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充滿荒謬 我把它還給虛無

薩特說，人的一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無論我們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種選擇，甚至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即你選擇了不選擇。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這種自由的選擇是無條件的，不需要什么根據和標準。因此人愿意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為什么，“懦夫是自己變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變成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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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薩特：他雖長相奇丑，但談吐幽默，為人自然親切，與學生們打成一片，并且實現了自己作家的夢想

薩特幼年喪父，他的外祖父是位語言教師，在薩特的教育上花費了很多精力，他不俗的文學品位深深地影響了薩特。

從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薩特成為一所中學的哲學教員。薩特與其他教員不同，他雖長相奇丑，但談吐幽默，為人自然親切，與學生們打成一片，很快就贏得了學生的信任和熱愛

盡管薩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過他寫作是一個非常不可靠的職業，但薩特還是由衷地熱愛寫作，并在離開大學后急欲成為一名作家。他的前兩本小說《挫敗》和《真理的傳說》均被拒絕出版，薩特的興趣便又轉向了哲學。

他勤奮地工作著，常常是上午讀胡塞爾的哲學著作，晚上著手寫小說。

1936年，他將一部名為《憂郁癥》的哲理小說交給了著名出版商伽利瑪。小說以主人公羅根丁的日記形式寫成，這位30歲的知識分子一方面飽受周期性發作的惡心的折磨，這使他真切地意識到物質世界獨立的實在性，一方面又對自身生活的偶然性和虛無意義深感苦惱。

但這本書再次被拒絕出版。自信的薩特震怒了。萬幸的是，在兩個朋友的引見下，薩特見到了伽利瑪，后者表示他唯一反對的是書名，并建議將書名改為《惡心》。

1938年，《惡心》出版了，它被認為是薩特所有小說中哲學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本。

雖然薩特仍在一所中學教書，但他的作品越來越多，并廣為流傳，他已被公認為法國文學界的新星，終于成就了他成為一名作家的夢想。

薩特一生還寫了許多劇本，其中《蒼蠅》是二戰期間通過古代神話傳說傳遞抵抗的信息，而他撰寫并參與演出的《死無葬身之地》更是風靡一時。

存在主義哲學家據薩特終生的情侶波伏娃回憶，1933年，薩特28歲時，研究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雷蒙·阿隆對薩特說：“小兄弟，你如果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就可以對一杯雞尾酒大做文章，從中弄出一些哲學來。”

薩特聞言激動得臉色蒼白，因為“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并從中弄出哲學來”正是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他決定步阿隆的后塵，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從此開辟了他的哲學之路。

二戰爆發后，薩特應征入伍，但在35歲生日那天早上，他被德國士兵俘虜了。從被關押期間，他便開始了構思與寫作。9個月后，他獲得了釋放，回到被占領的巴黎，并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

在這部書中，薩特闡述了“人的存在是自由的”這一命題。無限的自由、無限的責任和虛假信念的徒勞是薩特后期著作最為重要的三個論點。

他的另一著作《辯證理性批判》則以人學辯證法為結構框架，以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方面的內容構筑出一門新的學科——人學，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薩特的哲學著作雖然充滿了術語，但他的思想可以變成價值觀應用于日常生活，應用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而且他的哲學思想廣泛地蘊含在他的小說、戲劇以及傳記作品中，這使得他的學說更加深入人心，也為他贏得了能夠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大師比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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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

薩特與波伏娃不結婚的愛情

每當人們提到薩特，總有一個名字與他緊密相聯，那就是波伏娃。

1929年，忙于準備畢業論文的薩特通過朋友艾伯德的介紹認識了比自己小兩歲的同校同學波伏娃。

與那些虛有其表的膚淺女子比起來，薩特與眼前這個女生交流起思想來一點障礙也沒有，仿佛認識了多年的老朋友。于是薩特馬上就被這個外秀慧中的女子所吸引，不久他們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伙伴。

薩特還給波伏娃起了一個有趣的外號“海貍”，因為他認為海貍身上那種合群而又富有創造性的精神正是波伏娃身上所具有的，薩特不成想，這一叫就是一輩子。

畢業后的薩特應征入伍，分別前，二人許下承諾：在分別的日子里，我們雖然不在彼此的身邊，但要一直保持一種親密的關系，不許欺騙對方而且要對對方無話不談。

但是古怪的薩特又向波伏娃拋出了一個不合常理的“合同”：第一，我不會選擇和你走結婚這條路；第二：我想得到所有的女人，只要我能。換做平常女子，恐怕早就哭喪著臉跑開了。

