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英雄 電視劇—我本英雄石亞楠的結局是什么
蔣紹華導演的這兩部劇名字真“社會”，周氏風格撲面而來
近年來，反映改革開放大潮的電視劇也越來越多了，今天給大家介紹兩部21世紀之處拍攝的好劇，《我主沉浮》和《我本英雄》，劇名真是非常霸氣，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社會”。非常有意思的是，兩部劇的導演都是蔣紹華，他拍攝的周梅森編劇的作品也不少了。
《我主沉浮》是一部反映當代改革生活的大型電視連續劇，不管是情節還是演出，都非常深刻。作者周梅森之前完成了《忠誠》、《至高利益》、《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優秀作品，所以這部作品更加老道了。
《我主沉浮》劇情是省長趙安邦從北京開會回來，國資委主任孫魯生緊急匯報對偉業國際集團的接收情況。鑒于老總白原崴在海外轉移資金，趙安邦下達政府令，凍結該集團資產。一場產權大戰迅即爆發，海內外資本證券市場風起云涌，十幾億市值迅速蒸發，集團投資28億的平州港項目停工。故事就是在這樣復雜的經濟背景下發生的。
《我本英雄》繼續延續了《我主沉浮》的主要脈絡，主題上仍然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故事，驚心動魄又感人至深地講述了一個大中國的英雄故事。文山市委書記石亞南、市長方正剛構筑了鋼鐵立市的宏偉目標。為實現七百萬噸鋼鐵產量，他們盲目追求GDP，追求高速度，做了許多違規違紀、違背經濟規律的事情。
之后文山鋼鐵基地陷入困境，經濟全面停頓。投資鋼鐵的企業家吳亞洲自殺謝罪。在處理危局的關鍵時刻，石亞南挺身而出，主動請辭，這與正常情況下牢牢保住自己的人來說是非常不同的，可以說把一個黨員高貴的人格力量完美展現出來。
非常多的人都說《我本英雄》和《我主沉浮》是周梅森作品中最喜歡的兩部，非常敏銳的抓住經濟大潮中的問題。要知道《我主沉浮》在豆瓣上的評分達到8.5，要知道作為一部不受青年主力軍觀看的劇說，這可是非常高的分數了。
同時，歷史評說從來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而是非常復雜的過程，這也是兩部劇帶給我們的思考。
運營人員：知行娛樂
周梅森寫“續集”，連沙瑞金也腐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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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喜歡它了，它是我兒子，我沒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賞欣賞他。如果一個作家、編劇，對自己的作品沒有這么一份心的話，他做不好。”
一月的南京濕寒，陰沉的天色夾著薄霧，不似北方室內供暖，所以在家都要裹厚衣服。穿著一件黑色羽絨衣的周梅森打開家門，居家的模樣，少了扉頁照片上嚴肅凜然的樣子，多了幾分親切。
周梅森的妻子提醒《南風窗》記者，講話要盡量大聲一點，周梅森耳朵不好。
“幾乎是半聾了”，戴著助聽器的周梅森說。那是時代留下的傷痕，但時代也給了他幸福。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江蘇徐州，出生沒多久就趕上饑餓年代。所以他長期營養不良，三天兩頭就生病的他打了很多抗生素，過度的藥物影響了周梅森雙耳的功能。該上學的年紀又碰上“文革”，十幾歲就在煤礦上從事生產勞動，礦上噪音極大，進一步損害了他的聽覺。
一無所有，但寫作始終是他熱愛的事情。作家周梅森嶄露頭角，是在1978年，這一年他的命運逆轉，全中國人的命運逆轉。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文學沒有辜負周梅森的熱愛。他的第一篇作品《家庭新話》在1978年發表于《新華日報》。那時候77級、78級的大學生還沒畢業，人才緊缺，因為周梅森有小說作品，所以在1979年被抽調到《青春》雜志擔任編輯，自此開啟了他全新的人生。
周梅森對改革開放充滿感情，他說，“在此之前，我所經歷的全是苦難”。加重的語氣，帶出他記憶皺褶里的痛苦。
但此后，都是幸福。
陪著時代走來的人1983年周梅森發表了他的成名作《沉淪的土地》，這部小說書寫了民國八年黃河故道上資本家、鄉紳和煤礦工人圍繞土地展開的斗爭。
那時候周梅森就已經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復雜，不只是好與壞那么絕對。
1985年周梅森任職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巨大的創作能量開始爆發，他以幾乎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出版了《莊嚴的毀滅》《軍哥》《黑墳》《神諭》《沉紅》等經典歷史小說。
早年寫歷史小說，是因為歷史是最熟悉的領域，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那時候他太年輕了，沒有人生經驗。到了40歲以后，隨著閱歷的不斷累積，周梅森才覺得自己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要說的話，想說的東西，太多了，我可以講自己的經歷了，我的經歷有故事可說了。”
1994年，周梅森的家鄉徐州，基礎建設正如火如荼，一次回鄉采訪的經歷，讓他開始投身當代政治小說的創作。1994年以前，城市里基礎設施落后，水電供應都成問題，空調等電器還是奢侈品。以前體制活力不足，混日子、不作為的人很多，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周梅森的老家徐州也跟著動起來了。
