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教育(山本教育素云vip課程)

尹敏志/文

1898年7月19日維新運動正如火如荼之時，康友為從北京寄了一封信給在大阪留學的族人康同文。他掩飾不住春風得意之情，聲稱光緒帝現在發奮力變新法，“于我言聽計從”，自己現在奉旨專摺奏事，所受之寵信，不僅在本朝未見先例，“外論比之謂王荊公以來所無者，此千年之嘉會也”，自詡王安石以來第一人。這封信中康有為還斷言八股文即將無用，叮囑晚輩多讀日文書、兼習西文，提醒他在日本須謹言慎行，因為康同文的一言一行“皆與我有牽”。

此信隨后被康同文轉交給他的日本老師山本憲，后者則將它與梁啟超、王照、汪康年等人寄來的兩百多封信一起保存下來，匯成戊戌變法相關史料的一方海外重鎮——然而山本憲是誰？其實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他都只能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無權無勢，連維持生計都成問題，要不是這批資料恐早已被歷史所遺忘。但恰好因為這位大阪布衣身份卑微，清國士大夫在與他交往時沒有什么包袱，也不需要客套矜持，來信中幾乎可以知無不言。

山本憲字永弼，號梅崖，1852年出生于高知縣的漢學世家。他3歲開始讀《論語》，7歲從祖父受《水滸傳》《三國演義》，10歲已讀完《左傳》《史記》，并旁及二十一史。孔子云“禮失而求諸野”，在明治維新前后那個先舉國震蕩，繼之全盤西化的日本，位于四國島最南端的高知縣仍然保存著江戶時代的儒學傳統。這種傳統教育背景也奠定了山本認同中華文化、傾向中日聯盟的政治底色。

年輕時的山本憲當過小學教員、電信局技師、軍人、報社記者，1885年因參與自由民權運動被投入監獄，三年刑滿釋放后政治理想幻滅，為維持生計在大阪開設“梅清處塾”，招收生徒，傳授儒學。甲午戰爭后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需求猛增，但入正式學校暫時無門，素來主張亞洲主義的山本憲對他們敞開了校門。在1897年年底浙江官費生嵇侃、汪有齡和廣東人康同文拜入門下，成為最早的中國留學生。

那年9月22日，山本憲獨自一人從神戶啟航，赴清國壯游三個月，廣交大陸名士，鼓吹中日聯盟對抗歐美。

山本又覺得，日本明治維新那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改革不足為法：“西人務美外觀，而內實有丑狀不可言者。東亞自有東亞風氣，何必拾西人唾余”，清國的變法者應該揚長補短、取舍得宜，像這樣狡獪的宗教就最好敬而遠之。臨回國前，他在上海聚豐園的宴會中得與梁啟超同席，雖然沒搭上什么話，卻對這位《時務報》主筆留下了“年未壯，文名甚高”的深刻映像。

山本憲回日本不久，清國就邁入多事的戊戌年。年初康有為的族兄康有儀以四十歲的“高齡”赴日本留學，七月通過熟人介紹入學梅清處塾，成了兒子康同文的師弟。與名滿天下的康有為不同，康有儀年輕時游手好閑，人到中年方專心向學，他在大阪每日苦學日文，課余以譯書自給，山本憲對之照顧有加。由于康氏父子同時在自己門下，戊戌政變爆發前后那幾個月里，山本憲意外地成了全日本消息最靈通、最準確之人，甚至超過了大隈重信、犬養毅、青木周藏等政府領導人。

1898年9月21 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軟禁禁光緒帝，百日維新戛然而止。此消息震驚中外，沖擊波隨即到達日本。聽說此事的山本憲27日匆忙趕往東京，向外務次官鳩山和夫詢問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的安危，但鳩山對此也云里霧里。半月后山本上書大隈首相，猛烈抨擊日本政府在此次事變中的對策，認為慈禧此番政變“貽歐美可乘之機”，政府卻毫無作為，著實令人痛心。這封信內容后來由《大阪每日新聞》披露，但由于內容太過火爆，始終未得到大隈首相的正面回復。

雖然山本憲的反映最快，但真正促成日本政府營救清國維新派的卻是東京的亞洲主義團體，即以香川悅次、井上雅二為代表的“東亞會”，和以近衛篤麿為中心的“同文會”。尤其東亞會在政變發生前已吸收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入會，他們在10月1日向大隈首相提交請愿書，盛贊梁啟超等人的忠勇義烈、大公無私，并稱“即于朋友之義，某等又豈能坐視其蒙冤就屈，倒于刑戮哉。”其實當時梁啟超已經逃入北京的日本使館并成功離開北京，由于保密工作細致，很多人誤傳梁已經被捕。

