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發、天下大亂兩年后，老三屆開始陸續分配。當時北京的初中、高中六個年級學生的分配，大致分為五等：第一等，當兵；第二等，當工人；第三等，留北京(做任何工作)；第四等，去生產建設兵團；第五等，插隊。我父母都在黨中央機關報工作，父親李莊又長期值夜班把關出報，大革命還沒正式開始，1966年4月便因《人民日報》轉載一篇社論時的文字修改問題被拿下、“靠邊站”了；我們兄弟姊妹是幾等人明擺著，只有插隊一途。

　　后來，我因緣際會穿上軍裝，另是一說。當年的“工農兵”，我除了沒當過工人，農、兵都當了，并且“農”還當全了——農區、牧區都干過，農民、牧民都當過。1994年春夏，我在張家界市擔任市委副書記時，回顧三十多年前上山下鄉的過往，寫了10篇通訊、總題目為《遠離北京的地方》，記錄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下鄉插隊的經歷：前五篇記陜北黃土高原種地，后五篇記內蒙古草原放羊。6、7月間，《經濟日報》以連載形式發表。因為刊發于黨報，版面珍稀，故只能用最精煉的方式，每篇千字左右成文。

　　“悲壯上征途”“落戶黑家堡”“老镢的學問”“一年兩頓面”“八十里趕集”，是記延安種地的幾篇。文章篇幅雖小，在我心底甚大：因為我永遠忘不了延安，永遠記得我的人生第一步。

　　1969年1月，一列列綠皮火車汽笛長鳴，從北京站發車，頂著凜冽寒風向西奔馳，將分配至延安插隊的北京中學生一批批送往陜北。經西安，經銅川，到延安，到延長，到公社，到大隊，到生產隊……

　　那時是人民公社體制，大家都在隊里干活兒，掙工分，吃大鍋飯；一年除了春節半個月外，三百五十天不論忙閑季節都得出工。出工才能掙工分，掙到工分才能吃上飯。春種、夏鋤、秋收、冬筑壩，我們女知青與男知青、與村里男勞力一樣上山，一樣受苦。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山大坡陡，廣種薄收。為了填飽肚子，為了交上公糧，能種的地全種了，不該種的地也開了荒。有的地塊兒，斜坡幾十度，種莊稼掏地時，黃土順坡往下滾；山上坡上，土層越來越薄，山溝里的水更渾了，黃河水更黃了。

　　因為缺柴，除了做飯不敢燒炕，數九寒天知青大多住的是寒窯。但飯總得做熟了吃，于是不得不十天八天間隔一次、耽誤一天的工分收入，知青戶男男女女全體出動去砍柴。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摟柴時從來沒有砍過樹，摟的砍的都是灌木雜木——因為當年知青去延安時，至少延長縣一帶的山上已沒有樹了。灌木當引火柴挺好燒，但不耐燒，于是我們就砍了地面的灌木叢后再刨灌木根，把灌木根的粗木疙瘩當耐火柴燒，不用說，來年這些地方也就徹底禿了……如此年復一年，陜北的溝溝壑壑越來越荒涼了。

　　20世紀七十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回延安，見到為革命付出重大犧牲的老區群眾，生產生活還如此困難，曾為之落淚，覺得對不起延安人民。

　　改革開放后，延安發展日新月異。多年堅持退耕還林，治溝造地，自然生態得到修復，城鎮化程度不斷提高，老百姓也逐步脫貧致富。2021年建黨百年，延安與全國一道，實踐了、見證了我國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偉大奇跡。

　　幾十年光陰荏苒，我從未忘記延安。1997年任國家體改委副秘書長時，2006年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時，2010年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時，我曾先后回延安，回到黑家堡鎮麻池河村，回到父老鄉親的窯洞里——共話我們揮灑汗水結下情誼，一同經歷的陜北艱苦的昨天；分享他們幾十年不懈奮斗，逐步過上好日子的今天；憧憬更加充滿希望的美好明天。