周梅森從中發現了意義感，1994年回老家采訪市委書記之后，他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掛職任副秘書長。在那期間看到了一場基礎設施的大建設。以此為背景，他在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說《人間正道》，后來被央視拍成了電視劇。
周梅森贊頌時代，但作品里同樣包含尖銳的批評。《人間正道》的出版和播出讓他遇到不少麻煩，《人民的名義》也一樣，難免被人對號入座。周梅森一概無視：一個作家，必須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氣。
寫《人間正道》的時候，他發現很多人怕擔風險，不愿做事，為官不為，這也是一種腐敗。寫《至高利益》的時候，為官不為的現象少了，政績激勵讓官員們變得更積極，但一心搞政績，權力有時就會越界，損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什么是我們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歷史，明白歷史會重復和輪回，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為什么那么受歡迎？因為李達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擔風險。反腐是一場壓倒性的勝利，但反腐過后的惰政又再次成為問題。
說到這里周梅森有點激動，這是他的專業，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會實踐，很多東西隨著宏觀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他用手勢反復強調：作家需要在場。
周梅森始終在場。
改革開放40年，他幾乎參與了每一場重要變革。也正是因為周梅森的在場，才讓他保持了旺盛的創作能量。他笑著說，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歲了，怎么還有如此旺盛的創作力和想象力？
在場，就是參加各種社會實踐，通俗地說就是“愛湊熱鬧”。周梅森說，自己就愛湊熱鬧，哪有熱鬧往哪里去。“熱鬧的地方不能沒有我。”
1989年周梅森下海經商。惠州市惠陽縣是全中國第一個可以出售小塊宅基地的地方，在幾十平米的土地上蓋房子，周梅森搞起了房地產。
周梅森還是第一代股民。他有點得意：“股市、股改的歷史轉折過程中，我帶了一幫小股民，否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案。”那是2005年，周梅森寫了三封公開信，反對金豐投資股權分置的改革方案，一句“我憤怒”，道出了7000萬股民的心聲，那時的周梅森活脫脫一個仗劍走天涯的劍客。
但劍客并不假裝清高，他直言經商炒股就是想賺錢，想發財，盡管并未實現。就像他喜歡的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一樣，辦了那么多工廠都沒發財，周梅森做生意炒股票，經常賠得一塌糊涂。賠了以后呢，也像巴爾扎克一樣，對資本的認識更深入了一步。
這就是生活經驗，這些經驗都成為周梅森寫作的源泉，更是他在時代洪流中的在場證明。
就喜歡在作品里琢磨人寫作才是真正能讓他賺錢的。他說：“我覺得我這一生都很幸福，我干著一個我很喜歡的事業，又賺錢。”
在周梅森的一生中，做過煤礦工人，當過市政府副秘書長，做過生意，炒過股票，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寫作。他保持著每天至少寫2000字的習慣，從早上10點到中午1點。1點吃午飯，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靈感，就拿個小紙條記下來，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時候再寫，周梅森說自己房里壓了很多小紙條。“養成這個習慣也是近幾年的事，現在年紀大了，心臟不好，不敢熬夜了，以前都喜歡在晚上寫作。”
除了寫作，周梅森沒有別的愛好，以前當工人的時候寫作是業余愛好，成了全職作家后，他就一門心思撲在寫作上。不打球、不下棋、不看歌舞，他家里的布置也很簡單，客廳的茶幾上只有茶壺，書房的書桌上只有一臺筆電和鍵盤，甚至都沒養一點花花草草。
周梅森說自己除了散步，最多上網刷下新聞，硬要說愛好，就是喝點好酒吃點美食。
“你要做一件事，一輩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極致，肯定要舍棄許多東西、許多愛好。我不是故意舍棄的，我就是喜歡在我的作品里琢磨人，琢磨一個精彩的臺詞、精彩的對話。”周梅森對待自己的作品就像對待孩子一樣，既喜愛又嚴厲，還有些許霸道。
《人民的名義》熱播后，周梅森又開始緊鑼密鼓地張羅下一部作品《人民的財產》。寫劇本的時候，他會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哪怕導演已經開拍了，他突然想到哪句臺詞不夠好，就會立刻要求改臺詞，而且周梅森不允許任何演員修改自己的臺詞，一句也不行。
這是周梅森的職業尊嚴。“我太喜歡它了，它是我兒子，我沒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賞欣賞他。如果一個作家、編劇，對自己的作品沒有這么一份心的話，他做不好。”
