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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云:《紅旗譜》雖然主題鮮明，但一部好，二部次，三部沒法看
在《紅旗譜》創作之初， 梁斌就設想要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氣魄的小說， 而這 一點又不可脫離于小說的主題。梁斌認為，“把馬克思列寧 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革命具有了鮮明的民族氣魄和民族特點。 我想如果深刻地反映中國的革命斗爭生活， 這個革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 真理指導之下， 就會透露出中國歷史特點和民族特點來的” 。
梁斌在創作中仔 細摸索過小說形式的問題， 并在該過程中發現它應該“比西洋小說的寫法略粗一 些，但比中國的一般小說要細一點” ,而這也得益于梁斌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傳 奇敘事攝取了創作養分。
梁斌鐘愛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小說《水滸傳》，他在 《談文學寫作》《我與圖書》等多篇自傳性文章中皆提及了這部農民起義小說的 英雄傳奇敘事對自己的影響。而對于梁斌個人而言， 之所以如此鐘情于《水滸傳》 一作， 其家鄉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可忽視。
縱觀梁斌的革命經歷， 盡管他有 在武漢工作生活過， 但絕大多數的時光都是在燕趙大地上度過， 這片土地見證了他的出生與成長， 也奠定了他質樸的文化品格。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梁斌自言從少年時代起就從故鄉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看到了這種偉大性格的展現，并在后 來寫作《紅旗譜》系列時將其賦予了筆下的革命英雄人物。兩千多年前， 此區域 內的燕、趙兩國相繼出現了一群以荊軻、高漸離為代表的愛國死士， 他們的悲壯 故事讓重信善義之風成為了燕趙文化的底色。
盡管后來北京從元朝起成為國都， 受政治區域劃分的影響，帶有皇權正統觀念的畿輔文化不斷沖擊傳統燕趙文化， 但燕趙文化從未失其“俠義本色”，“慷慨悲歌、尚俠任氣”更是其精神的核心內 容。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下， 河北（燕趙） 這一地域的文學也與俠義 精神必不可分。從荊軻所高吟的《易水歌》，到“七子”“三曹”書寫的“建安風 骨”，再到唐代高適在邊塞寫下詩意， 數千年間，植根于現實主義的河北文學始 終與此地人民剛強勇武的英雄品質相結合。
從這點出發， 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梁斌 為何會在寫作時借鑒《水滸傳》這部作品， 因為其所體現的俠義英雄、俠文化色 彩與梁斌所接受的燕趙文化有著極大的相同之處。這是梁斌從小在生活環境的耳 濡目染下所扎根在心底的文化認同， 更是后來激勵他寫下《紅旗譜》這部“新時代的‘燕趙風骨’” 的精神動力。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 文學對于重大斗爭的反映從來不排斥傳奇性的加 入，《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而到了革命歷史小說 中，“傳奇”從文體轉變為了一種創作方式， 但仍保留了其特異趣味。
雖然曾有 學者指出，《紅旗譜》中的抒情文字所表現出的詩性特征讓該作得以區別于一般 傳奇通俗類的革命歷史小說。但不可否認的是， 傳奇性情節的書寫依然是影響該 部小說藝術水準的重要因素。
