疑。

當考慮這場爭論的另一面時，也需要大體類似的分析。當然，將另一面稱為“裝飾”是對功利論者的一個讓步，因為“裝飾”或多或少有無關緊要的意思。以“裝飾”這一修飾語來形容傳統觀念中的“紳士”或者“淑女”是恰如其分的。18世紀的紳士操著純正口音，應時對景地引經據典，衣著入時，熟諳禮節，并懂得何時決斗可以使自己聲名鵲起。在《奪發記》［4］（The Rape of the Lock）中有這樣一個人，他

為他的琥珀鼻得意，

花手杖揮動得體也是拿手戲。

此人的教育屬于最狹義的裝飾，在我們時代很少有人富裕到可以享有這樣的教育。舊時理想的“裝飾”教育是貴族式的：它以存在一個財力雄厚又免于勞動的階級為前提。縱觀歷史，雅士淑女顯得頗為迷人；他們的回憶錄和鄉間宅邸帶給我們某種我們不再帶給自己后人的愉悅。但他們的優越感即便是真實的，也絕不高貴，這些是極端奢靡的產物：賀加斯［5］的《杜松子酒巷》（Gin Lane）對其付出的代價作了生動描繪。如今，沒有人會倡導這種狹義的裝飾教育了。

但這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是：在教育中，我們應當旨在灌輸具有直接實際效用的知識，還是應當設法給予學生那些就其本身而言好的精神財富？知道1英尺有12英寸、1碼有3英尺是有用的，但這種知識沒有內在價值；對生活在使用米制［6］地區的人來說，它就百無一用。另一方面，理解和欣賞《哈姆雷特》［7］（Hamlet）在實際生活中用處不大，除非碰到某人要殺死他的叔父這樣的罕見情形；但這給了人一筆精神財富，沒有它會令人遺憾，某種意義上它還使人變得更優秀。主張功利并非教育的唯一目的的人，所偏愛的正是這后一類知識。

功利教育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爭論，似乎包含三個不同的實質性爭點。首先是貴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前者認為特權階級應該學會以自得其樂的方式利用閑暇，而從屬階級應該學會以有益他人的方式利用勞力。民主主義者對這種觀點的反對意見顯得有些混亂：他們反感教給貴族無用的東西，同時主張工薪階層的教育不應以實用為限。這樣，我們看到民主主義者反對公立學校中舊式的古典教育，同時又要求工人應當有機會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雖然這種態度在理論清晰性上可能有所欠缺，但在實踐中卻大體正確。民主主義者不希望將社會分裂成兩部分，一部分重視實用，另一部分追求裝飾；因此他會給迄今一味講究裝飾的階級更多純粹實用的知識，而給迄今一味崇尚實用的階級更多完全娛樂的知識。但民主本身并不決定這些成分應該以什么比例進行混合。

其次是物質利益至上者和精神愉悅崇尚者之間的爭論。倘若富有的現代英美人被魔力帶到伊麗莎白時代［8］，他們大多情愿返回現代世界。那時的社會雖有莎士比亞、雷利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等名士騷客［9］，有絕妙的音樂和堂皇的建筑，但能慰藉這些人的只有浴室、茶和咖啡、汽車以及不為那個時代所知的其他物質享受。除非受到保守傳統的影響，這類人傾向于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所生產商品的數量和品種。他們興許接受醫學和衛生學，但對文學、藝術和哲學無動于衷。毋庸置疑，這樣的人構成了攻擊文藝復興時期所設古典課程的主要推動力。

