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故事-健康的故事作文

2019年4月7日是第70個世界衛生日，世界衛生組織繼續將主題聚焦“全民健康覆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將中國宣傳主題定為“維護人人健康，邁向全面小康”。新中國成立70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76.7歲，主要健康指標已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不僅讓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得到了健康保障，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健康事業提供了中國經驗。4月3日，在國家衛生健康委舉辦的世界衛生日活動上，6組嘉賓講述了自己經歷的全民健康故事。

“作為一名在華西學習、成長、工作的醫生，我既是社會變遷的見證者，也是改革發展的親歷者。70年歲月如歌，醫院的發展歷程，是隨國強而興、因國富而盛的真實寫照。”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李為民院長這樣回顧他的醫學生涯。

1892年，當外國會在華西壩建立華西醫院的前身仁濟、存仁醫院時，它還只是小小的診所。到了上世紀90年代，華西醫院已經成為中國西部地區較大的公立醫院，但仍然是無國家重點學科、無國家重點實驗室、無兩院院士的“三無”醫院。短短二十幾年，依托豐富的臨床資源優勢，華西醫院在國內最早建立獨立科研院區，打造了專職科研隊伍，制定了一系列以鼓勵臨床創新為導向的科研激勵政策，如今臨床醫學基礎科學指標已位于全球前1‰行列，自主研發了150余項重大疾病治療創新藥物，形成了“有資源、有基地、有隊伍、有方向”的“四有”優勢。

90年代至今，華西醫院門急診服務量增長超過4倍、手術服務增長近18倍，已經擁有8個國家級醫學平臺，成為中國西部地區疑難危急重癥的診療中心。醫院構建了覆蓋醫院、專科、社區等各個層級的五大特色醫聯體模式，幫助中國西部廣大患者不必奔波于北上廣、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與發達地區同質的醫療服務。

“作為一名醫生、一名專家，每天只能看四五十個患者，去從事醫療質量管理和研究吧，把規范的腦血管病診療服務推廣到全國，讓千千萬萬腦血管病患者和家庭受益”。國家衛生健康委神經系統疾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辦公室主任、北京天壇醫院神經病學中心血管神經病學科副主任李子孝至今仍記得10年前他的導師王擁軍說過的話。

2010年，北京天壇醫院受原衛生部醫政醫管局委托成立“國家腦血管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全國性的腦血管病質控數據平臺，質控工作就像“盲人摸象”。2012年，覆蓋全國209家醫院的國家腦血管病登記數據正式建立，監測全國腦血管病數據的“天眼”從此打開。越來越多的醫院加入到國家質控網絡，200家，500家，1000家，2500家……截至目前，質控監測醫院已有2774家。

這些海量數據通過每秒375萬億次計算的超級計算機進行分析，疾病診療的現狀、進步、短板一目了然。大數據分析發現，從“十一五”到“十二五”，腦血管病醫療服務質量復合指數從63%提升到了76%，但靜脈溶栓、房顫抗凝的指標仍不容樂觀。針對這些“短板”，中心幫助國家衛生健康委制定了醫療質量指標和改進模式，可以讓腦血管病患者1年復發風險相對下降28%，致殘風險相對下降26%，每年減少4.3萬例腦血管病患者復發，減少住院費用約4億元人民幣。

2018年，四川大學華西廣安醫院泌尿外科主任助理、副主任醫師藍建華拿到了四川省衛生健康委的青年創新科研課題，還在《中華泌尿外科雜志》發表了論文。幾年前，這樣的事情還很罕見。

變化源于2015年，廣安市人民醫院掛牌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廣安醫院，由華西醫院領辦。此后，華西的專家團隊每個月都定期開展現場帶教，從查體、閱讀影像學片、醫患溝通技巧，到手術方式選擇，手術步驟、手術技巧，乃至到每一個手術動作都毫無保留地、手把手地逐個相授。

那年底，藍建華接待了一位復診患者。患者在華西王坤杰老師那兒做的復雜尿道手術，術后需要每2—3個月復查擴尿道。為了復診，患者每次要提前一個月掛號，提前一天到達華西醫院，就診后在成都住一晚才能回家。2015年底，王坤杰告訴患者已經教會了藍醫生，以后直接找他就行。從那以后，那名患者就到廣安醫院就診，每次提前1-2天打電話預約，早上5點多出發，當天晚上就能回家了。

幾年來，他的科室先后開展各項新技術10余項，科室三、四級手術達到70%。過去，手術室下午幾乎沒有手術，現在直到晚上8、9點手術室仍然燈火通明。廣安老百姓在當地就診的醫療費用比成都、重慶等大醫院明顯要低，報銷比例高，家屬照顧方便，老百姓真真實實得到了實惠，醫院在老百姓心中的口碑更好了。

