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在發掘現場第一次發掘甲骨文的經過是怎樣的？
劉一曼：1973年春，我參加殷墟小屯南地發掘，這是我第一次發掘到甲骨文。
記得那年的6月18日，我負責發掘H24坑。該坑的坑口呈橢圓形，直徑最大可達到2.7米。它的中部被一寬約50厘米的近代小溝破壞，被分割成南北兩部分。
上午9時，我清理坑口時，就發現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卜骨，集中地堆放在一起，有的正面朝上，有的反面朝上，放置沒什么規律。
我好奇地拿起其中較大的一片，用手擦去它表面的泥土，看到骨面上顯現出“其雨”兩個甲骨文字，二字呈上下均勻排列，字的筆劃秀麗而剛勁。當時，我的心情激動無比，感嘆三千多年前的祖先，在質地堅硬的卜骨上，刻出如此漂亮流暢的文字，真是了不起！
也正是這次發掘，讓我對這些距今三千多年的古樸文字產生了濃厚興趣，由此開啟了我與甲骨文近50年的不解情緣。
記者：甲骨文的發現對考古工作的意義是什么？
劉一曼：甲骨文的發現開啟了中國學術機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序幕。
為了尋找甲骨文，1928年秋我國學者對殷墟進行發掘，這是第一個由中國學術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所領導的發掘，也是我國第一次對一個古代都城遺址進行的大規模發掘。
科學的考古發掘也為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提供了契機。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1991年花園莊東地甲骨文的發掘，被譽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次重要發現。
回顧120多年甲骨文的發現歷史、發掘過程和研究成果，我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兩次重要的甲骨文發掘參與及主持者，可謂感慨萬千。
首先，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使中國的考古發掘走上了科學的軌道。從1928年至193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對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發掘，收獲巨大。其中1931年梁思永領導的第四次殷墟發掘，在殷墟后崗遺址發現了小屯、龍山和仰韶文化的三疊層堆積，使學術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這兩種主要文化的早晚關系及他們與商文化的關系有了明確的認識，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特別是后崗遺址的發掘，梁思永把他在美國哈佛大學考古系和古人類學系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發掘中去，結束了過去以人為的“水平層”，即通過測量發掘的深度來登記出土文物的不科學做法，開辟了以“文化層”，即古代人類活動留下來的痕跡、遺物和有機物所形成的堆積層為單位的發掘方法，使中國田野考古學走上了科學的軌道，這可以說是我國田野考古史上一次巨大的飛躍。
其次，甲骨文資料為考定殷墟文化分期的絕對年代提供了依據。眾所周知，殷墟是盤庚遷殷以后的都城，在這里一共延續了273年。考古工作者依據地層疊壓關系和陶器的形態變化，將殷墟文化分成四期，確定了它的相對早晚關系，但是它的絕對年代是要依據甲骨文和商代銅器銘文來考訂的。
經過學者考訂，第一期相當于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第二期相當于武丁晚、祖庚、祖甲時期，第三期相當于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第四期相當于帝乙、帝辛時期。
再次，甲骨文資料為考定遺跡遺物的年代提供了依據。我舉兩個例子：
分析甲骨文及商代銅器銘文的“車”字的形體，對殷墟車馬坑的發掘和車輛遺跡的研究非常有啟迪。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考古所安陽工作站清理出兩輛完整的商代馬車。車輛的結構是一轅、一軸、一輿、一衡，和甲骨文、商代銅器銘文的“車”字結構很相似。這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依據了現實生活的馬車為藍本，而創造出“車”字的。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深入研究了甲骨文、金文中的各種“車”字，不斷改進發掘工作，繼續探求商代車子的細部結構，從而取得了許多的收獲。
具體說，第一就是我們對車衡(車轅端的橫木)的認識。在1987年以前，由于殷墟發掘所見的車輛，都是直衡的車，有學者認為商代的馬車大概都是直衡的。但是我們發現，在商代甲骨文或者銅器銘文里，曲衡的車占了絕大多數，所以我當時就覺得商代應該有曲衡的馬車。
基于這個認識，我們在發掘當中就細心地尋找。當時的車都腐朽爛到泥土里頭了，如果不是帶著問題去尋找，找起來是非常困難的。1987年，我們終于在郭家莊發現了第一輛曲衡的馬車，后來也陸續在殷墟其他地點發現了好幾輛這樣的車子。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關于車軾問題，車軾是指車廂前面用作扶手的橫木。雖然商代銅器銘文“車”字中見到有車軾，但是以前一直沒發掘到，所以很多學者認為西周才出現車軾。既然商代銅器銘文有這個圖像，我們覺得它應該是有所依據的。所以在發掘中就特別細心地注意清理，終于在1992年發現了第一條車軾，以后也陸續發現了幾例。
記者：目前還有多少甲骨文未釋，現階段我們將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劉一曼：據李宗琨編的《甲骨文字編》(2012年中華書局出版)統計，甲骨文有單字4378個，可釋的字1682個，占單字總數的38.4%。也就是說在甲骨文中還有近62%的字未被釋出。
2018年，教育部、國家語委組織成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家委員會，指導甲骨文及古文字研究工作。國家的重視、支持，激發起甲骨文研究者考釋、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熱情。
2018年4月16日，由上述專家委員會對第一批征集甲骨文釋讀成果進行評審。蔣玉斌的《釋平骨文的“蠢”》被評為一等獎，王子揚的《釋骨文中的“阱”字》獲評二等獎。
現在，不少高校如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都設立了古文字研究機構，大力培養中青年專業人才。
與此同時，這些機構也把考釋甲骨文字作為一項重要的科研任務，在研究中普遍應用計算機，研發甲骨文人工智能識別技術。相信不遠的將來，又會有一批未釋字被甲骨學者釋讀出來。
記者：2017年，甲骨文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的評審，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目前，世界范圍內對甲骨文研究有哪些突出成果？甲骨文對研究世界文明進程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一曼：自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以后，有一部分甲骨流往海外。目前，世界上收藏甲骨的國家有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俄羅斯、新加坡、瑞典、瑞士、法國等國家，收藏數量大概有26700片。
外國學者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取得許多重要成果，甲骨學也因此成為了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日本學者貝㙇茂樹編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島邦男編的《殷墟卜辭綜類》，英國學者艾蘭與李學勤、齊文心合著的《英國所藏甲骨錄》，加拿大籍華人許進雄編的《明義士收藏甲骨文字》，法國學者雷煥章編的《法國所藏甲骨錄》等，都是很有影響的甲骨文書籍。
甲骨文是漢字的鼻祖 ，它經歷了三千多年歲月洗禮演變成獨特的方塊漢字。眾所周知，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同地區的先民曾創造出許多古老的文字，它們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標志。如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字等。
但這幾種文字早已失傳，只有中國的漢字從甲骨文一直延續至今。這也是為什么甲骨文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世界記憶名錄》的重要原因之一。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有了它，我們浩繁的史料和典籍，民族的記憶才得以延續，中華文明才得以傳承至今。研究甲骨文，我們也可以了解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獨特地位。
受訪者簡介：
劉一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劉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