在我看來，僅僅通過主張精神產品比單純的物質產品更有價值來反對上述主張，是有失公允的。我相信這一主張是真的，但不是全部真理。因為物質產品固然沒有太高價值，物質方面的不幸卻是如此之壞，以致會大大壓制精神上的卓越。自人類擁有先見之明以來，饑餓、疾病以及對它們的永久恐懼已經給絕大多數人的生命蒙上陰影。鳥類大多死于饑饉，但當食物充裕，它們安樂無憂，因為它們從不考慮未來。從饑荒中幸存下來的農夫，則一直被記憶和憂懼困擾。人們寧愿為了糊口而終日勞作，也不愿死去；而動物喜歡及時行樂，哪怕因此殞命。結果大多數人忍受了無樂趣的生活，因為不這么做就將短壽。如今由于工業革命及其副產品，有史以來第一次有可能創造一個人人都有合理的幸福機會的世界。只要我們愿意，物質方面的不幸可以降低到微小的程度。通過組織與科學，就有可能讓全世界的人吃住無虞，雖不奢華，但足以免受大苦。疾病可以得到防治，慢性病有望變得很少。阻止人口增長超過糧食供應增長也成為可能。曾使人類的潛意識變得黑暗，從而帶來殘暴、壓迫和戰爭的大恐慌，也會大幅減少到無關緊要的地步。所有這些對于人類生活有著無法估量的價值，我們豈能反對有助于產生這一切的那種教育？在這樣一種教育中，應用科學肯定是主體部分。離開物理學、生理學和心理學，新世界無從談起。但沒有拉丁文和希臘文，沒有但丁和莎士比亞，沒有巴赫和莫扎特，新世界照建不誤。［10］這是支持功利教育的重要論據。我強烈地陳述過這一點，因為我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盡管如此，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如果沒有人知道如何利用閑暇和健康，那么獲取這些又何益之有呢？跟任何其他戰爭一樣，反對物質方面的不幸的戰爭決不能這般狂熱地進行，以致使人們喪失了和平的藝術。這個世界所擁有的至善之物決不允許毀于反對邪惡的斗爭中。

這就引出了我們爭論中所包含的第三個爭點。是否只有無用的知識才具有內在價值？是否任何具有內在價值的知識都是無用的？就我而言，年輕時曾在拉丁文和希臘文上耗費了大量時間，現在想來那幾乎完全是虛擲光陰。對于我后來所關心的任何一個問題，古典知識毫無裨益。跟百分之九十九的古典學習者一樣，我從未精通到足以從閱讀古典中獲得樂趣的程度。我學過“supellex”一詞的所有格之類的東西，這是我至今都無法忘記的。這類知識跟1碼有3英尺的知識相比，并無更多內在價值，而它對我的用處僅限于給我提供眼前這個例子而已。另一方面，我所學的數學和科學不但極為有用，而且有重大的內在價值，諸如提供沉思冥想的對象，以及提供虛假世界中真理的試金石。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屬于個人癖好；但我確信通過古典獲益的能力，在現代人中是一種更為罕見的癖好。法國和德國也擁有寶貴的文學財富，它們的語言學起來容易，并且有許多實際用途。由此支持法語和德語的理由跟反對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理由一樣，都是壓倒性的。我無意貶低這種沒有直接實際用途的知識的重要性，但我認為我們可以正當地要求：除非是培養專業人才，應當以無需在語法這樣的技術性內容上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方式來傳授這類知識。人類知識的總量和人類問題的復雜性正在不斷增長，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須為了找時間學習新東西而改進其教育方法。我們必須通過妥協來保持平衡。教育中的人文知識一定得保留，但它們應該足夠簡化，以便為其他知識騰出空間；倘若沒有這些其他知識，因科學而可能創造的新世界便永無建立之日。

我并不是想暗示教育中的人文知識不如功利知識重要。若要使想象力得到充分發展，知曉一些文學名著、世界歷史以及音樂、繪畫和建筑等就是不可或缺的。唯有通過想象，人們才能設想未來世界的藍圖；離開想象，“進步”將變得按部就班、平淡無奇。不過，科學也能激發想象。我小時候在這方面就更多地受惠于天文學和地質學，而非英法德諸國的文學，我對其中許多名著的閱讀都是被強迫的，索然無味。這是一件因人而異的事情，一個孩子從這個源頭獲得動力，另一個孩子從那個源頭獲得動力。我的意思是，如果對一門學科的掌握少不了艱深的技術性內容，這門學科最好應該是實用的，否則就只適合專門人才去學習。文藝復興時期，以現代語言寫就的文學名著還很少；如今則已不可勝數。希臘傳統中大部分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傳達給不懂希臘文的人；至于拉丁傳統，實際上并無太大價值。因此，就資質平常的孩子來說，應當以無需繁重學習的方式向他們傳授教育中的人文知識；而往后幾年教育的困難部分，一般而言應限于數學和科學。不過，在其他學科上有強烈興趣或特殊才能的孩子可以例外。總之，我們必須避免死板的規則。