梁斌曾承認， 因自己缺乏生活基礎、斗爭經驗，《紅 旗譜》作品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賈湘農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便受制于此。
劉震云也說:“《紅旗譜》雖然主題鮮明，但一部好，二部次，三部沒法看。”
但另一方面， 梁斌也在努力搜尋材料， 通過自己的創作將書中的事件或人物從現 實依據中提煉、提高， 使之在文學層面上成為典型， 這也讓《紅旗譜》避免流為 一般的革命回憶錄作品。從現實材料到文學作品這一過程中， 傳奇化作為一種藝術手法，給梁斌在重新建構自己的革命經驗時提供了一條想象的道路。
回顧《紅旗譜》的創作之路，梁斌將這部作品的起點定格在了他 1935 年的 一部短篇小說《夜之交流》。1935 年后的八年間梁斌陸續創作了《五谷豐登》（五幕話劇）、《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由短篇小說發展為中篇小說《父親》），直到 1953 年， 停止文學創作近十年的梁斌才重新拿起了筆開始寫作《紅旗譜》。
作 為梁斌的首部長篇小說，《紅旗譜》存有梁斌過往作品的印記。如《夜之交流》， 這部作品反映的是 1932 年發生在保定地區高陽、蠡縣一帶的“高蠡”，奠定 了梁斌后續作品乃至《紅旗譜》的創作取向——表現農民斗爭。該小說為后來的 《紅旗譜》提供了兩個情節， 一是運濤被捕， 二是“二師”最后一夜十四旅 屠殺學生、公然洗劫并販賣學校公物財產。
而后在 1941 年時，梁斌根據所遇到 的宋姓老人的經歷創作了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該作講述的是一 父三子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高蠡再到抗日戰爭所經歷的斗爭故事。 老人雖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但他卻開啟了朱老忠這一人物的塑造。而在 1943 年的同名中篇小說（后改名為《父親》）中， 朱老忠的形象又有了巨大的補充， 情節上也有所增加， 朱老忠下關東， 挖參淘金， 回鄉安家， 之后隨兒子大貴出戰 辛莊戰場， 并且積極參與營救“二師”中的受困學生， 人物的革命性與斗爭 性進一步凸顯。
《紅旗譜》在吸收了這些情節的基礎上加上了“朱老鞏大鬧柳樹 林”“脯紅鳥事件”“反割頭稅斗爭”等事件， 對一些原有的情節也進行了改寫，情節的傳奇色彩大大增加，最為明顯的就是武打情節的出現。
在朱老忠參與“反割頭稅斗爭”的過程中， 作者賦予了革命英雄高超的武藝來表現他們高大形象，如朱老忠面對警民之間發生的激烈沖突，朱老忠看那兩把， 在江濤眼前閃著光，眼看要戳著他的眼睛。 把大棉襖一脫， 擎著兩條三節鞭闖上去， 兩手向上一騰， 咣啷啷地把兩 把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來了五六把， 照準朱老忠沖過來。朱老忠氣沖沖走上去，拿起三節鞭，噼噼啪啪打著，迎擋著。
正所謂“儒以文亂法， 而俠以武犯禁”，以武制敵的朱老忠儼然具備了古代的俠 客精神。而為了凸顯這種“俠”的氣質， 梁斌更是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安排朱老忠 在“二師”期間假扮商人， 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 為受困學生送糧， 最后又 憑一己之力將受傷的張嘉慶從敵人的監視中救出。
在此， 梁斌出于增強朱老忠智慧謀略的目的， 從武藝的角度突出主人公的反抗行動和英雄性格。與此同時， 我們也注意到，朱老忠盡管從小跟父親學過幾天“武”，但站在五十米開外的他憑 借自己的兩條三節鞭就能應付得了武警的， 這太過了得的身手顯然存在脫離 現實生活基礎過分理想化的嫌疑， 但又與朱老忠在全書中一以貫之的豪俠氣質是 相符合的。