　　正月十四上午，從延安新區出發，一路奔行，車子開過麻池河村口的延長石油“磕頭機”后，我們就進了村。走在鄉間小路上，走進當年知青房東劉榮旭、石秀英家，我與他們夫婦一道盤腿上炕，吃著章章(章章小我兩歲，大名石秀英)五點鐘摸黑起炕蒸的地軟野菜豬肉包子，拉著家常；想想，上次這樣拉家常已是2010年秋，我專程從北京出差陜西，經延安、延長回到村里，為黑家堡鎮麻池河村農家書屋揭幕。

　　時隔15年，又進這孔窯洞，看到幾十年不變的火炕、灶臺，看到一進窯門左手墻上掛著的老照片相框，仍然那么熟悉，那么親切。大家一起吃完包子，還要趕往下一程，請眾鄉親到黑家堡鎮共進大年團圓飯。

　　從窯里起身出村前，我心里總有件事放不下，提出要去看看章章家的廁所。結果，冰天雪地里看到的是，他家的廁所還是當年我們插隊時用的最原始最簡陋的旱廁；想到他們老兩口都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五冬六夏、黑夜白日，每每還要從窯里出來蹲茅坑，我的心里真是五味雜陳。

　　幾十年過去，村里一代代年輕人，不論考學讀書還是出門打工，出山便不再回村，村里只“生著”(陜北話意為“住著”“活著”)與我們知青同輩的老人。當然，他們住的已不是當年我們插隊時住的土窯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箍了石窯；他們吃的已不是我們當年的沒油沒鹽更沒肉，使人饑腸轆轆的粗糧腌菜；他們燒的已是液化石油氣，不必也不許再上山砍柴；他們的出行，也能搭乘上不同形式的交通工具……可是上廁所，卻還在用著百年不變的旱廁！我問章章，為什么不用公家給修的無害化衛生廁所？章章和她的女兒娜娜說：“沒有水嘛！新廁所要用水沖，咋能舍得用水沖廁所！”我問：“十幾年前我回村，已經看到村里通自來水了，到現在還不用新廁所，是因為要多交水費嗎？”答：“不是水費的事，現下吃水都緊張呢，機井抽出的地下水，又少又澀，做飯都得省著用，哪還舍得沖廁所！”

　　這下明白了，1907年就成功打出中國大陸第一口石油油井的延長縣，一百多年來地下水位和水質已嚴重下降，群眾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吃水用水問題，曾經是、仍然是個大問題。毫無疑問，延安的脫貧攻堅是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山鄉巨變是可見的，各級黨委政府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但仍然不得不看到的是：這努力還得持續地、長期地堅持下去—— 老區人民的生活改善特別是生活品質的提高，仍然在路上。

　　正月十五看秧歌

　　革命圣地過大年

　　以往出差延安，都是住在市委市政府的接待設施延安賓館。延安賓館在延安老城區，坐落延河邊。南面是寶塔山，隔延河相望的是清涼山。

　　這次回延安，沒有住延安賓館，被安排住在延安新區的魯藝花園賓館。據當地同志介紹：為了保護位于延安老城區的眾多革命舊址，為了保證延河兩岸居民的生活質量，延安向遠處拉開距離、建立了新區，將大量公共設施遷移至新區。這次元宵節秧歌匯演，就是在新區寬敞、平整的大馬路上進行，而魯藝花園賓館緊鄰表演區，從樓上就能遙遙看到秧歌過街的主通道。

　　昨天離開麻池河村時，從村里請上十位鄉親到黑家堡鎮，與鎮黨委書記、鎮長一道吃了大年團圓飯。餐畢，從農家樂起身時，不但天寒風緊，而且陰晦得很，一時飄下漫天大雪。今冬北京一片雪花未見，而今在黑家堡見到冰見到雪，十分欣喜；可欣喜之余又不由想到，次日便是元宵，延安露天展演大秧歌，要是也趕上刮風下雪，如何是好？