在機械論文明中，存在一種陷入極端功利主義的重大危險，這種功利主義為了所謂“效率”而犧牲生命的整個審美方面。也許我是老派的人，但我必須承認我警惕這種觀點：即語言只是交流的工具，而不同樣是美的載體。這一傾向全世界皆然，不過很自然地美國尤甚。在兒童基金會（Children's Foundation）出版的一本比較權威的書［11］中，我看到了有關英語教學的某些說法，似乎印證了我所反對的這種傾向。譬如：

25年前，學生掌握的詞匯量是一萬到一萬五，但過去20年間調查的結果表明，高中普通畢業生在其學業和今后生活中，所要拼寫的詞匯最多不超過三千，除非他從事某種技術工作，因此可能有必要掌握專門的技術詞匯。通常美國人在其通信中很少使用一千五百個以上不同的詞匯；許多人使用的詞匯還不到這個數的一半。鑒于這些事實，今天學校中的拼寫課程是根據這樣的原則來設置的：日常起居中確實要用到的詞匯應該掌握到能夠拼寫自如的程度，而那些雖然以前教過，但或許永遠不會用到的技術詞匯和冷僻詞匯正在被剔除。（第384頁）

在我看來這是最荒唐的本末倒置。現在人們仍然認為一個人應當知道如何拼寫他要使用的詞匯，盡管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不懂拼寫，而且拼寫的重要性完全只是約定俗成的。但就是出于這種微不足道的目的，居然有人愿意犧牲對豐富詞匯的教學；須知沒有豐富的詞匯，就不可能寫出好文章，甚至不可能理解好文章。關鍵不在于知道如何拼寫詞匯，而在于知道如何使用它們；顯然，在兒童要學會拼寫15000個字而成人只使用1500個字的時代是不懂這一點的。學會使用詞匯的方法是常讀、細讀、精讀某些名篇，而非泛泛博覽。但細讀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前面那本書里這樣談到學生：

訓練旨在使他們盡可能地快速閱讀，這樣他們就不會由于關注單個詞匯而中斷對意義的把握，因為在閱讀中分神留意單個詞匯會耽擱并常常淆亂對書中所含思想的理解過程。（第420頁）

試問接受這般訓練的學生能理解下面的詩句嗎？

美麗的舍布賴那，

你坐在半透明的清流下面，

請你傾聽我們的呼喚，

你編結著百合花的發辮，

整理滾動著水珠的松散的金發。［12］

有人肯定會說，現代人沒有欣賞名詩佳句這樣的閑情逸致。然而，說這種話的人卻樂意空出充裕的時間來教年輕人如何科學地相互殺戮。這無疑是對功利哲學的歸謬反證（reductio ad absurdum）。

至此，我們一直在討論應當傳授何種知識。接下去我要談談另外一些問題，有的關乎教學方法，有的關乎道德教育和品性培養。這里涉及的不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和學。直到最近，心理學還是單純的學術研究，極少應用于實際事務。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徹底改觀，例如，我們有工業心理學、臨床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都屬于最具實踐重要性之列。我們可以希望并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心理學將迅速擴大對我們社會制度的影響；至少它在教育中已經有可觀且有益的效果。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紀律”問題。舊的紀律觀念很簡單。命令小孩去做他厭惡的事，或者禁止去做他喜歡的事。如果他不聽話，就要受到體罰；嚴重時還會關禁閉，只給面包和水。例如，讀讀《費爾柴爾德家族》［13］（The Fairchild Family）中描寫小亨利如何學習拉丁文那章就知道了。小亨利被告知，如果他學不好拉丁文，就別指望當牧師；但小男孩對此置若罔聞，沒有如他父親所愿那樣用心攻讀。于是他被關進閣樓，只能得到面包和水，并禁止與他的姊妹們說話。姊妹們則被告知小亨利有辱門風，不得搭理他。不過，還是有個姊妹給他送了些吃的。男仆告了她的狀，她也受到了牽連。據書中所說，這男孩在關了一陣禁閉之后，喜歡上了拉丁文，此后一直勤學不輟。這可以跟契訶夫［14］筆下他叔叔試圖教小貓捕鼠的故事相對照。這位叔叔將一只老鼠放進小貓所在的房間，但小貓的獵捕本能尚不發達，因此對老鼠未加理睬。他就把小貓打了一頓。接下去的幾天，天天重復同樣的過程。最終，這位教授相信這是只不堪調教的笨貓。后來，盡管這只貓其他各方面都正常，但見了老鼠就嚇得冒汗，躲之不及。契訶夫的結語是：“我有幸像這只小貓一樣跟我叔叔學過拉丁文。”這兩個故事表明了舊的紀律觀念和對它的現代反抗。