中國俠文化的基本內涵包括仗義疏財、鋤強扶弱， 而在日常生活中， 朱老忠救濟朱老明， 徒步千里代嚴志和前去濟南監獄看望運濤， 賣牛資助江濤上 學等等， 類似的情節無不表現了他為階級弟兄“兩肋插刀”的義氣。但與《水滸 傳》追求個人武力化解危機不同， 革命歷史小說中的武打情節往往要體現黨領導 下的革命群眾的集體力量。
然而，《紅旗譜》中的武打傳奇情節有時也會有悖現代性革命敘事規范，如當江濤和嚴萍面對警察的追捕時，江濤掏出一把銅元， 對準那個人（警察）的臉，刷地一家伙打過去， 那人迎頭開了滿棉花， 流出血來。嚴萍見又有人趕上來， 照樣打過一把 銅元， 江濤緊接著把第二把銅元也打過去。好像打酸了那個人的眼眶，再也沒有人趕來了。
原本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江濤和嚴萍竟能用銅元打傷敵人， 這樣的矯健身手違背 常理令人難以信服， 也使得這原本欲加強人物英雄形象的武打情節流于表面形式， 有著迎合讀者娛樂化的閱讀興趣的傾向。小說中過分強調人物個人以武制敵的能 力， 讓武打場景的描寫容易落入傳統武俠小說的陷阱， 削弱革命人物形象， 這在1950 年代排斥言情、武俠等通俗小說的時代背景之下是危險的。
類似的漏洞在《紅旗譜》中還有多處， 如“二師”中學生們沖出門外購 糧這一情節。歷史記載中，東北軍十四旅在包圍二師學校時只派遣了部分兵力， 同提高割頭稅稅目一樣， 梁斌在此也進行了夸大處理， 將警力人數提升至一千多 人。而面對實彈的威脅時， 作為帶頭人的張嘉慶帶領十幾個青年學生從重重包圍的門口沖闖出去， 僅憑手中的紅纓槍和大喝一聲的氣勢嚇得士兵們連連后退，亂作一團， 幾天之內便兩次出門購糧成功。
盡管這樣的情節安排依然是以英雄人 物形象的塑造為中心， 但過于戲劇性的安排卻也損害人物的典型性， 無法令人信 服。以至于事件的親歷者遠千里后來在看完小說后也指出，“二師”這一事 件本身并非小說中這般轟轟烈烈， 梁斌對其進行了細節補充和夸張的處理， 讓斗爭情況更為曲折和復雜。
其實， 相類似的傳奇化的情節處理在十七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中并不少見， 如 《紅巖》。同樣是取材自真實的革命斗爭經歷， 在小說創作時，《紅巖》中還是被 融入了一些傳奇色彩， 例如“雙槍老太婆劫刑車”“渣滓洞白公館越獄”等。
無 論《紅巖》還是《紅旗譜》，它們都凸顯了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在追求史詩化的 同時注重小說的傳奇性。這背后的原因， 除了與中國古典小說的傳奇敘事傳統密 不可分之外，也與“解放區文學”繼承 1930 年代左翼文藝大眾化運動精神，在 “革命敘事”中逐漸形成“傳奇敘事”有關。新中國建立后， 在“十七年”這樣 一個歷史轉型時期， 文學需要“經歷一個從以狂歡為特質的解構到以莊重為特質 的建構的過程。解構原有社會的合法性、享受解構帶來的精神的自由往往是社會 轉型初期的精神文化特征”。
《文藝報》當時收到的不少讀者來信都抱怨不愿看 類似宣傳品的作品， 認為這些書讓人看得太緊張、太單調， 他們更樂意看點輕松 的書籍。而傳奇性情節之所以能讓讀者產生閱讀興趣， 往往是因為其以狂歡化的 手法將嚴肅的革命主題進行解構， 遮蔽通往歷史深處的沉重感， 讓讀者在閱讀時 享受到充分的快感。但這種快感的享受并不是沒有邊界與上限的， 當它到達一定 程度時， 文學作品面臨著需滿足更高心理訴求的任務， 傳奇式表達也就必須轉變 為第二種寫法—— “尋找一種秩序， 一種本質，一種理想” ,即革命歷史傳奇 終究還是要走向終結， 文學轉而追求更為莊重的史詩性品格。
只有這樣， 文學才 能對革命歷史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 從而來確立新中國在“在本質上的合法性甚 至從中提煉出當下甚至未來可以遵循的本質規律、理想追求 ” ,而這種寫法也 是《紅旗譜》《紅巖》等作品與《林海雪原》 一類的革命歷史傳奇作品的區別之 一。
