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返鄉子女入學調查：“零障礙”后有障礙
□在回歸故鄉之后，農民工返鄉子女普遍存在著日常生活與學習的不適應，深層次存在著他鄉與故鄉、流動與留守、出離和融入等雜糅糾葛的文化適應及沖突問題
□返鄉子女就學中看似無沖突、無障礙，甚至還有逃脫父母束縛的欣喜和自由快活的愉悅，在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親情斷乳后的另一種行為映射
□急促政策動員下的政策執行實現了返鄉子女入學“零障礙”的政策目標，但關于返鄉子女就學質量公平等深層次政策目標卻并沒有在后續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
“農民工返鄉子女”是不同于“留守兒童”和“隨遷子女”的一個特殊群體，被社會普遍關注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農民工的“返鄉潮”中。那時，這一群體被稱為“返鄉農民工隨返子女”。隨后，筆者注意到，其實還存在著因諸多原因“返鄉”的農民工子女，比如，因異地高考受限返鄉，因重大自然災害、家庭變故、就學成本壓力、(家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條件改善、教育觀念變化等原因返鄉，因國家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政策影響下的返鄉等等。
不管如何，這群人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社會漂移和遷徙中，經歷著“他鄉”與“故鄉”的文化差異，面臨著不同的文化適應，遭遇著不同的文化沖突。并且，這一帶有“返鄉印記”的“農民工返鄉子女”群體在返鄉之后又存在著進一步流動的多種可能，從而深刻地改變著農民工子女群體的類型結構，也帶給農民工(子女)問題研究以新的影響和啟發。
筆者調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師，對數十位返鄉子女的就學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進行長達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蹤研究，希望能推動返鄉子女就學的頂層制度設計，消除返鄉子女就學的戶籍制度障礙，切實推動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的制度重構。
農民工返鄉子女難于隨鄉入俗
筆者的研究試圖呈現農民工返鄉子女的群體概貌、就學境遇、適應特征、朋輩關系類型及家庭文化生態影響等。而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在回歸故鄉之后，農民工返鄉子女普遍存在著日常生活與學習的不適應，深層次存在著他鄉與故鄉、流動與留守、出離和融入等雜糅糾葛的文化適應及沖突問題，返鄉子女群體難于隨鄉入俗的問題較為嚴峻。
一、返鄉子女以農村學校為主
就農民工返鄉子女總體人數而言，近年來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在筆者調查的79個班級中，學生總數共計3502名，留守兒童總數為1449名，而返鄉子女的數量為425名。
從樣本校的比例來看，留守兒童所占比例大致為41.3%，而返鄉子女所占比例為12.1%左右。從返鄉子女人數分布來看，并沒有呈現出“返鄉潮”時期“大范圍集中聚集”的特征，而是體現出“小聚集、多散落”于各類農村學校的樣態。
二、返鄉子女學校境遇不容樂觀
從218份有效問卷統計數據來看，對于留守兒童的關注已經成為廣大農村鄉鎮學校迎評接檢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維度。其中88.61%的學校對留守兒童的教育有特別的關注，46.84%的學校還為留守兒童的就讀出臺了專門的政策。從調查反映出的數據來看，盡管對返鄉子女的關注度也高達67.09%，但當問及是否有針對農民工返鄉子女群體的專門政策時，回答為“有”的只占31.65%。這一數據也不樂觀。
就筆者的日常走訪觀察來看，針對這一群體的應對措施大多是上級政策文本中的例行要求，較少是針對性的關懷措施。可以說，在大多數學校中，返鄉子女群體是放在農民工子女的范疇中加以無區別對待的。同時，筆者還發現，對農民工返鄉子女和留守兒童兩個群體的界限模糊，也反映在基層班主任和任課教師消極、被動的行為和態度上。整個調研過程中筆者不太能感受到基層教育工作者對返鄉子女的教育信心和教育力量。
三、返鄉子女制度及文化不適明顯
這種不適表現一，返鄉子女對學校制度規則系統的差異感受顯性、直接，不適感最突出。同時，學校物質設施的差距、人際交往的障礙、角色身份的調適等很容易牽扯出返鄉子女的負面情緒，并體現為他鄉與故鄉的文化適應甚至沖突;