戊戌變法不僅是清國范圍內的政治運動，它的、模板和民間力量，都有濃厚的日本元素。1895年馬關條約驚醒的不僅是清國士大夫，隨后德、法、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迫使日本被放棄已經到手的遼東半島，也使部分日本知識人在巨大的羞憤感中萌生了亞洲主義立場。他們暫將清日矛盾拋諸腦后，認為當務之急是“親中拒俄”即所謂的“保全論”，清國變法變成了他們的分內之事，因為其成敗關系到日本與歐美列強對抗時能否占據主動。雖然戊戌維新暫時受挫，日本的亞洲主義者仍然相信只要康、梁來日本與他們聯手，就有可能卷土重來。

通過9月28日康友儀的來信，山本憲得知康有為不久后必來日本。三天過后，駐清國公使矢野文雄才收到康有為“上廢國危。奉密詔求救，敬請謁貴國。若見容，望電復，并賜保護”的電報，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徐勤也在同一天收到恩師要來日本的消息。獲知此重要情報后，10月21日山本憲在大阪召集同志成立“日清協和會”，該會宗旨是促進日清兩國人的親睦提攜，明顯是在為康有為來日后的活動做準備。

10月25日午夜，康有為在宮崎滔天的陪同下抵達神戶，沒做休整就直奔東京，與之前到達的梁啟超、王照重新會合。29日山本憲便攜康有儀一同上京，與三人會面，清國亡命客們對屢次出手相救、現在又特意趕來的山本感激涕零。由于大阪與東京間交通不便，雙方的來往稱不上特別頻繁，而且主要集中在之后的兩個月內，主要通過康友儀的中介進行交流。

剛在東京安頓下來，康有為就從四書五經中尋章摘句，宣傳營救光緒帝的合法性。康向山本傾訴道，五經經文早已昭示“經義婦人不得臨朝，其臨朝皆悖義理”，斷言慈禧太后將重蹈西漢呂雉、唐代武曌之覆轍，最終導致天下大亂。根據儒教教義，“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義，懸于天壤”，慈禧太后雖是同治帝的生母但不是嫡母，“于今上則為先帝之遺妾耳”，她與光緒帝沒有血緣關系，只有君臣關系，故她所發動的政變也不是什么“訓政”，而是以下犯上的廢立篡位。康有為還堅信日本與中國“同教、同文、同俗、同種、同文，在地球萬國，未有若貴國之親者也”，這番“三綱大義”其他國家的人都聽不懂，只有日本是知音：“逆妾擁兵廢立，皇上被幽廢，候時竊權，自在淫后，然天下不以為然也，此萬國無之，若貴國則同經義者。”

事實證明理論雖然雄辯，但根本上只是在日保皇派們的一廂情愿。日本政府雖然暫時收留了康梁，但上層官員無意與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國保守派對抗，更別說幫助光緒帝復辟了。茅海建先生曾總結康有為在日本流亡的半年時間里“并沒有見到大隈重信、山縣有朋、青木周藏等日本政府高層人士，與他打交道的是犬養毅、副島種臣、品川彌二郎等非實任的政治家，經常交往者為日本外務省中下層官員與大陸浪人。”事實的確如此，然而12月8日梁啟超還致信山本憲，請求他介紹日本高官的住址給康有為，仿佛不知道山本也不過是一介布衣，對此根本無能為力。

由于上層政治路線無門，梁啟超最后只能重回戊戌變法前的老路——言論救國。在橫濱華僑馮鏡如、馮紫珊的幫助下，12月23日梁在橫濱創辦《清議報》并自任主筆，康門弟子麥孟華、歐榘甲輔之，繼續宣傳維新變法，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當然也不忘抨擊慈禧太后。梁啟超熱情邀請山本憲為報紙供稿，山本報以《東亞事宜》等文章，還推薦學生片岡鶴雄為報紙翻譯文章。從康有儀的書信來看，《清議報》在日本華人圈中頗為暢銷，故支付了山本和片岡頗為豐厚的潤筆。

合作辦報與辦學，這可能是清、日兩國的亞洲主義者間僅有的幾項實際成果。到1899年初，因為清政府持續向日本政府施壓，反復要求驅逐康梁，并派出多名刺客潛入彼國伺機行刺，日本政府最終決定禮送康有為出境，保皇派的其他人在保證不再攻擊清政府的條件下可以留下。山本憲對此強烈反對，在與伊藤博文的下屬楢原陳政會面時表示“窮鳥入懷，獵人亦不忍殺之”，但仍然無力回天。當年3月底，康有為懷揣著日本政府給的一萬五千日元巨額“旅費”啟程赴加拿大，他的離開也宣告百日維新運動在日本茍延殘喘半年后宣告徹底失敗。

1900年北京義和團事變爆發時，山本憲向山縣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上書重提“清國扶植”論，認為力避免清國被列強所瓜分，這可以阻止俄國勢力的繼續南下，對日本的國家安全也更為有利。翌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明顯與此訴求背道而馳，也反映出日本下決心拋棄福澤諭吉口中的“亞洲的壞鄰居們”，奮力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心灰意冷的山本那年夏天患病，為養病關閉大阪的“梅清處塾”，移居岡山縣直至1928年去世。失落的亞洲主義之夢也被塵封于本州島邊陲的小鎮牛窗，要等到九十年后，才會被學者們再度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