同樣是為了歌頌革命的偉大勝利，《紅旗譜》的重心轉至革命的起源。從小說開篇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到朱老忠闖關東， 再到后來的“反割頭稅斗爭”“二師”，小說情節的傳奇性沒有缺失，但其背后遵循的并不是傳奇故事中家族 復仇的發展路線， 而是兩、三代人之間斗爭與革命思想的萌芽與進化， 以至 于朱老忠、嚴江濤等人物超越了朱老鞏這類梁山好漢式的人物成為革命英雄人物。
也正因如此， 小說的敘事結構終究跳出了傳統家族敘事的桎梏， 在“脯紅鳥事件 ” 之后逐步向著革命敘事轉變， 以革命理論武裝農民， 從而驗證了所指出的 “中國革命實質為農民革命”的論斷， 而這也是《紅旗譜》在敘事過程中所暗含的歷史線索與走向。
不知不覺，老電影《紅旗譜》14位主演都已去世，僅一人健在
在國內的當代文學史上，反映農民革命生活與斗爭的小說為數不少，屬《紅旗譜》影響巨大，1960年被搬上熒幕，北京、天津兩個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電影上映后很快引起轟動，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很多演員憑借著這部電影一夜成名，被觀眾熟知，如今一晃幾十年的時間一閃而過，曾紅極一時的《紅旗譜》演員們早已消失在熒幕上，原以為他們過上了退休后的生活，其實多位已悄然離世。
朱老鞏/朱老忠（崔嵬飾）
一人分飾兩角，朱老鞏是鎖井鎮的村民，為反抗地主馮蘭池，手握鍘刀護衛古鐘失敗吐血而亡，后他的兒子朱老忠長大后繼續與地主作斗爭，最終走上革命的道路。
出演朱老鞏父子的是崔嵬，抗戰時期在根據地做文藝工作，創作和表演了多部反映時代背景的話劇，《放下你的鞭子》《礦工隊》《老英雄》《岳飛之子》等。
1954年后崔嵬開始參與電影的拍攝，1955年主演電影《宋景詩》，影片中出演一位反抗清政府的大帥，電影上映后反響很大，崔嵬憑借此片打響了知名度，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界都稱他為“大帥崔嵬”。
1962年主演《紅旗譜》后讓他的名聲更盛，隨著電影熱映崔嵬獲得第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電影男演員獎，成為內地第一任影帝，老舍曾為他題詞“貞如翠竹明于雪，靜似蒼松矯若龍”。
此后他的精力主要在執導電影上，觀眾們熟知的老電影《小兵張嘎》既是由崔嵬執導。
國內特殊時期時，崔嵬被批斗，遭受折磨，而帶頭批斗他的人正是《小兵張嘎》的主演嘎子安吉斯，后崔嵬被捕入獄，他的女兒亦受到牽連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勞動改造。
直到1972年崔嵬出獄，然而厄運再次降臨到他頭上，一年后他的兒子在登山過程中發生意外摔死，白發人送黑發人對崔嵬的打擊很大，之后崔嵬一直在幕后做導演，再也沒有出現在熒幕前。
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去世，享年67歲。
馮蘭池（葛存壯飾）
鎖井鎮的惡霸地主，心狠手辣，貪婪殘暴，霸占公產逼死了朱老鞏，后被朱老忠殺死，讓觀眾恨得牙癢癢的角色。
出演馮蘭池的是葛存壯，演員葛優的父親，1949年開始做演員，最初接到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龍套，直到1955年參演《平原游擊隊》才接到了一個正式有名有姓的人物，電影中出演漢奸楊守業，因這個角色改變了命運。
從《平原游擊隊》開始，各大導演發現了葛存壯表演反派人物的天賦，此后開始向著“反派專業戶”發展，《紅旗譜》中的馮蘭池徹底讓葛存壯大紅大紫。
此后葛存壯又陸續出演了《南征北戰》《小兵張嘎》《大河奔流》《柳暗花明》《小二黑結婚》《糧食》《礦燈》等影視作品，熒幕上留下了一個讓那個觀眾痛恨的反派人物。
《小兵張嘎》劇照
1962年內地影壇評選“新中國22大影星”，葛存壯是唯一一位以反派角色入選的明星。
1997年，年過花甲的葛存壯拿到了他從影以來第一個大獎，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這一年他的兒子葛優獲得了第2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
