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莊新天際教育(石家莊新天際教育機構在哪)

最初在朋友圈里刷到那條“雙減”政策落地的消息時，宋言的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

作為一名從業多年的培訓機構員工，他親眼見證了這個行業加速升溫到烈火烹油的全過程。盡管一直以來“減負”呼聲不斷，校外培訓依舊高歌猛進。今年7月24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明確全面規范校外培訓行為。這份被形容為“史上最嚴減負令”的文件，措施之嚴、力度之大都完全出乎了宋言的預料。

“雙減”之下，未來何去何從，成為擺在校外培訓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面前的一道生死考題，而需要對這道題思考并作答的，并不止是教培行業本身。

校外培訓面臨“洗牌”

新學期伊始，宋言所在的校區依然處于放假狀態。這是一家石家莊本地的老牌教培機構，主要面向中小學生開展學科輔導。在過去，暑假一直是他和同事們最忙碌的季節。

配合疫情防控的需要，8月5日起，石家莊市暫時叫停了所有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下培訓活動。即使將來線下課程恢復，根據新出臺的“雙減”政策，校外培訓機構也將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

9月初以來，石家莊學而思培優、新天際教育、大橋外語等機構先后宣布將秋季課程調整至周中合規時段，周末不再開設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課程。

寒暑假和周末歷來都是校外培訓的“主戰場”，這些時段不能開設學科類課程，課時將大大縮水，而場地、人員之類的成本支出并不會因此減少，機構的日常運營可能很難維持。培訓機構大多采取預付費的方式，宋言說，目前家長們對于續費都很謹慎，“想等等看哪個機構能活下來。”

有的機構已經退場，更多的選擇觀望，還有一些在謀求轉型。秋季開學后，一些培訓機構的課表上出現了更多美術、創客、體育等素質教育類課程。

“大部分機構都在想辦法轉型，但轉型素質類教育并不容易。”宋言解釋，一方面是師資問題，教語數外的老師不可能去教音體美，人員需要重新招聘和培訓；另一方面是家長的意愿，家長們原本就是為了提高成績才選擇校外培訓，是否愿意為興趣類課程埋單尚未可知。

盡管我省關于“雙減”政策的落地細則尚未出臺，但另一只靴子的落地或許只是時間問題。宋言分析，如果未來政策進一步收緊，一些大型機構或可轉向其他賽道，而業務領域僅限于學科培訓的機構可能很難存活，機構與人員的“洗牌”在所難免。

某招聘平臺發布的《2021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21年7月求職的原教培從業者中，51.4%已為離職狀態，從事“教師/教務”崗位的求職人群占總體的70%。61.6%的求職者依然期望能夠繼續從事教培行業，而行政、人力等崗位成為轉行的首選。

七八月份，宋言的同事中已有數十人離職。有些教培老師去了私立學校，也有人徹底改行，去賣車、賣保險或者做房產中介，甚至干起了餐飲。

宋言是選擇留守的那一部分，在業內深耕多年，他想等一個結果。比起教培行業的未來，他對個人職業出路的看法倒是相對樂觀。在他看來，教培從業人員比較年輕化，比起其他行業學歷也都偏高，承受得了這個行業原有的工作壓力，在就業市場還是有一定優勢的。

補習老師眼中的

教培十年

在此之前，教培行業一直處于超負荷運轉的狀態。

輔導老師排得滿滿的課表，也是學生被補課填滿的課余時間和家長不斷追加的教育投入。本該作為學校教育“影子”的課外輔導，是如何發展到這樣“全民補課”的局面的？

張益，一位資深補習老師，十余年補習生涯，親歷了這個行業狂飆突進的發展歷程。

進入教培行業前，張益曾是一所縣城中學的教師。“那里無所謂素質教育，就是管得嚴。”作為老師，平時要管紀律、管衛生，事務性的工作占據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接受不了如此的環境，他離開縣城，來到石家莊做了一名補習老師。

在張益看來，比起學校，教培行業是個更能展示自己能力的平臺，滿足了自己心里的“小虛榮”——你的課講得越好，越能吸引學生，學生有了進步，家長覺得“你太有本事了”，就更愿意投入，你的收入也會增加。“理想、工作和收入都是掛鉤的。”

張益剛入行時，請家教或上補習班還只是部分學生的選擇。補習機構紛紛到學校門口發廣告或給家長打電話，還處于擴張招生的階段。大概到了2013年左右，情況反了過來，家長們開始主動尋找補習機構，寒暑假報班漸漸成了習慣。

“家長的意識變了。”張益如此分析“補習熱”出現的原因。這一代學生的家長以70后、80后為主，見識過教育對個人命運的改變，對子女教育的關注度更高，對教育活動的介入也更多。與此同時，傳統家校的關系也發生了轉變，家庭教育分擔了更多教學功能。無論是出于主觀還是客觀，家長對校外培訓的依賴越來越深。

