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解局“人獸之爭”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徑
“很多黃連都被野豬拱了。”3月6日，在四川代表團分組討論會會場，全國人大代表，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擂鼓鎮五星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余紹容發言說，村民原本一畝地毛收入可上萬元，但被野生動物致害后，按照賠償標準只能賠幾百元。
今年全國兩會，“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直擊野生動物保護與區域發展的矛盾，引發代表熱議。
近年來，隨著生態保護成效顯現，野豬進城、猴群進村、黑熊傷人等現象頻上熱搜，“人獸沖突”問題日益凸顯。用生態補償緩解“動物之害”，四川各地積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些問題未能得到徹底解決。
如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采訪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以及保險行業人士，共同尋找答案。
動物之害
多地出現野生動物致害事件 北川4年內發生1400余起
“每當農作物正要成熟或半成熟，就頻繁遭受野豬、
猴子、野雞等野生動物的損壞。”全國人大代表，雅安市漢源縣永利彝族鄉古路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鄭望春說，盡管農民們想盡辦法，還是擋不住這些“不速之客”，辛苦栽種的農作物遭到破壞，這不僅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還影響了農業的穩定發展。
如何既有效保護好野生動物，又避免野生動物對農民群眾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影響”？幾位全國人大代表及業內專家，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全國人大代表，甘孜州丹巴縣章谷鎮水子一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余德春，還把野生動物“作案”的照片帶進會場，直觀呈現出野生動物侵害莊稼的場景。
2024年11月20日凌晨，綿陽一頭黑熊闖入村民家中，將女主人擊倒，致其受傷住院，男主人用斧頭將黑熊擊殺。全國人大代表，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擂鼓鎮五星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余紹容對這一事件印象深刻。近年來，她接觸過不少野生動物致害事件，其中涉及的動物主要有野豬、黑熊、獼猴、鷹等，其中以野豬、獼猴最為嚴重。
“全縣所有鄉鎮均有野生動物致害情況發生。”余紹容調研發現，2021年3月至2024年11月，北川發生野生動物致害事件1400余起，年均農作物受損面積達1000余畝，直接經濟損失達100余萬元，且每年均有野生動物傷人事件發生。
不僅僅是雅安、綿陽，隨著四川境內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增加，在甘孜、廣元、達州、巴中等地，野生動物致害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在達州、巴中等地的山區，野豬時常下山覓食毀壞農作物，讓村民遭受損失。”全國人大代表、甕福達州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質量管理部技術人員呂祖艷說，最近幾年，川東北地區野豬致害情況備受關注。
現實之困
野生動物致害補償有政策 但并非所有報案都能獲賠
野生動物致害的損失，誰來承擔？如何承擔？靠政府補償能否解決問題？
3月7日，記者從四川省林草局獲悉，2018年以來，四川省通過試點探索保險補償模式，歷經五年修訂完善補償辦法草案，最終推動省級政策落地。2023年1月，《四川省陸生野生動物致害補償辦法》正式施行，明確了縣級政府為補償主體，規定了人身傷害優先補償原則、財產損失補償比例(如農作物按市場價50%補償)及申請流程。
然而，余紹容調研發現，省級政策明確野生動物致害的補償主體為縣級政府，但無上級專項資金支持，且發生野生動物致害的地方多為偏遠地區，地方財政困難，無力長期投入資金開展野生動物致害補償工作，野生動物致害保險難以持續開展。
一組來自北川的數據顯示，自2021年以來，北川將野生動物致害納入保險，縣政府安排了專項資金，但隨著野生動物致害事件逐年增加，保險費用由2021年的14.98萬元逐年增加到了2024年的54.8萬元。“今后地方財政是否還能繼續投入？”余紹容有些擔憂。
保險，是政府補償的重要補充。為此，四川通過試點探索，逐步構建了“政府投保—公司理賠—群眾受益”機制，目前已形成了一套從案件申報到現場核實、賠付審核、賠款撥付的標準化流程。
“并非所有報案都能獲得賠付，這涉及理賠過程中最關鍵的環節——取證和認定，這是理賠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環節。”中國人壽財險廣安中心支公司總經理助理韓佳杰解釋，接到報案后，他們必須現場查勘，如何證明損害確是由野生動物造成，很難。他舉例說，如村民報案家禽丟失，就需要多方證據來確認。
韓佳杰介紹，野生動物致害通常會留下可追溯的痕跡，包括毛發、啃食痕跡、血跡、足跡等，都可以作為保險理賠的重要證據。另外還要考量野生動物致害是否發生在保險約定區域內等客觀因素，嚴格依法依規進行理賠。綿陽曾發生野生黑熊破壞玉米地并致人受傷事件，賠付金額達數萬元。與之相對，也出現過幾百元的小額賠付案例。
解題之策
建立生態保護責任共擔機制 實行政府補償+多元籌資
野生動物頻繁下山，和人類“搶地盤”，如何解決？鄭望春認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加以指導。例如，對受到野生動物侵擾的地區，建議設置專人專崗，定期采取專業驅趕或合理威懾等保護措施。
“野生動物保護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喪失和人為開發活動的干擾。”呂祖艷注意到，近年來，國內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生態保護責任共擔”機制，“這些已有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她建議，四川可嘗試以野生動物棲息地為中心，劃定輻射周邊20公里的協作區，建立補償資金池和聯合執法隊，逐步化解人與野生動物的矛盾沖突。
事實上，在樂山、雅安等地，已有為人與動物“劃界”、對猴群實施誘捕遷移等探索。
峨眉山景區采取“人猴分離”措施，于2020年在清音閣猴區建立人猴分離觀賞試驗區和緩沖區，實現人與猴各自活動。據景區管委會三年觀測數據，試驗區內猴群的健康狀況良好，有合理的猴群增長率且無猴群傷人事件發生。
雅安市漢源縣王寶山，獼猴種群數量已超過當地承載量，人猴沖突較為突出。基于“適量獵捕、總量控制”原則，政府計劃在2025年誘捕獼猴20只，解決獼猴泛濫，破壞農作物、果樹等問題。對群眾的損失，漢源縣林業局已申請財政資金購買野生動物致害補償保險；暫無野生動物致害保險的，可按照《漢源縣陸生野生動物致害補償辦法實施細則》申請補償。
在四川省林草局公開的資料中，多次強調“保護優先”“人民至上”原則，提出“既要保護生態平衡，也要保障群眾切身利益”，倡導通過保險市場化手段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野生動物致害保險，是一項重要的政策性保險產品，很多地方都在推廣。”韓佳杰介紹，以廣安岳池縣為例，2023年該縣通過財政全額出資投保野生動物致害險，實現縣域內城鄉居民全覆蓋，保障范圍則包括野生動物致害導致的人身傷亡、醫療費用、財產損失、農作物損失和家畜死亡賠償。這種“政府統保”模式，與多地的創新形成呼應，“有些地方是多元籌資，例如村集體、村民集資參保。”
余紹容則建議，制定統一的野生動物致害補償細則，細化補償范圍、簡化補償程序、提高補償標準。例如規定補償標準下限不低于市場價的80%、資金按比例逐級分擔等，將野兔、鳥類等非重點保護野生動物致害納入補償范圍。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曾業李慶劉彥君王祥龍杜卓濱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