2016年3月4日，葛存壯因腦梗引發心臟衰竭去世，享年87歲。
劉二卯（安震江飾）
馮蘭池的手下打手，無惡不作，有馮蘭池在場時狐假虎威，仗勢欺壓村民，卑躬屈膝的奴才形象鮮明，給觀眾留下的印象很深。
隨著《紅旗譜》的熱映，安震江因出演劉二卯被觀眾熟知，在那個思想保守的年代，很多觀眾入戲太深，致使安震江生活中受到了影響，有一次他出門買菜被路人認出，喊著“這不是劉二卯嗎”。
很快周圍的人都認出了他，對他指指點點，罵著“奴才，走狗”，后還是被警察給解救出來。
不僅如此因出演的壞人形象太深入人心，安震江家里的窗戶常常被石頭砸爛。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老電影中經常會看到安震江出演反派人物，從三四十歲的漢奸到七八十歲的地主，安震江都能讓觀眾毫無察覺地沉浸在角色的“真實”中，對他恨之入骨。
很多觀眾們只記住了他熒幕上的角色名，忘記了他的真名，《偵察兵》中的王德標、《沙家店糧站》中的尚懷宗，《平原游擊隊》中的楊老宗，《紅孩子》中的白振五，等等。
1977年，安震江在拍攝電影《巨瀾》時，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49歲。
嚴老尚（曹增銀飾）
鎖井鎮的村民，綽號嚴大善人，好管閑事，后哄騙朱老鞏離開大鐘，馮蘭池趁機派手下砸毀大鐘。
曹增銀，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演員和制片人，胖胖的外形很有特點，受身體條件的影響出道后幾乎沒有演過主角，一直是甘當綠葉。
在《神秘的大佛》中演過文泰和尚，《武林志》中演過酒店老板，《洪湖赤衛隊》中演過馮團長，《暴風驟雨》中演過韓老七。
2010年時，曹增銀去世，享年87歲。
李德才（趙子岳飾）
地主馮蘭池的幕后軍師，電影中的第二號反派人物，許多壞主意都是由他所出。
趙子岳，1950年入行開始拍戲，因在《呂梁英雄》中出演農民康天成嶄露頭角，調入北京電影制片廠。
此后正式開始做演員，人設多以小人物為主，“老頭”居多，《暴風驟雨》中的老孫頭，《停戰以后》的班縣長，《柳暗花明》中的梅老爹，《五彩路》中的土司，《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編輯部的故事》中的李大爺，等等。
《停戰以后》劇照
先后參演過五十多部影片和三十多部電視劇的拍攝，出演的每一個角色人物特點鮮明，沒有給人一種千篇一律的感覺。
1997年3月25日，趙子岳因病去世，享年88歲。
嚴老祥（蔡松齡飾）
朱老鞏的老友，在朱老鞏遭難時幫助過他，善良、正直、淳樸。
出演嚴老祥的是蔡松齡，南京戲劇學院畢業，話劇演員出身，觀眾們對他熟知的角色是在《烈火中永生》中出演過華子良，一個瘋瘋癲癲的老頭，頭發花白，胡須濃密，實際是裝瘋為被抓捕的同志們傳遞情報。
一個小人物小角色，鏡頭不多，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外，蔡松齡的作品還有《戰洪圖》《邢燕子》等，影視作品不多，主要的作品是話劇。
值得一提的是蔡松齡的兩個兒子亦是觀眾們熟知的童星，在《雞毛信》中出演海娃和狗娃的蔡元元和蔡安安。
海娃
1976年12月19日，蔡松齡因病去世，終年64歲。
老忠妻（凌元飾）
朱老忠的妻子，十分支持丈夫反抗地主，賢妻良母的形象，很討觀眾喜歡。
出演老忠妻的是凌元，內地最早的一批女演員之一，入行前曾是護士，1937年考入滿洲映畫協會表演訓練班，畢業后出演20多部偽滿映公司拍攝的電影，抗戰勝利后進入北京電影制片廠，成為北影廠四大老旦之一。
代表作有《平原游擊隊》《錦上添花》《啞姑》《馬蘭花開》《英雄無淚》《閑人馬大姐》《生財有道》《人間恩怨》等。
1977年，凌元在電影《黑三角》中第一次出演反派特務“于黃氏”，這個在門縫中凌厲狠毒的眼神，曾給很多觀眾帶來了陰影。
像這樣改變很大性格的角色不多，熒幕上凌元多出演熒幕英雄母親，有“母親專業戶”之稱，從影50年，塑造了上百個中老年婦女形象。