這些年來，盡管相關“減負”措施時有出臺，但由于對校外培訓的監管力度不夠，學校內部單方面的減負很容易變成“校外加碼”。培訓市場火爆程度一直有增無減，補習班不再是培優補差的“小灶”，而成了所有學生日常教育的“標配”。

近幾年張益發現，高分學生對課外補習的投入越來越多，而且表現出了更高的意愿。“原來只要考上大學就可以了，現在還得是985、211。”中高考的競爭日趨激烈，一直蔓延至小升初、幼升小，助推著教育“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將所有學生和家長裹挾其中。

張益與多個知名培訓機構都曾有過合作，后來他選擇了單干，主要是可以不受機構課時的束縛自由安排教學計劃。在他身邊不乏家教做大后自己開辦機構的同行，比起經營，他還是更喜歡做老師。“學師范的大概都有點兒理想吧，我的理想大概還停留在教書育人的階段。”

讓教育回歸教育

2020年，應屆畢業生安安入職了一家知名在線教育企業。

“疫情期間不好找工作，就去了。”安安說，她身邊的很多朋友畢業后都選擇了類似的職業，“底薪5000元”對應屆生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段時間正是在線教育大肆擴張的階段。新冠肺炎疫情讓在線教育產業成為資本競逐的風口，一時間大量資本和人才紛紛向幾家教育巨頭聚集。安安入職后曾參加過一次團建，一起合影的有大幾百人。

安安的職位是輔導老師，主要負責課前課后的直播和課后的服務，“除了正課兩個小時主講老師講課以外，剩下所有工作都是我們來做。”她帶了200多名學生，每天都要一一與家長溝通反饋，工作強度大、時間長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最令她崩潰的是續費期。安安說，自己名義上是老師，但一到續費期基本上課程都不怎么管了，就是挨個打電話催家長續費，一天能打70多個電話。有時候她每天要給家長發二三十條微信，直到被對方拉黑。

安安表示，其實公司的課程本身還是不錯的，但這種洗腦式營銷方式讓她很難接受，而且這份工作讓她感覺自己像個機器人。做了不到一年，她就從公司辭職了。

這樣的營銷方式也是在線教育最令人詬病的亂象之一。資本驅使下，在線教育企業迅速“跑馬圈地”，販賣焦慮、過度營銷、搶占流量，重心已漸漸偏離了教育的本質。“雙減”政策的出臺為這場資本狂歡踩下了剎車。“雙減”意見中明確，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

教培市場“去火降溫”，能否讓教育回歸教書育人的本來？

“我覺得我干的是半個心理醫生的活兒。”李麗在石家莊一座居民小區內開著一家托管班，在校外培訓行業中，這是最底層的存在。她的學生主要是小區鄰居的孩子，或是拐了不知多少道彎的“遠房親戚”，大多數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點——學習特別差。

李麗發現，“成績差”只是結果，其原因很多時候并不在于學習本身。曾經有一個孩子總是以惹老師生氣為樂，李麗和他深談后了解到，作為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差生”，他平時在班級中一直是邊緣化的存在，只有在挑釁老師的時候才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聊著聊著孩子就哭了”。

業內人士認為，校外培訓的需求，其實來自學校教育的不足。“雙減”是一個系統工程，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效果，關鍵還取決于學校教育能否最大程度地滿足教育需求，不僅要滿足共性的學業需求，還有培優補差等差異化的個性需求。

另一個賽道

“雙減”政策落地，讓周翠對未來充滿了樂觀的預期。

她是石家莊一家美術學校的校長，長期從事美術教育的課外培訓。周翠眼中的美育，一是獨一無二的創造力，二是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她認為這在每個人的全面素質中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會影響到未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常說美術是學校里的副科，人生中的主科。”然而一直以來，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中，留給美育的空間太少了。

在開辦培訓機構前，周翠曾在學校里教過10年書，她說我們的美術課本其實編得特別好，但音體美作為副科，很難按照計劃完成教學。而家長們給孩子報校外培訓時，也一樣有著很強的目的性。“四年級是個分水嶺。”四年級之前，孩子或許還可以有些興趣愛好方面的投入，而四年級之后往往就投入學科教育中了。

“雙減”政策要求學校在課后服務中開展豐富多彩的興趣活動，而把周末和節假日從學科類教育中空出來，留給孩子身心健康發展的時間，這讓周翠感覺很美好。當然，這樣的愿景能否實現，還要看“雙減”能否從根本上扭轉基礎教育應試化、競技化的傾向，突破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

周翠說，我們以前教育有些過緊了，現在至少可以讓焦慮的家長把節奏慢下來，理性思考一下孩子的一生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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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融媒體記者唐晶 宋言、張益、安安、李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