不過現代教育家并未簡單地廢除紀律，而是以新的方法維持紀律。關于這個問題，那些不了解新方法的人容易產生誤解。我過去一直以為蒙臺梭利女士拋棄了紀律，并好奇她如何管理滿屋子的小孩。通過閱讀她的教學方法的自述，我發現紀律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她并無拋棄紀律之意。自從我將3歲的兒子送到一家蒙臺梭利學校，讓他在那度過每個上午之后，我發現他很快成為一個更守紀律的人，并且樂于遵守學校的規則。但他完全沒有受到外在強迫的感覺：這些規則就像是游戲規則，遵守它們可以獲得樂趣。舊觀念認為兒童不可能情愿學習，因此只能通過恐嚇來強迫他們學習。現在已經發現這完全歸咎于教學技巧的缺乏。通過將諸如閱讀和書寫這樣的必學內容分成適當的階段，可以使每個階段都為普通兒童欣然接受。而當孩子做他們喜歡的事時，自然不需要外在的規訓。訂立幾條簡單的規則就夠了，例如，任何兒童不得打擾其他兒童，任何兒童不得同時占用一件以上的教具，這些規則淺顯易懂，合情合理，孩子們遵守起來沒有什么難度。這樣孩子就養成了自律，自律除了有良好的習慣外，還有具體場合中的這種認識：有時為了最終有所收獲，抑制一時沖動是值得的。眾所周知，游戲中容易產生這種自律，但沒人想過可以使求知變得足夠有趣，以便激發同樣的自律動機。現在我們知道這是可能的，不僅幼兒教育中要這么做，所有階段的教育都應如此。我不敢妄言這是容易之事。這里所包含的教育學上的發現是需要天才的，但運用這些發現的教師并不需要天才。他們只需得到正確的培訓，外加絕非罕見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心和耐心。基本理念很簡單：良好的紀律不在于對孩子施加外在強制，而在于使孩子形成心理習慣，在后者的引導下，孩子自然舉止得體，不會行為乖張。但令人驚嘆的是，蒙臺梭利女士在教育中非常成功地找到了體現這一理念的技術性方法，她理應得到最高的贊譽。

教育方法的變革受到原罪［15］信念衰落的很大影響。如今幾乎絕跡的傳統觀念是：我們生來都是“可怒之子”（Children of Wrath），帶著充滿罪惡的本性；在我們內心有任何善性之前，必須成為“恩典之子”（Children of Grace），而不斷受罰可以大大加快這個過程。這種觀念對我們父輩、祖父輩的教育影響之深，是大多數現代人所難以置信的。迪恩·斯坦利所撰阿諾德博士傳記中的兩段語錄表明現代人懷疑錯了。［16］迪恩·斯坦利是阿諾德博士最得意的門生，屬于《湯姆·布朗的求學時代》［17］（Tom Brown's School Days）中亞瑟那樣的好兒郎。他是本人的表兄，我小時候曾跟隨他游覽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8］。阿諾德博士是我們公學的偉大改革者，公學被視為英國的一大榮耀，并且今天仍然大體按照他的原則來辦學。因此，我們對阿諾德博士的討論不是在翻陳年舊賬，而是處理迄今一直有效塑造英國上層人士的事物。阿諾德博士減少并只對年幼男孩保留了鞭笞，而且據他的傳記作者說，鞭笞僅限于適用“諸如撒謊、喝酒以及懶惰等道德過錯”。但是，當一份自由派雜志提出鞭笞是令人墮落的懲罰，應該徹底廢除時，他勃然大怒。他在報刊上這樣答復：