1984年，凌元退休之后仍在很多影視劇中客串，2008年，91歲高齡的凌元還在拍戲。
2012年2月8日，凌元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
老祥奶奶（李健飾）
嚴老祥的妻子，一個樸實的農村老太太，得知孫子被捕后傷心過度去世。
李健，與凌元、黃素影、陳立中并稱為北影廠的四大老旦，20多歲時就跳過了演姑娘、演女青年、演學生這樣的階段，開始演大娘、嬸子、婆婆等大齡角色，且一演多年不變。
《呂梁英雄》中的寶兒娘，《小二黑結婚》中的二黑娘，《礦燈》中的路子娘，《新兒女英雄》中的金龍媽，等，在老電影《小兵張嘎》中，45歲的李健出演嘎子的奶奶，給觀眾留下的印象很深。
2007年，李健獲得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頒發的“金鳳凰獎”特別榮譽獎及終身成就獎。
2008年12月1日，李健在北京去世，享年91歲。
朱老明（村里飾）
朱老忠童年的玩伴，曾給地主馮蘭池做長工，個性頑強是一個硬漢子，后受到馮蘭池的欺壓雙眼被氣瞎。
村里，國家一級演員，軍人出身，軍旅生活為他以后成為演員出演工農兵角色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礎，1950年開始在河北省文工團做演員，1959年從影，《紅旗譜》是他的第一部影視作品。
曾經在影片《白求恩大夫》《冤家路窄》《紅河激浪》《渭水新歌》《啊！搖籃》《開心的人》《戰洪圖》等影片中出演重要角色。
隨著年齡的增長，村里大多以演農民為主。
2022年6月29日，村里病逝，享年90歲。
嚴運濤（趙聯飾）
正直善良，堅強勇敢，機緣巧合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后在黃埔軍校學習，參加了北伐。
出演嚴運濤的是趙聯，1951年，20歲時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后加入長春電影制片廠。
此后趙聯在《患難之交》中演過劉金寶，《上海姑娘》中演過陸野，《飛越天險》中演過張啟良，《礦燈》中演過石頭，《自有后來人》中演過李玉和，《海霞》中演過方指導員，等。
鏡頭中的他風格質樸，具有親和力，表演特點接地氣，讓人感到舒服，很多角色令人難忘，在內地電影屆很有影響力，曾有著“四十年代看趙丹、五十年代看趙聯”的說法。
1990年趙聯因心臟病去世，年僅59歲。
嚴江濤（趙萬德飾）
嚴運濤的弟弟，最后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趙萬德，北影廠的綠葉演員，一生出演過40余部影視作品，《白毛女》《趙一曼》《葡萄熟了的時候》《草原上的人們》，等，大部分都是龍套、小配角和無名無姓的人物。
2005年趙萬德去世，享年75歲。
縣長（李唐飾）
電影中的反派人物，和地主馮蘭池相互勾結，欺壓百姓。
李唐，16歲時參軍，抗戰時期在軍區做劇社演員，會打快板，唱京劇，跳秧歌，多才多藝，抗戰勝利后因患病離開部隊。
后報考中電三廠被導演謝添選中成為演員，參演的作品有《蘇鳳記》《駱駝祥子》《那五》《林家鋪子》《早春二月》等。
2008年李唐去世，享年80歲。
朱大貴（于中義飾）
朱老忠的兒子，后被馮蘭池抓了當了壯丁。
出演朱大貴的是于中義，北影廠演員，他的表演最大特點就是很生活化，不會在鏡頭面前裝酷耍帥，為人很低調，由于外形憨厚并不出眾，始終未能成為熒幕上的英俊小生，多出演一些工農兵人物，擅長演農民。
在老電影《小兵張嘎》中演過快板劉，印象很深。
國內特殊時期時，于中義的演藝道路被迫停止，直到1976年才重新出現在熒幕上，在電影《牛角石》中出演王維重，之后作品不多，開始轉型到幕后做導演。
執導過的作品有《明宮三大案》《良宵血案》《祖國的T細胞》等。
于中義的妻子孫鳳琴同樣是一名演員，且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曾給張國榮做過臺詞老師，在央視版的《西游記》中演過黎山老母一角，觀眾們很熟悉。