表現二，教材版本的差異并不被返鄉子女視為主要問題(盡管教師們往往這樣認為)，而課程設置、實施方式帶來的教育理念差異及背后的文化差異才是這種不適的重要原因;
表現三，返鄉學生在普通話和家鄉方言的使用選擇上存在著豐富的文化信息。“鄉土情結”與“語言符號炫耀”的背后折射著“微妙的文化自卑”和“脆弱的文化自傲”。語言背后的文化區隔和文化沖突顯現無疑。
四、返鄉子女交往網絡窄化
大多數返鄉子女在返鄉初期主要是通過現代網絡和通訊設備來彌補在現實情景中的交往障礙和情感缺失。部分返鄉子女，其朋輩群體交往手段除了利用網絡尋求虛擬的交往需求外，以社會性的娛樂方式和“街角青年”的暴力互動方式挑戰學校規則、用越軌的方式實現向朋輩群體的“炫耀”式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總體來說，返鄉子女的朋輩群體關系網絡呈現窄化的特點。人際交往網絡存在自我封閉型(局限在與個別朋友的單向交流)、虛擬型(沉迷于網絡中實現自我交往需求的滿足)、虛張聲勢型(通過越軌性的行為和社會街角的交往方式呼朋喚友，體現為虛假的交往網絡擴大甚至膨脹)、積極拓展型(正向主動拓展新環境的交往網絡)等類型。
五、家庭文化生態影響返鄉子女交友和就學
筆者發現，作為家庭文化生態內核的親子關系，其健康和穩定程度對返鄉子女的就學適應和朋輩交往影響很大。從筆者重點關注的7個返鄉子女的案例來看，迥然各異的家庭文化生態與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學校體系的碰撞和摩擦，會深刻影響農民工返鄉子女的就學適應性和朋輩交往類型。部分案例中返鄉子女在就學中看似無沖突、無障礙，甚至還有逃脫父母束縛的欣喜和自由快活的愉悅，其實在這些“表象”背后，是家庭親情斷乳后的另一種行為映射，值得深思。
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執行低效
農民工返鄉子女難于隨鄉入俗，在很大程度上，與就學政策執行低效有密切關系。
筆者系統分析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的演進脈絡及各級政府政策行為后發現：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呈現較低的政策效能，其主要表現為政策周期衰減過快，政策目標執行淺表化，政策執行動力不足等三個方面。
一、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周期衰減過快
在“返鄉潮”最集中的2008～2009年間，圍繞著農民工子女的回鄉就學政策呈現出急促且有力的政策行動特征。2008年12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下文簡稱國辦發[2008]130號)，隨后教育部印發的《教育部關于切實做好返鄉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培訓等工作的通知》(下文簡稱教職成〔2009〕5號)以及各省市關于此問題的地方政策行動差不多都是在這一時間段內出臺的，且基本上構成了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系統的主干框架。涉及范圍甚廣的急促動員和有力政策執行使得民眾對該政策有較高的知曉度，從而帶來了影響廣泛的政策輿論，對當時的社會心理起到了很大的安撫作用。
但隨著經濟形勢的轉變，大范圍的農民工“返鄉潮”逐漸退去，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也隨之快速衰減，政策影響力迅速減退。在筆者2011～2013年前后進行的調研中，地方基層政策執行主體對該政策反應平淡，知曉但不熱情。
二、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目標執行流于表面
筆者稍加梳理一下該政策系統所確立的政策目標及框架。國辦發[2008]130號文件總體上確立了“及時”“妥善”“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絕接受”并“保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就近入學”的政策目標。隨后的教職成〔2009〕5號文件對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的教育問題有了相對清晰的政策思路，在“有學上”的政策目標基礎上，適當涉及到返鄉子女就學質量的政策訴求，并進一步從政策時限、經費保障、教材保障、轉學后適應等方面細化并拓展了該政策的內涵和執行思路。