但是同樣主張感情自由的波伏娃卻與薩特不謀而合，欣然接受了這個“合同”。乃至幾年后，薩特處于可以被分配到一起工作的考慮提出要和波伏娃結婚，也被她拒絕。

此后他們一直處于一中分分合合的出境之中，但對彼此的感情卻沒有絲毫的衰退。就這樣，兩人間的動人的承諾與荒誕的合同一直持續了50多年，直到薩特病逝。

和薩特一樣，波伏娃也是一位享譽全球的作家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她和薩特不僅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顧，在思想上也可以相互促進，共同提高。

薩特在哲學，文學與政治活動中的每一步背后都有波伏娃的身影，其哲學代表作《存在與虛無》更是獻給波伏娃的偉大禮物。而在薩特的幫助下，波伏娃的寫作事業也蒸蒸日上，代表作《第二性》被譽為西方女權主義者的“圣經”。

晚年薩特高度贊揚波伏娃：“她是一個有著和我有著同樣思想高度的女人。”

談到自己與波伏娃這種契約式的獨特的關系，薩特說道：“這不僅僅是一種友誼，而是你在婚后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感情的集合。”事實上，波伏娃對薩特所付出的一切遠遠超越妻子的概念，雖然沒有結婚，但是他們的關系卻遠遠地超越了婚姻。

薩特晚年病魔纏身，波伏娃一直在他身邊，充當薩特的保姆與秘書，陪伴他一起享受了人生最后的時光。彌留之際，薩特用含糊不清的聲音叫著波伏娃“妻子”，算是對他們伴侶關系的一種承認，并不斷重復著“海貍，親愛的海貍，我十分愛你。”

波伏娃在回憶錄中寫道：“遇見薩特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薩特也多次向外界表示：“波伏娃是上天給自己最大的恩賜。”1980年，薩特病逝，法國為這位大師舉行了國葬。

1986年，波伏娃去世，法國同樣也為其舉行了國葬。1999年，法國國內通過了一項法律：男女只需辦理契約合同而不用辦理結婚手續，亦可成為契約式的生活伴侶。對兩位大師生活方式的肯定，無疑是法國，這個浪漫的國度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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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與加繆：我與他曾經失和、反目，這不妨礙我想念他

1943年4月，加繆結識了薩特和波伏瓦，在哲學和戲劇等方面的共同愛好使他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然而薩特傾向于和馬克思主義，而加繆則對蘇聯社會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因此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加繆在1951年發表了論著《反抗者》，受到了左翼集團猛烈抨擊，導致了他與薩特的論戰和決裂。

匈牙利事件之后，薩特開始轉變對蘇聯的態度，加繆在1960年1月4日遭遇車禍身亡時，他發表感人的悼念文章表示“我與他曾經失和、反目，這不妨礙我想念他”，并贊揚加繆“永遠是我們的文化場的主力之一，永遠會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國和這個世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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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薩特：薩特的存在主義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謬性，又呼喚人們積極行動、自由選擇，反抗絕望，把握自已的命運

存在主義真正廣泛盛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存在主義的中心從德國轉移到了法國。薩特用文學的形式宣揚他的存在主義思想，使得存在主義在法國乃至西歐廣泛流行起來。薩特成了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在薩特那里，存在主義既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文學。

薩特存在主義的主要內容是：

（1）存在先于本質

薩特把“存在先于本質”看成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書中說得很清楚，他說，人首先是存在，與自己相遇，在這個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規定他自己。這個解釋仍然有些玄乎。更通俗地說，人在一開始時無所謂本質，人之初是個無，他什么也不是，直到后來，他才成為他自己所創造的東西。薩特所說的“存在”是指個人的存在，純粹意識活動的存在，而所謂“本質”，說的是人所具有的那些具體的特質和規定性。簡言之，“存在先于本質”說的是：人來到世界上的時候，無所謂本質，只是作為純粹意識活動、虛無而存在，人要通過自己的創造，最后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也即獲得自己的特質和規定性。