2004年于中義病逝，享年75歲。
賈湘農（魯非飾）
地下黨的領導，對外的身份是教書先生，通過教書宣傳革命思想，領著百姓們一起反抗地主的壓榨。
魯非，入行前曾在軍中從事通訊工作，因在春節時單位舉辦的晚會上唱了一首歌后，被領導發現了他的才能，安排到齊齊哈爾東北文工團成為演員。
1948年，18歲的魯非第一次參與電影的拍攝，《橋》中出演了一個中年男人，鏡頭不多。
此后魯非相繼接拍了《人民的戰士》《紅旗歌》《鋼鐵戰士》《無窮的潛力》《在前進的道路上》《暴風驟雨》《停戰以后》《南征北戰》等多部主旋律題材的影視作品。
2019年12月10日，魯非去世，享年89歲。
春蘭（俞平飾）
淳樸大方的農村姑娘，人長得水靈卻是個剛烈的女子，電影中的羞怯少女情態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演春蘭的是俞平，北京電影制片廠演員，《紅旗譜》是她的熒幕首秀，沒有受過專業表演訓練的她演出了真實的小女生那種羞澀的情態，保持了最純真的一面。
此后俞平接拍了《李四光》《芒果之歌》《公民從這里誕生》等多部影視作品，經過了歲月的淬煉，她的臉頰上沒有了肌肉，變得中性化，再也見不到《紅旗譜》中柔美的氣韻了。
感情上，俞平有過兩段婚姻，《紅旗譜》熱映后，俞平立馬和在事業單位上班的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隨著俞平的走紅，女強男弱的夫妻關系矛盾越來越多，加上俞平忙于事業，聚少離多，倆人隔閡越來越深。
60年代中期時，俞平離婚，這段婚姻帶給她的傷害很深。
1975年俞平認識了作家蕭馬，比她大十歲，倆人有著很多共同的話題，但倆人相識時蕭馬有家庭，有女兒，直到1982蕭馬離婚后，倆人才結婚領證，婚后沒有要孩子。
蕭馬與女兒嚴歌苓
1993年，為了照顧家人，俞平息影淡出了觀眾的視線。
2024年俞平84歲，仍健在，晚年住在北影廠的家屬樓，丈夫蕭馬去世后沒有再涉足感情，一個人生活，很少出現在觀眾媒體上。
梁斌的《紅旗譜》
漫步在市場里，我無意中發現了一本新印刷的《紅旗譜》，手心一暖，便毅然將其攬入懷中。我內心翻江倒海，急切地渴望將這份寶貴的舊時光抓牢，于是毫不猶豫地將書買下。小時候在鄉下看書時，我曾偶然翻箱倒柜，意外發現這本“三紅”系列之一的名著。那時懷有憧憬的心，我在書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細節如鯁在喉，歷歷在目。這本書點燃了我對蘇聯文學的向往之情。
而后，我在濟南的中山公園里齊齊擁有了《紅旗譜》三部曲——《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然而，這些珍本被人們置之不理，或許是那時虛無主義盛行所致，革命英雄不再受人重視。可我視這三本書為珍寶，守在心底，無視他人眼光。在等這三本書都看遍后，我發覺《紅旗譜》仍是最出色的一部，其他兩本顯得有些倉促。一度我貧困潦倒，將這三部代價換得點錢養活自己。
然而，過了些時日，我又將這些書重添囊中，埋藏在箱底，盡管翻箱倒柜找起來頗費周折。這些書是我的真正珍貴收藏，任何人如何看待，也無關緊要。這部書還被搬上了銀幕，著名演員吳京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電視劇與我的書中感受似乎有所出入，我并未追隨劇情。以前在老家，我常整日坐在電視機前，而到了濟南，卻鮮有觀賞電視。書籍才是我心靈的糧食。
如今，這本書恐怕我買回家后只會沉寂收藏，因為其細節已深深烙印于我心，難有再次觀賞的必要。看書已不再是享受故事，而是在找尋作者的語病，或許有些挑刺。當代孩子不喜歡閱讀，總是找各種理由推托，讓我感到悲哀。轉眼間，距我首次閱讀這本書已過多年。當年，我懷著滿心憧憬走進縣城的新華書店，看到“三紅”系列革命戰爭小說，激動的內心只想立刻將書帶回家細細品味。
我深想——我一定要做一個傳承書香的父親，等我有了子嗣，將這些書籍傳承下去。然而，我的家族下一代卻無一喜愛讀書的，讓我對這些珍貴的書籍將來將何人相承滿心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