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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誕生后不久，便受到了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影響。

1928年《火燒紅蓮寺》的熱映掀起了中國神怪武俠片的風潮，以賺錢為目的的電影商人爭相拍攝相同題材的影片，成為了中國電影歷史上最早的武俠類型片。

到了三十年代，與左翼電影同一時期出現并遭到左翼影人強烈抨擊的“軟性電影”則抓住了類型電影中娛樂化的屬性，倡導看電影是“給眼睛吃冰淇淋，給心靈坐沙發椅”，與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核心觀念如出一轍。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孤島電影的制作家們為了在艱苦的環境中謀求發展，多以情節充滿刺激的商業電影作為拍攝的主要對象。

如《木蘭從軍》、《孔夫子》等古裝片的上映都受到了孤島地區電影觀眾的歡迎。

而后，隨著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我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電影“肅清運動”。肅清運動即為“肅清統治中國電影市場有40余年歷史的美英有毒影片”。

盡管如此，但在十七年期間拍攝的各類飽含政治因素的電影中，仍然能看到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影子，戲劇化的創作范式一直影響著中國電影。

由此可以看出，盡管中國電影歷史上存在的一系列商業電影很少受到評論家與電影歷史學家的重視。

但中國電影一直以來受到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深刻影響以及中國電影的類型化趨勢具有較早歷史淵源這一客觀事實不容置疑。

與此同時，在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電影中其實仍然存在藝術水平出眾的影片。

這些電影保持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八十年代內地犯罪懸疑電影溯源了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和諧統一。

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中國電影的類型化之路已然具有深厚的根基。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了我國新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與“現代建設”成為時代的主題，人們漸漸走出文革的陰霾，擁抱新征程。

電影，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物，在“十年浩劫”中壓抑已久，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動了電影人蒙塵的心，人民大眾亦開始尋找新時期宣泄情緒，排憂解慮的新出口。

于是，七十年代末的中國迎來了電影市場的輝煌時期。

“1979年是新時期電影的真正起點,同時也創下了全國觀眾293億人次、平均每人觀看電影達28次的空前記錄。”電影作為人民大眾一種重要的娛樂方式而受到廣泛歡迎。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隨著十七年電影重映的結束，觀眾的熱情也隨即消散在空蕩的影院中。

面臨電影市場的滑坡和觀眾對電影娛樂功能的需要，第一次娛樂片的高潮由此而誕生。

這一時期主要拍攝了《神秘的大佛》（1980）、《405案》（1980）、《武當》（1980）、《最后的瘋狂》（1987）等不同類型的的娛樂電影。

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觀眾的觀影熱潮，給當時低迷的電影市場帶來了一線生機。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評論界卻對此類娛樂片大加抨擊，認為娛樂電影為了吸引觀眾，奪人眼球而毫無藝術價值，由此第一次娛樂片的高潮也落下帷幕。

而后，隨著第五代導演的橫空出世，電影被賦予了“精英文化”的標簽。

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探索精神，在挖掘民族內涵的同時展現了導演自身深刻的哲理思考。然而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在獲得評論界高度贊揚與國際電影節肯定的同時，在國內的電影市場卻遭到了“冷遇”。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下，這類電影無法成為廣大觀眾欣賞的對象，更無從發揮娛樂大眾的功能。

盡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第五代導演仍然能夠無視市場的反應而繼續探索電影的藝術表達。

直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此后，到了1984年5月，電影業被規定為企業性質，自負盈虧，通過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實現生產利潤。

于是，在經濟壓力之下，市場的反應逐漸成為國營制片廠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因此，八十年代中期迎來了第二次娛樂片的高潮，這一時期涌現了《峨眉飛盜》（1985）、《孤獨的者》（1986）等質量上乘影片，娛樂電影開始更加廣泛的出現在八十年代中國的電影熒幕中。

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

全面闡發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

在國家不斷強調經濟建設的情況下，電影市場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與此同時，思想解放下的普通大眾對電影娛樂功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直到八十年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八十年代內地犯罪懸疑電影溯源9代末，一直對娛樂電影持有負面態度的中國電影評論界亦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

一系列討論文章如《類型電影的大眾心理模式》、《正名：類型電影作為藝術》、《皈依與禁忌：娛樂片的雙重選擇》的發表使人們開始關注到娛樂片的發展勢頭與內涵本質。

由此，可以這樣認為，娛樂片在八十年代成為了中國電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關于娛樂片與類型片之間是否能夠劃上等號這一議題，卻仍然存在爭議。

這也使得一部分電影學者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并不存在所謂的類型電影。

其實不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類型電影（filmgenre）在本質上是電影工業化機制及其商品化的產物，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娛樂消遣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具有某重慶大學碩士學位。

溯源10種可復制性，甚至批量化生產的電影系列產品”而就八十年代的娛樂片而言，從拍攝目的上看，娛樂片與類型電影一樣，都是為了追求電影的商業價值，因此在創作的過程中其主要的任務就是迎合觀眾的需要。

其次，從內容上看，八十年代的娛樂片被劃分為不同的題材，如武打片、愛情片、懸疑片、犯罪片等不同的樣式，這樣的題材劃分實質上就是類型片中不同的類型范式。

而同時，八十年代娛樂片也十分注重電影的戲劇性效果，且同種題材類型多表現出相似的模式。

如愛情題材的娛樂片中主要表現愛情的純潔與愛情的不可戰勝性，武打片中則主要表現中國人高超的武術技巧與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

再次，娛樂片中不同的題材也贏得了觀眾的熱情，80年代中后期拷貝數量排在前幾位的多是不同題材的娛樂電影。

而出于對觀眾的重視，電影制作者則沿用了已有的題材，并在此基礎上創作情節，塑造人物，這也使得八十年代內地的娛樂電影在制作手段上與好萊塢類型電影具有相似性。

除此之外，在八十年代末關于娛樂片的討論中，評論界已經有學者開始將娛樂電影與類型電影同日而語。

如在1989年發表的《正名：類型電影作為藝術》一文中，作者便直接用類型電影來表述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指出“1988年類型電影生產更是占據絕對優勢”。

而在同時期展開的關于娛樂片的討論《對話娛樂片》中，評論者則總結了娛樂片的特征，如“什么叫娛樂片，我認為，就是真正能滿足觀眾的審美和娛樂需要的影片。”

“如果從創作的角度講，娛樂電影就是滿足最大層面的觀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娛樂電影就是要追求票房價值，因為票房價值越高，就說明它越能適應最大層面的觀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需求。”

由此，可以看到娛樂片所具有的特征其實質就是類型片的特征。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由于中國電影工業在八十年代的極度落后，我國當時的類型化模式并不成熟。

從這一角度上看，工業化的制作流程未能完全達到類型電影的標準。

但是，類型電影自誕生以來已經經歷了眾多的衍變，而其本身亦是動態的，是在通過和觀眾的不斷互動中建立不同的范式。

所以饒曙光先生也曾提出“無論是中國特色的類型電影也好，還是中國特色的類型電影概念也罷，其類型電影、類型電影概念都已經‘泛化’”

在八十年代犯罪懸疑中，則沿用了“泛化”的概念，主要從類型化的情節建構，人物塑造與懸念設置的角度探討八十年代犯罪懸疑電影的規律與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