我深知這種說法要表達什么情感；它源于個人獨立這種自鳴得意的觀念，該觀念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教義，本質上是野蠻人的東西。它隨著對騎士時代的漫天詛咒進入了歐洲，如今又隨著對雅各賓主義［19］的攻訐而威脅著我們。……在這個時代，連關于犯罪和過錯的真正具有男子漢氣概的墮落觀念都幾乎無處可尋，又哪來的智慧鼓吹關于人格修正這種奇妙的墮落觀念？心靈的純樸、清醒和謙遜，是年輕人的最好裝飾，也是高貴男子氣概的最佳體現，還有比這種觀念更錯誤、更有害于這些品質的謬論嗎？

由此，他的再傳弟子們相信當印度土著缺少“謙卑之心”時，就可以鞭打他們，也就不足為奇了。

還有一段話，斯特雷奇先生［20］已經在《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中引用過，但這段話是如此切題，我禁不住要再次轉述。阿諾德博士外出度假，享受了科莫湖［21］的美景。他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對他的享受方式作了如下記錄：

環顧絕美景致，再想到道德淪喪，不禁悚然；仿佛天堂和地獄并無一條巨大的鴻溝相隔，而是完全緊挨著，并且跟每個人都近在咫尺。愿我內心的道德罪惡感跟身外美景帶給我的愉悅一樣強烈，因為深切的道德罪惡感或許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多地蘊含著因上帝而得救的智慧！光贊美嘉德懿行是不夠的；我們可以只是嘴上說說，而不必躬身力行；但如果我們對罪惡真正深惡痛絕，不是憎恨罪惡所寄存的人，而是憎恨寄存在人身上的罪惡——況且罪惡寄存于我們自己內心乃是我們心知肚明的事，那么這就讓我們擁有了上帝和基督的情感，使我們的靈魂和上帝的靈魂產生共鳴。唉！知道這一點并逞逞口舌何其容易，踐行并體悟這一點又何其困難！誰在這些事情上做到了盡善盡美？一個都沒有，有的只是痛感自己之不足并扼腕悲嘆的人。我的愛妻，愿上帝通過基督永遠保佑你和我們親愛的孩子們。

看到這位生性和善的紳士陷入一種可以心安理得地抽打小男孩的虐待狂心態，一切又讓人覺得他是在尊奉仁愛的宗教，這委實可悲。說起這個誤入歧途的人，固然有可哀之處；但想到他通過制造痛恨“道德罪惡”的氛圍——記住，“道德罪惡”居然包括兒童的懶惰，而給世界帶來一代又一代殘暴之徒，更是一場悲劇。正直的人們曾打著公正懲處“道德罪惡”的旗號，犯下戰爭、酷刑以及壓迫等罪行，一念及此，我就不寒而栗。值得慶幸的是，教育者們不再將小孩視為撒旦的爪牙。在對待成人尤其是懲罰犯罪時，這種看法還司空見慣；不過，在幼兒園和學校里它已近乎絕跡了。

還有一種錯誤跟阿諾德博士的錯誤正相反，危害要小得多，但以科學眼光來看仍然是一種錯誤，即這樣的信念：兒童天性善良，只是耳濡目染他們長輩的惡習劣跡之后敗壞了。這種觀念歷來跟盧梭相聯系，或許盧梭抽象地贊同這一觀念，不過當我們閱讀《愛彌兒》（Emile）后，發現一個學生在成為體制旨在造就的完人之前，必須經過大量的道德訓練。事實上，兒童的本性既非“善”亦非“惡”。他們生下來時只有各種原始反射和一些本能；在環境的作用下，形成了各種或健康或不良的習慣。習慣的健康與否主要取決于母親或保姆的智慧，孩子的本性在一開始有著驚人的可塑性。絕大多數兒童既有成為好公民的潛質，也有成為罪犯的潛質。科學的心理學表明，打罵為主說教為輔不是培養美德的理想之道。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此目的無計可施。人們難以否認這種觀點，即塞繆爾·巴特勒［22］認為從前的教育者以折磨兒童取樂；否則就無法理解他們如何能長久不懈地對兒童施加無謂的痛苦。使一個健康的孩子快樂并不難，如果恰當地照料他們的心智和身體，大多數兒童都是健康的。要培養最優秀的人才，幸福的童年必不可少。如果讓孩子感到對他的教育是在教給他一些值得學的東西，就不會出現被阿諾德博士視為一種“道德罪惡”的懶惰。［23］但如果所傳授的知識毫無價值，而傳授者又是一副暴君的樣子，孩子自然就會表現得跟契訶夫筆下的小貓似的。正如他們努力學走路、學說話那樣，每個正常的孩子都具有自發的學習欲望，這應該成為教育的動力。用這種動力取代體罰，是我們時代的一大進步。