　　延安到底是延安，有福氣、福氣大——元宵一早，陰霾不見，寒意猶存，天高云淡。“咚咚鏘，咚咚鏘……”天亮沒多久的7點多鐘，窗外就傳來陣陣鑼鼓聲；10點整，微風艷陽之下，延安秧歌表演過大年活動順利開始了。今年，名為《“鼓舞新延安·奮進新時代”2025延安元宵節秧歌匯演》，即“第42屆延安過大年元宵節秧歌匯演”活動，共有來自全市各區縣和企業的12支代表隊、31個節目，不間斷地整整表演了五個半小時。

　　據延安同志講，元宵節敲鑼打鼓扭秧歌過大年，在延安是有傳統的，已進行過四十多年(屆)。今年這一屆，因疫情等原因與上屆間隔七年之久，又是第一次在新區大道上行進式表演，因而市里非常重視，基層區縣和企業也都踴躍參與；各界群眾更是期盼多年，冒著嚴寒從四面八方趕到主會場、分會場，扶老攜幼前來觀看。

　　開場的，自然是寶塔區代表隊，花車當道，迎面駛來，鑼鼓喧天，秧歌動地，接著是木蘭鼓方陣、少兒街舞方陣。繼之，是延川縣的陜北大秧歌方陣、镲棒子秧歌方陣。再繼之，是吳起縣的吳起戰鼓方陣、鐵鞭舞+女子秧歌方陣。一陣接著一陣：黃陵縣代表隊，“中華軒轅”，氣勢不凡。子長市代表隊，嗩吶一吹，響徹云天。新區管委會的黃河韻鼓，國企代表隊的舞龍舞獅，富縣的霸王鞭和高蹺，志丹的扇鼓和洛河戰鼓，洛川的蘋果姑娘舞蹈和洛川蹩鼓……最后壓陣的，不出意料是安塞代表隊——安塞腰鼓名揚中外，這次出動了三百人的隊伍，在延安新區子長路主會場寬敞的地面上，擂著、舞著、唱著，那叫一個是山呼海嘯、歡天喜地。

　　一連幾個小時，看著隆隆駛過的一輛輛大花車、響天動地的一幕幕大秧歌，不由得想起前年回我母親家鄉、太行山深處的革命老區山西省左權縣，在太行山麓、清漳河畔的八路軍紀念館前，看到高高搭起的大舞臺，聽到原聲天籟的左權民歌，深深感悟到，在農村和農民眼里心里，這些文化活動，那真是“人民的節日”啊！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養一方歌。無論是黃河西岸的紅色延安，還是黃河東岸的英雄太行，如今的干部群眾，從上到下都是那么一股擼起袖子加油干的精氣神兒：以高亢和激越追逐夢想，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不斷唱響新時代新發展的新民歌，舞起新時代新天地的大秧歌。

　　正月十六捐文獻

　　紅色傳承續新篇

　　元宵節與鄉親們一同觀看了具有濃郁陜北特色的延安大秧歌，正月十六，我再次來到延安新聞紀念館和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

　　說再一次來，是因為我與延安新聞紀念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的緣分始于去年5月。當時，國家廣電總局老部長支部到延安過黨日，瞻仰革命圣地，其中包括參觀延安新聞紀念館和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時隔半年多，又一次前來這兩個展館，深感其意鄭重。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黨中央在延安13年。黨在延安時期的新聞事業，是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繼承發揚黨的優良革命傳統和作風，弘揚延安精神，弘揚革命文化。位于清涼山下的延安新聞紀念館，歷經多年，辛勤付出，搜集到大量珍貴史料，見證了黨在延安時期的重要活動，對于宣傳黨史、軍史和革命史，具有重要意義。

　　一般來說，參觀一個展覽，跟著講解員，聽一聽，看一看，就走過去了。可能是因為我們都在新聞宣傳戰線干了一輩子，對黨的新聞工作太熱愛也太熟悉了，所以不時談論幾句，與講解員惠文學交流交流；在展板前無意中發現的展陳說明中的小問題，也樂于幫助訂正。譬如關于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創辦、發展和歷史沿革，也譬如關于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播音員是誰，新中國建立十周年慶典的播音員是誰，等等。