盡管急促政策動員下的政策執行實現了農民工返鄉子女入學“零障礙”這一顯性政策目標，但關于返鄉子女就學質量公平等深層次政策目標卻并沒有在后續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比如，該政策系統使用了行政督導和政策資源傾斜兩個典型的政策工具來保證“著眼于良好教育環境生成的返鄉子女就學質量”。但是“行政督導”并沒有扎實貫徹、深入執行，“補償性優待”的政策表達更沒有落到實處。這些都導致所謂的“政策資源傾斜”等政策話語因缺乏實質性的傾斜細則支持而流于表面。
三、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執行動力不足
在政策執行動力上，受全國一盤棋的政策思維影響，地方政府依然維持著整體教育政策執行的步調，總體上并沒有將地方實踐知識徹底轉化為地方政策創新力。
在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的執行中，基層政策執行者的“核點”思維突出。所謂“核點”思維，是指基層政策執行者在長期貫徹執行上級政策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政策執行體悟，是在快速的政策貫徹時段內對最核心政策意旨的個體性把握。
這種政策“核點”思維在基層教育政策執行中非常普遍。在筆者的地方調研中，一位市教育局辦公室主任曾告訴筆者，“我們一年要應付大大小小幾十個政策，一般的程序都是先按照領導或者上頭的思路理解政策的宗旨和要點，然后根據政策的重要性程度，要么再制定細則，要么直接下發，貫徹執行。”“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去琢磨，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政策執行的時間成本以及外顯效果(不是實質效果)是我們始終會關注的一個重要維度”。
這種較為普遍的基層政策執行“核點”思維在返鄉農民工子女就學政策中也有清晰的反映。比如，“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絕接受返鄉農民工子女入學”政策的“核點”思維，在一位基層教育行政部門具體政策執行者的私下閑談中得到印證：“只要我們把返鄉的農民工子女照單全收，放進學校，不存在學生無學可上的情況發生，這項政策也就算執行了。”“至于放在什么學校、是否要做到區別對待，有針對性地關懷，這些也就是倡導了。”“盡管我們在政策中也會宣傳要以督導檢查等方式來評定學校，但是這都不是該政策的必要執行環節，我們也大多不會在檢查上動真格。”
在走訪觀察和實地調研中，筆者發現，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對于接收返鄉學生入學往往帶有完成任務的心態。在訪談一位校長時，他直言，“光留守兒童都夠讓人頭疼了，現在又來這么多集體返鄉的，能不麻煩嗎?!”“不接收哪兒行啊，這要是被家長告一下，或者捅到媒體，那……”
這位校長說的是實情。在返鄉農民工子女入學政策急速動員、不折不扣的執行節奏下，集體返鄉讀書的確給農村基層學校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這在2009年春季、秋季兩個時間節點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對于學校這一政策執行主體而言，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但是，有些事情也是能做多少做多少。“添加桌椅板凳，動員班主任加強管理。”“只要學生進來，不出事就對了嘛。”這些聲音總體上反映了基層學校對這項政策的基本態度和動力表現。
至于學校最微觀的管理群體——班主任和課任教師，學校的態度直接決定著他們的行為方式。當問及班主任和課任教師有沒有返鄉子女教育的考核及激勵措施時，大家的表情和校長如出一轍。在精細化管理思維指導下的中小學老師管理體系中，返鄉子女的管理績效幾乎沒有清晰的表達。所以，班主任和課任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也不太可能在精細化規范下貢獻太多的關系績效，對返鄉子女教育、教學、管理等工作的熱情和付出自然不能奢求。
綜上分析，根源于各政策執行主體對返鄉子女群體特征的“應時性”理解和對農民工子女類型結構的靜態對待，使得該政策的執行缺乏利益群體積極、多頻的互動與大力推動，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執行動力總體不足。
(張燁為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葉翔為該學院副教授;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自《中國教育學刊》，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