在對現代趨勢的初步考察中，我要提到的最后一點是：給予幼兒期更多的關注。這與我們關于品性培養的觀念轉變密切相關。舊觀念認為美德根本上依賴于意志：我們被設想成充滿邪念，須通過抽象的意志力來控制。根除邪念顯然被視為不可能之事，我們能做的只有控制它們。這種情形恰恰類似于罪犯和警察的關系。沒人認為能有一個不會出現犯罪的社會，可以做到的充其量是擁有一支高效的警察隊伍，使大多數人不敢犯罪，而少數例外分子則會被逮捕和懲治。現代犯罪心理學家不滿足于這樣的看法，他們相信通過適當的教育，大多數犯罪沖動可以被抑制在萌芽狀態。適用于社會的東西同樣適用于個人。兒童格外希望他們的長輩和伙伴喜歡自己，他們通常有各種沖動，根據他們所處的環境，可以朝好的或壞的方向發展。而且他們正處于容易養成新習慣的年紀，而好習慣幾乎可以自動產生大部分美德。另一方面，舊式的美德對邪念放任自流，僅僅使用意志力來控制邪念的流露，人們已經發現這遠遠不能提供防治不良行為的滿意方法。邪念就像被堤壩攔住的河水，時刻尋找著避開意志監視的其他出口。年輕時有弒父念頭的人，以后會從對自己兒子的鞭笞中獲得滿足感，并自認為是在懲罰“道德罪惡”。那些為殘酷行徑辯解的理論，其根源幾乎都在于意志使某種欲望偏離其自然軌道，變得隱蔽，并最終改頭換面，以憎恨罪惡或者其他某種同樣冠冕堂皇的東西的面目出現。因此，用意志控制邪念雖然偶爾有其必要，卻不適宜作為培養美德的手段。

這些考量將我們帶入精神分析的領域。我發現精神分析有很多細節都是荒誕不經的，缺乏充分證據的支持。不過，我認為精神分析的一般方法非常重要，為創造道德訓練的正確方法所必需。在我看來，許多精神分析學家歸諸嬰幼兒時期的重要性未免夸大；他們有時說得好像兒童到3歲時性格就已經不可逆轉地定型了。我確信這并不屬實。不過，這種錯誤是正確方向上的錯誤。在過去，幼兒心理學沒有得到重視；實際上，理智主義方法的流行使人們幾乎不會去研究兒童的心理。以睡眠為例。所有母親都愿意自己孩子睡覺，因為這既有益孩子健康，又讓大人省心。她們想出了一個辦法：晃動搖籃并哼唱催眠曲。對這個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男人們發現，這個辦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因為它雖然每天都可以奏效，卻會帶來壞習慣。每個小孩都喜歡被慣著，因為這可以滿足其自我重要感。如果他們發現不睡覺可以引起注意，將很快學會使用這一花招。結果對健康和品性都是有害的。這里的關鍵是習慣的養成：即將床和睡眠聯系起來。如果牢固確立這種聯系，孩子就不會躺著不睡，除非他生病或遭受疼痛。但這種聯系的確立要求一定量的訓練；一味縱容是實現不了的，因為這會導致孩子將躺著不睡和好玩相聯系。類似的考慮也適用于其他各種好習慣或壞習慣的形成。這方面的研究整體而言尚在起步階段，但它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而且幾乎肯定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顯然，品性教育必須從出生就開始，并且要采取跟保姆和無知的母親們的諸多實踐截然相反的做法。同樣清楚的是，明確的教導可以開始得比以前所想的更早，因為可以使之趣味盎然，從而不會給幼兒的注意力造成負擔。近年來，教育理論在上述兩個方面已經徹底轉變，所帶來的有益影響隨著時間推移將變得愈加明顯。相應地，接下來我先詳細談談幼兒的品性培養，然后再討論對更大年齡孩子的教育。

