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代”的帽子有點大了

龐巴迪、寶馬、哈雷……幾輛價值不菲的摩托車剛剛聚集在西安曲江寒窯橋上，就被守候多時的交警控制。18日晚，5名男子因涉嫌飆車被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曲江大隊留置調查。

深夜飆車，自然很容易被認為是“財富作孽”。因此，這類事件也極易被標簽化處理。“5名男子因飆車被調查”，實在算不得新聞，但因為冠之以“拆二代”的身份，事件的顏色立馬就發生了神奇的逆轉。

“拆二代”這個詞是相當曖昧的，它可以指向備受詬病的高房價，也可以指向先賦因素導致的階層斷裂，還可以指向迥異的生存價值觀。“拆二代”鬧事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民意自然就會口誅筆伐于拆遷補償制度——你看，要是沒有拆遷，就沒有巨款;沒有巨款，就沒有豪車;沒有豪車，就沒有飆車……這樣的詰問，似乎快要忘了強拆強征時，也是自己主張了市場化補償的理性聲音。

從來只有好的制度與壞的制度之分，而沒有好的財富與壞的財富之別。城市就像個大工地，拆拆建建，因拆遷安置而一夜暴富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征地了，就該要補償，至于補償多少，會不會成為人生慵懶的“添加劑”，無可原罪，亦無權操心。領了補償款就是“拆二代”，這個帽子也太大了點，其間傳遞的價值貶義，耐人尋味。第一，個案與普遍性的社會現象，不是一個概念。不能因為三五個人飆車，就要對領了拆遷補償款的“二代”污名化處理。第二，據新聞稱，“交警經過調查后，其中2人是80后，3人是90人。他們大多是附近的‘拆二代’，衣食無憂，有固定的住所，沒有正當的職業。”總共就5個人，還不確定個個來自拆遷家庭，更不確定這豪華摩托與“拆”字間的邏輯關聯，貿然放大“拆二代”的身份標簽，合適嗎?

人是群居動物，三五成群地唱歌也好，喝酒也罷，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實在沒必要上升到群體視角去反思。比如飆車的是男孩，是不是可以得出“男人有錢更容易變壞”;而飆車的是80、90后，難道還說明“道路交通違法以80、90后居多”?

個別現象放大成群體特征，個人體驗夸張成群體感情。這種可疑的表達范式，似乎有擁躉漸多的趨勢。幾個孩子飆車，非要總結成“拆二代”;幾個人看小品不爽，非要說傷害了“民族感情”……動輒熱衷于群體性反思與批判，這究竟是怎樣的“理性”在作祟呢?什么時候我們習慣了就事論事，什么時候我們找到了公共事件與尋常個案之間的分寸感，也許輿論資源就更能優化配置，而公共情緒，才不至于成為被標簽牽著亂轉的一只寵物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