在薩特看來，人不能一開始就獲得自己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上帝賦予的，也不是環境決定的，而是在人的“自由選擇”，自我創造的過程中不斷獲得的。人如果不能進行自由選擇，自我謀劃，自我創造，他就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他就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已降到了物的“存在”狀態。

薩特所說的“存在”是人所特有的，人以外的其他物不具備這種存在。因為所有的物的本質都是預先決定了的，它的特質預先就被規定好了。比如一粒種子，在長成植物之前，它的一切特質早已規定，我們可以預知它將成為什么樣子，開什么花，結什么果，它的形狀、大小、類別早已決定了。所以物是本質先于存在。但這種“存在”不是薩特所要說的“存在”。人的“存在”區別于物的“存在”，在于人有自我意識，在一定條件下，人可以面臨多種選擇，一個人將成為什么樣的人，最終獲得什么樣的本質，預先無法確定。他將成為什么，這有多種可能，他有多種選擇。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他的本質。人最終獲得什么樣的本質，這完全取決于人自己的選擇。只有自由選擇、自我創造、敢于沖破壞境束縛的人才會有真正的“存在”。

總之，人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存在物。人只能自己規定自己的本質，自己創造自己的價值。更通俗地說，人只能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把自己交給自身以外的力量來安排。所以薩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這就是說，懦夫也好，英雄也罷，都不是一開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過自己的選擇，自我創造，最后，他成了懦夫或英雄。

（2）人是被判定為自由的

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提出一個命題：人是被判定為自由的。在薩特看來，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存在與自由不可分，自由是絕對的。盡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但任何境遇都不能限定自由。人一旦被拋到世界上來，他就享有絕對自由，對人來講，自由無須追求、他自身就是自由，自由與生俱來，無可逃避，無可選擇，它是命定的。

薩特如此強調自由的絕對性，這似乎難于理解，人真的能絕對自由，不受任何束縛嗎？人真的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嗎？當然不能。薩特所強調的自由的絕對性，是指人的選擇的自主性，薩特所講的自由只能在選擇中存在，人所以是自由的，因為人的選擇永遠是自由的。自由的行動就是選擇的行動，人是命定為自由的，人就命定要選擇。人為了生存、就必須不斷地更新，不斷地自由選擇。在薩特看來，無論在什么條件下，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

自由是絕對的，這只是意味著選擇的自由，選擇的自由與獲得自由是不同的，選擇的自由是永恒的，有許多東西人們永遠不能得到，但卻可以永遠地自由選擇行動。

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選擇的，如果不是自己選擇的，那么這個地位對你的意義卻是由你自己選擇的，比如人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環境，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選擇，但是家庭環境對你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卻是由你自己選擇和決定的。貧寒的家庭環境，對有的人來說，可以激勵他奮斗，促他成功，而有的人卻在貧寒中自暴自棄；富裕的家庭環境，有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條件，發展自己，而有的人卻在養尊處優中享樂消沉。貧寒與富裕對一個人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不是由這些條件本身決定的，而由你自由選擇的，薩特還以無產者為例來說明自由的絕對性。當我們說，一個失業者是自由的，這并不是說他能夠為所欲為，能夠立即變成一個富裕安樂的資產者。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他始終可以選擇，究竟是逆來順受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呢？還是起來反抗命運呢？他大概難于擺脫貧困，但在包圍著他的貧困之中，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向形形的貧困進行斗爭。他可以選擇做這樣的人：即不承認貧困是人們注定的命運。因此薩特極其稱贊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說：馬克思就是社會的叛逆，馬克思說過，我們要改變世界，他用這句簡單的話表示：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總之，薩特的意思是：人在各種具體的環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絕對自由的，環境不能決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創造環境，環境的意義是由人自己選擇的，因而人是自由的產物。

可見薩特所說的自由，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只意味著選擇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即使人對自己的環境不能選擇，但對于環境的意義，即怎樣對待自己的環境，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行動則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3）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在劇本《間隔》之中描繪了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系。劇中男主人公加爾森在與他人相處中，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系，悟出了一個道理：