“提供老百姓吃得起、能管用的藥物，是中國優秀制藥企業肩負的時代使命”，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孫飄揚表示。

2015年，中國惡性腫瘤發病約392.9萬人，死亡233.8萬人，每年醫療費用超過2200億元。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國受癌癥困擾的家庭數以千萬計，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推進預防篩查、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著力緩解民生的痛點。

作為聚焦抗癌藥物研發的企業家，孫飄揚感到，來自國家的支持正不斷加強：實施重大新藥創制專項，中央財政累計投入200億元，同時帶動了地方財政和企業投入近2000億，產生了38個1類新藥；加快審批注冊，2018年總共批準了抗癌新藥18個，其中有5個是自主創新的抗癌新藥，新藥的審批時間也縮短了一半；更多的抗癌藥物通過國家藥品價格談判大幅降價并進入醫保，2018年新增的17種抗癌藥到年底已經有4.46萬人次使用，藥價平均降幅達到了56.7%，醫保報銷后費用負擔降低了75%。

國產仿制藥的研發也在加速。比如電影《我不是藥神》提到的資料白血病的格列衛，進入中國的價格定價是2.3萬元一瓶，國產仿制藥價格只有格列衛的1/10，通過一致性評價并進入醫保之后，病人實際支付只占很少一部分，中國腫瘤患者擁有了“用得起、能管用”的抗癌新藥。2018年，中國腫瘤臨床試驗共有169家申辦方，國內腫瘤試驗申辦項目占比達到88%，遠遠超過外資企業。

2016年7月份左右，回甘孜州石渠縣過暑假的9歲藏族小朋友生龍頓珠生病了，連續10多天每天下午1點到7點左右都發燒，對媽媽說跟朋友玩的時候感覺特別累。媽媽懷疑孩子得了肺結核，帶他到當地醫院去檢查，結果并不是。回到成都，生龍頓珠的病確診了：包蟲病，而且非常嚴重。

“看生龍頓珠術前的CT片子，四塊肝包蟲腫塊幾乎占滿了他的肝臟，而且中央管道也被侵犯了。”華西醫院肝膽外科副主任王文濤教授感到十分棘手。包蟲病是一種嚴重威脅著牧區人民健康的寄生蟲傳染病，包蟲進入人體后，會逐步侵蝕患者的肝臟，導致嚴重的肝損傷甚至死亡。石渠縣是包蟲病的重災區，四川省將肝包蟲病納入大病集中救治范圍，大大減輕了貧困患者的經濟負擔。“王文濤教授很慈祥，細心地講解病情，對我們說資金方面也不用擔心，國家對這方面很重視，有大病集中救治政策。”孩子媽媽說。

常規的手術方案有兩種，一種是一次性切除全部病灶，但這樣他剩余的肝臟就很少，會發生很嚴重的并發癥，導致肝衰甚至死亡；另一種是全肝移植，但是換肝意味著孩子要終身服藥。王文濤教授聯合放射科通過精準評估，最終采取了第三種方案：先切除大部分的患病肝臟，讓剩余肝臟用三個月的時間再生，再進行第二次切除。兩次手術都取得了成功。兩年過去了，生龍頓珠已經完全康復，像其他健康的小孩子一樣讀書、成長。

四川省冕寧縣宏模鎮優勝村鄉村醫生王學釗是家里的第四代醫生，靠著祖傳的正骨療法，在當地已經小有名氣。回憶起祖孫幾代行醫，他感慨道：“我的爺爺跟我講述過太爺爺的故事。當時太爺爺就是靠一個背篼、一把鋤頭上山采草藥，用一個石杵、一個石杖來配制藥材。”

到了王學釗這一代，情況有了變化，他考上了成都中醫藥大學，學校里既教中醫傳統，也教西醫醫術。王學釗畢業回到村里，成了當年村里罕見的大學生。除了繼續正骨接骨，他還擔起了村子的計劃免疫工作。1999年，他走進彝寨做預防保健動員，一進門就被一個老阿媽一口回絕了。“我們娃娃好好的，打什么針？不要說打針，平時一顆藥都不吃，我們家不信打針吃藥！”說著用打狗棒把王學釗攆了出來。為了改變鄉親們的觀念，王學釗想盡一切辦法，通過村組干部、村民小組的會議，家族家屬的聚會、紅白喜事的宴會做宣傳，語言不通就請好朋友、村組干部幫忙翻譯，還在現場為好朋友的娃娃打針做示范。經過多年反復宣傳，終于得到了鄉親們的認可和支持。

2017年，王學釗被村民們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干勁更足了。為了讓健康扶貧政策真正幫助到每一戶貧困戶，他“一戶一落實”為全村村民做好了家庭醫生的簽約服務，“一卡一落實”為貧困戶做了健康扶貧信息的采集。“我要不負鄉親們的信任，發揮工作職責，為他們服務好。”王學釗說。

來源：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