《國家公訴》《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這三部電視劇還是周梅森自己全額投資的。“導演我請，演員我請，我賣給各臺，我覺得我做得挺好，與其受你資本制約，我不如單干。在任何一部劇，我都極其強勢，你必須按我說的辦，不然滾蛋。”
寫作既靠天賦，靠人生經驗，也靠紀律。周梅森到了那個時間點就要開始工作。和家人去北歐旅行時，因為有時差，他半夜三四點醒來，外面冰天雪地，他就著爐火便開始寫作。《人民的財產》中，有三集劇本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最有成就感的是在赫爾辛基的機場，趁著轉機的時間，周梅森就把一集電視劇寫完了。“所以說我很喜歡這個東西，不覺得累。老婆逛商店去了，兒子在打游戲，老婆逛店覺得很幸福，兒子打游戲覺得很幸福，我覺得我寫作很幸福。”
周梅森原先對影視并沒有興趣，他20世紀80年代時的《大捷》《軍歌》《國殤》等作品都被改編成了電影，但周梅森沒參與，版權賣了就完了。那時候上海電影制片廠給的版稅是800元，而周梅森的工資是30元，也還算是滿意的收入。
后來央視要拍《人間正道》，周梅森版權賣了20萬元，但賣了之后劇組找不到人來改編，因為主題宏大，熟悉當代改革的人太少。時任央視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胡恩找到周梅森，勸他親自動手把小說改成劇本，“哪怕寫個初稿也行”。那時是1998年，劇本稿費是一集1萬元。電視劇播出后反響熱烈，周梅森的書一下子又賣了11萬冊。
周梅森突然明白了，原來電視劇的影響那么大，還能推動小說銷量，于是他對電視劇就不排斥了。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小說幾乎都會被改編成電視劇，《至高利益》《絕對權力》《國家公訴》《我主沉浮》等政治小說相繼問世，隨后一一被搬上熒屏。
和電視劇共生，周梅森每本書的起印量不會低于10萬冊，最多的達到200萬冊，而以前最多1萬冊。《人民的名義》被翻譯成英、法、德、日、阿拉伯等二十幾種語言走向國際市場。正是因為每部小說都跟著電視劇，才有最廣泛占有市場的可能性。既熱愛又賺錢，這就是他的幸福。
在開始做編劇以后，也有人說周梅森的小說越來越電視劇化了。周梅森承認會有影響，但都是他的作品，兩者會互相協調。寫劇本時冒出的新想法，他就回過頭去加進小說。
周梅森真切地活在滾燙的當下，有著少年的激憤正氣，又有時間打磨出來的圓潤智慧。他的筆下有官場沉浮，亦有小人物的掙扎，但凡時代里的，他都記下了。
如果沙瑞金也腐敗？《人民的名義》電視劇和小說出來之前，周梅森已經沉寂了8年，熒幕上的反腐劇也消失了10年之久。這部劇一出來，網絡上議論紛紛：尺度真大，反腐反到副國級。小說的書封上也打著“潛心八年，六易其稿”的文案。
有這么大的創作能量、這么熱愛寫作的周梅森哪能真閑得了這么久，這8年間周梅森也寫，只是寫了扔在抽屜里。201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派人找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寫一部和反腐有關的劇，因為十八大之后，那么多官員落馬，反腐成了舉國關注的大事，但卻沒有一部像樣的文藝作品。
這一重任，自然非周梅森莫屬。
雖然是最高檢找的周梅森，但他并不是手握“尚方寶劍”，《人民的名義》能火起來絕非偶然，一方面老百姓在情緒上需要這樣的作品，另一方面周梅森的分寸拿捏得當。用他的話來說，“中國沒有哪一個編劇、作家，像我這么了解政治。”
了解政治，也就寫得了政治，更懂得掌握分寸，周梅森的政治劇有兩個創作準則：第一，必須邪不壓正；第二，必須面對真相。
“有的人寫得假兮兮的，不敢面對真相，滿嘴假話，官話套話，老百姓當然不愿意看。如果寫的全是丑惡和罪惡，看不到正義的力量，看不到人心所向，這也不行。”
《人民的名義》之后，觀眾都期待著續集，面對觀眾的期待和自我的要求，周梅森覺得面前橫著一座大山。“如果純粹為了市場，在前一部作品的光環照耀下復制一把，那就毫無意義了。”
周梅森翻過了自己創造的這座大山。主創人員看完《人民的財產》后都十分震撼。《人民的財產》故事更加曲折復雜，一共60集，全劇有四條線，國企腐敗是主線，接下來是京州市的官場生態、實體經濟的困境、小人物的掙扎。深受大家歡迎的李達康遭到了報復，還闖了一場大禍……說起新劇周梅森眉飛色舞，但他突然打住：不能劇透太多。
在新劇中周梅森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一把手腐敗了怎么辦？《人民的名義》里一把手沙瑞金是好人，如果沙瑞金腐敗了怎么辦？
《人民的財產》結合了歷史、政治和金融，可以說是周梅森40年寫作經驗的總結，也凝聚了40年來他對國家和社會的認識。“它絕不是一個企業的故事，它是一個國家的故事，是一個民族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宏觀敘事。”
周梅森的確一直在場，但并未覺得自己是多么與時俱進，就是隨著時代走到今天。他說自己是個被時代的進步不斷改變的人，他絕不抗拒時代的進步，但如果有一天覺得自己跟不上了，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別反動”。
“尤其在年輕人面前，不要反動，要做一個寬厚的老頭，不要做一個尖刻的老人、刻板的老人。”
說完飲一口茶，天意漸涼，但壺中余溫猶在。
作者 | 實習記者 姜雯
編輯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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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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