　　我對紀念館同志們說，大家都理解，延安新聞紀念館不是“中國共產黨新聞紀念館”，不可能承擔黨的全部新聞工作、新聞事業的收集研究展陳工作；但“延安”的政治寓意之高之大，使得延安新聞紀念館不應局限于延安時期的延安地區(黨中央)和西北根據地的新聞史；其他根據地的新聞工作、新聞成果的展陳相對薄弱雖然可以想見，但至少對最主要的黨的新聞機構譬如《人民日報》等的表述，是應當加強特別是應當準確的；紀念館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展陳與說明，雖然難以求其全面，但只要涉及到的，一定要求其準確，這才是紀念館越辦越好，確立權威性、提升影響力之根本所在。

　　因此，我不是簡單地回答紀念館關于《人民日報》的報名是誰起的，毛主席題寫過幾次報名等問題，而是盡力歸集起各種正式出版物中發表的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特別是親歷者)非常詳實的回憶文章，送給紀念館，幫助同志們了解歷史，修訂解說詞。延安市文旅局鄧局長因之寫道：“大姐的父親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大姐自己又把最美好的青春獻給延安，現在還在為延安老區的文博事業操心，極盡所能盡我們地方難及之力，大姐和父親的初心與堅守令人感佩……”

　　歷史是過去的記錄，新聞是現在的記錄；歷史是當時的新聞，新聞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是新聞的積淀，新聞是歷史的瞬間——我的父輩和我們這一代，都是不同時期“新聞”的參與者；又都忠實地將自己參與打江山、守江山的主要事件回憶并記錄下來，使之成為“歷史”。后人讀到的、研究的歷史，是我們兩代人初心不改的人生。老一輩黨的新聞工作者都已作古，趁著我們這一代還在，有責任幫助完善、訂正一部紅色新聞事業史。也正因此，得知延安新聞紀念館開館二十余年，正處于整理、提升、充實、再次完善布展之時，我愿意捐贈一些資料包括我父親李莊同志的珍貴手稿，供紀念館用于收藏、展陳、研究和宣教工作。

　　在參觀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時，有同志突然發現展柜中有“延長縣北京知青李東東插隊期間開始收集的毛主席像章”展品，大家都圍過去觀看，我在極度意外深感震撼之時不禁淚下。陜西省廣電局武局長眼眶也紅了，動情地說，我們參觀延安知青展覽，是在看歷史、聽故事；可是對李部長來說，這是她的人生啊！

　　是的，這是我的人生，并且是我人生的第一步。知青博物館年輕的講解員杜方園一邊作著講解，一邊留意著我這個當年的北京知青，總感到李東東這個名字眼熟，不止在捐贈毛主席紀念章展柜處見過。不多時，她想到了“延安地區北京知青捐資援建部分項目”展板，遂帶我們來到展板前，看到習近平、王岐山、王晨、李連元、鐘秉林、孫安民、李東東、劉英群、楊志山等同志不忘延安、不忘鄉親，幾十年后分別援建自己插過隊的紅色故鄉……意外地、驚喜地在知青博物館看到這些展陳，想到自己和其他知青當年的點滴捐贈，延安的同志們鄉親們一直沒有忘記，心中倍感溫暖。

　　此番，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延安市文旅局和延安新聞紀念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聯合舉辦捐贈活動，給予我向延安再做一些微薄貢獻的機會，使我得以將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新聞的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1949年9月22日)復制件、《李莊文集》《李莊朝鮮戰地日記》《百年百位黨的新聞巨子——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紅藍文稿》和我父親在戰爭年代發表的新聞報道的修改稿手稿，以及刊發我的文章的部分報紙、期刊和圖書，向新聞紀念館、知青博物館進行了捐贈。

　　辭別半世紀，四度回延安。白駒過隙催人老，來日方長并不長。我將終生記得延安知青生活并真誠地認為，不論今天、明天如何評價昨天，我們這代人都受益匪淺——熱愛農民、了解國情，就源自延安的父老鄉親、萬壑千山。這份經歷，這份恩情，將一如代代傳承紅色精神和優良傳統那樣，使我們永遠不忘初心，永遠記住來路。

　　(作者系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高級顧問)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作者：李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