注釋

［1］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國哲學家，在教育方面著有《教育漫話》。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國思想家，在教育方面著有《愛彌兒》。——譯者注

［2］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幼兒教育家，蒙臺梭利教育法的創始人。——譯者注

［3］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的鼻祖，《有閑階級論》是其代表作。——譯者注

［4］《奪發記》是英國詩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長篇諷刺詩。這里引用的詩句選用的是黃杲炘的譯文（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譯者注

［5］賀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英國畫家、版畫家，《杜松子酒巷》是他的一幅版畫作品，描繪了18世紀倫敦貧民區的無序和殘酷。——譯者注

［6］米制是國際通用的計量制度，基本單位是千克和米。英美等國使用英制，基本單位是磅和碼。——譯者注

［7］《哈姆雷特》是英國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最負盛名的戲劇作品，講述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從其父王的鬼魂口中得知自己叔父謀害兄長、篡奪王位、騙娶嫂后的惡行，因而向叔父展開復仇，最終雖然殺死叔父，自己卻也陰差陽錯中毒身亡的悲劇故事。——譯者注

［8］英國在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統治期間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段時期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代”。——譯者注

［9］雷利（Walter Raleigh，約1552—1618），英國詩人、探險家。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ydney，1554—1586），英國詩人、政治家。——譯者注

［10］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拓者之一，著有長詩《神曲》。巴赫（Johann Bach，1685—1750），德國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Mozart，1756—1791），奧地利作曲家，兩人都是西方音樂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譯者注［11］“The Child: His Nature and His Needs.”Prepared under the editorial supervision of M.V. O'Shea，Professor of Educ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24.我將用“奧謝”（O'Shea）來指這本書。——作者原注

［12］詩句出自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的詩劇《科馬斯》。選用的是楊熙齡的譯文（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譯者注［13］《費爾柴爾德家族》是英國兒童文學作家瑪麗·舍伍德（Mary Martha Sher-wood，1775—1851）的作品。——譯者注

［14］契訶夫（Anton Chekhov，1860—1904），俄國作家，以短篇小說的創作蜚聲世界。這里提到的故事出自他的《誰之過？》（Who Was to Blame？）。——譯者注

［15］原罪（original sin）是的重要教義之一。認為，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命令偷吃禁果的行為，是整個人類的原始罪過，這種罪過代代相傳，因此需要基督的救贖。——譯者注

［16］阿諾德（Thomas Arnold，1795—1842），英國近代教育家，曾長期擔任拉格比公學校長，將培養“紳士”確立為公學的教育目標。——譯者注

［17］《湯姆·布朗的求學時代》是英國作家休斯（Thomas Hughes，1822—1896）的代表作，作者以早年在拉格比公學的求學經歷為背景，對公學生活作了生動刻畫，并描述了阿諾德所推行的教育改革。——譯者注

［18］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位于倫敦城西部，在英國有顯赫的地位，英國的王室成員以及許多詩人、作家和科學家都安葬于此。——譯者注

［19］雅各賓主義指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所推行的政策，以革命與道德的名義壓制個人意志，實施暴力專政。——譯者注

［20］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國傳記作家、評論家，其《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為英國文學引入了一種新的傳記形式。——譯者注

［21］科莫湖（Lake of Como）位于阿爾卑斯山南麓，為意大利著名旅游勝地。——譯者注

［22］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眾生之路》。——譯者注

［23］也許阿諾德博士的不少學生都患有腺樣體肥大（adenoids），雖然這會導致懶惰，但醫生通常不會開出鞭笞的方子。——作者原注

來源：（英）伯特蘭·羅素 著；張鑫毅 譯：《教育與美好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