“提起地獄，你們便會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看作是敵對的關系。在薩特看來，人是絕對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只有在擺脫了與他人的聯系時才能實現，他人和社會對個人的自由總是一種限制，要維護個人自由，就必然與他人的自由相沖突。薩特甚至認為，一對相戀的情人之間也是相互斗爭的，雙方都想剝奪對方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只有與他人隔絕時才是可能的，但個人又不得不與他人共存。而我一旦與別人發生聯系，我與他人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作為主體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說，必然有一方是處于積極的主動的地位，而另一方則降低為客體，也就是被降低為一個被動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沉思，另一個人從我身旁走過，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識到，我成了他的一個觀看的對象，在他的眼里，我只是象公園里的長凳一樣的一個物件罷了。但我決不甘心做別人的對象，做一個物件，我也要把他當作對象物，恢復我的主體性地位，這樣我與他人都力圖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地位，矛盾沖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薩特強調說，一方面我要設法從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試圖從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與人之間是敵對的。“他人即是地獄”。“地獄”意味著禁錮、束縛，他人對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種束縛。當然薩特看到的了人與人之間沖突的一面是對的，但是他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僅僅歸結為矛盾沖突，并加以夸大，這顯然是片面的和錯誤的。

（4）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薩特看來，世界是荒謬的，人生也是荒謬的，是不可名狀，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沒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極端的焦慮煩悶狀態中才能領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發現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發現存在的偶然性，就會產生厭惡感。人生毫無目的地處于不斷變幻之中，沒有任何穩定性，正象薩特的小說《惡心》的主人公所感覺的那樣，“一切都是沒有根據的，這所公園，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發覺了這一點以后，它就使我感到惡心”。在一個偶然性的世界里，充滿著丑惡和混濁。世界的混亂，生活的苦難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出生是荒謬的，我們死亡也是荒謬的”，存在就是荒謬。

薩特的存在主義在二戰以后風行一時，持續了十多年之久，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二戰期間，法國所受戰爭破壞十分嚴重，戰爭結束后，人們心靈的創傷卻一時難于醫治，戰爭所留下的陰影一時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各種矛盾并沒有消除，有時還趨于激化。人們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壓抑，感到自己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人們感到無所適從，他人與社會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敵對力量，從而陷于苦悶焦慮之中，甚至感到絕望。人們對現實不滿，要求反抗現實，希望恢復人的自由和尊嚴，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薩特的存在主義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謬性，又呼喚人們積極行動、自由選擇，反抗絕望，把握自已的命運。因此引起社會普遍的強烈共鳴，這正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戰后普遍流行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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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對政治活動的熱愛不帶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內心正義的召喚以及對弱者和大眾的同情

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并且日趨嚴重。

第二年四月，薩特自己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布同胡賽對著干。而此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介于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

同年，《骯臟的手》（Les Mains sales）。50年代初期，薩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成為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發生的罷工失敗對薩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寫并發表《人與和平》試圖說明和工人間的關系，分析造成罷工失敗的根源。

1951年《魔鬼與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薩特本人非常喜歡這本劇本），1952年，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一書由于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的決裂。（另一說是《現代》雜志的一個叫尚松寫的關于《反抗者》的評論文章惹怒了加繆。而加繆卻把這篇文章歸罪到薩特身上）。

1956年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薩特譴責了蘇聯軍隊和對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并與決裂。但在政治傾向上仍然向左。

1957年，《現代》雜志匈牙利問題專期，薩特寫了《斯大林的幽靈》一文反對蘇聯干涉。但他又認為，蘇聯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會主義。

最讓薩特名聲大噪的是他拒領諾貝爾文學獎一事。1964年，薩特憑自傳體小說《詞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當天，薩特在餐館擬寫了一份拒授聲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駐法國使館宣讀。

他說他一貫拒絕官方的榮譽，但他并不諱言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他更同情社會主義陣營，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傾向性。

1968年5月法國大學發生了騷亂，反對越南戰爭和學校的規則。薩特與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行動的聲明。并前往大學發表演講。

5月風暴過后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系，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出辦的報紙，并上街散發。1973年，薩特又擔任了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左翼最大報紙，法國第三大全國性日報）的主編。

薩特對政治活動的熱愛不帶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內心正義的召喚以及對弱者和大眾的同情。就在1980年薩特逝世之前，他還到愛麗舍宮去見總統，為無家可歸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權而奔走。這也是為何他死后有五六萬市民自發為他送葬的原因。

來源于 北京文藝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