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規模劃分標準(房地產企業規模劃分標準)
財聯社10月17日訊（研究員 高富賡 記者 郭松嶠）同為地級市中翹楚，蘇州與深圳的“較量”綿亙多年。
9月中旬，蘇州城區統計口徑進行調整，蘇州城區常住人口為512.51萬人，躋身特大城市行列。此消息一出，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
自從2010年深圳人口突破1000萬，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萬億（10069億）以來，深圳的經濟發展便走上了快車道。十二年后，其經濟總量已經達到3.2萬億元。2022年，蘇州GDP已經約2.4萬億元，如果按1275萬人的常住人口來看，人均GDP達到18.6萬元，與深圳有著“一戰之力”。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在接受財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躋身特大城市，這是對蘇州發展的肯定。蘇州成為特大城市，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將更加明顯，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更高，產業升級、創新發展條件更加優越，對周邊中小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發展活力和經濟競爭力更強。
成為特大城市，能給蘇州帶來什么？
以園林聞名的蘇州內秀而小巧，像個溫婉的女子，卻是有著“最強地級市”稱呼的“大強”。
早在2020年，蘇州GDP就邁上2萬億元臺階，躋身全國前列。2020~2022年蘇州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0%（實際增速，未考慮價格因素），在GDP超過2萬億的城市中高居榜首。
單從工業角度來看，蘇州實力更為堅實。得益于良好的工業基礎，蘇州集聚了超過16萬家工業企業，涵蓋35個行業大類、172個行業中類和513個行業小類，是中國乃至全球工業體系最完備的城市之一。2022年，蘇州的工業增加值僅略低于深圳上海高居全國第三，高于排名第四的重慶近30%。
蘇州的經濟產值并不是主城一枝獨秀，縣域經濟同樣實力強勁，下轄的4個縣級市均進入全國縣域GDP20強城市。尤其是昆山，已經連續霸榜全國百強縣榜單第一十多年。
盡管蘇州近些年經濟發展勢頭迅猛，但始終只是個“大城市”。
根據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
常住人口早已突破千萬的蘇州吃了行政區劃分的“虧”
《通知》要求常住人口數以城區人口為準，指的是城市的市轄區，不包含縣和縣級市的人口。但蘇州大部分的人口分布在下轄的縣級市中。不同于廣州開發區、成都高新區等基于行政區的建制，而蘇州工業園由于成立較早，下轄區域仍在鎮屬基礎之上，所以在統計上仍被列為鎮中心區，而并未列入主城區。
所以，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蘇州市區的常住人口只有399.12萬人，距離500萬人的特大城市標準尚有一定距離。
但按經濟實力來看，蘇州工業園早已是蘇州經濟的發動機。 工業園轄區統計歸口的調整，使其下轄5個街道，115萬常住人口劃歸蘇州城區。蘇州城區常住人口也超過了512萬人，終于讓蘇州特大城市的稱號如愿以償。
如果未來能把經濟上掀翻諸多省會城市的昆山、常熟、太倉、張家港等四個縣級市人口計入蘇州，蘇州人口總量將達到1275萬人，妥妥成為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否為超大特大城市，還關系到都市圈的建設資格。根據國家發改委2019年公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一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
蘇州成為特大城市，將進一步鞏固了其在蘇錫常都市圈中的核心功能定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馮文猛則認為，成為特大城市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門檻，晉級特大城市一方面會給城市人口聚集帶來規模效應，使公共服務配置更加有效，進一步提升人口流入并且長期定居下來；另一方面，城市也可以聚合更多的創新要素，引發新一輪創新，形成螺旋效應，有助于推動新模式不斷涌現、產業不斷升級，對于蘇州包括高端制造、生物醫藥等具有良好產業發展基礎的行業發展形成促進。
曾剛認為，未來，蘇州將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中，在國家重大基礎設施布局、創新資源配置等方面享有更多的優先權，在推動城市間協同發展、高質量發展等等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蘇州為何能一騎絕塵，創新是核心動力
蘇州工業的一騎絕塵，得益于對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前瞻性布局。而這些高精尖產業對創新研發投入極其重視。這點從企業研發投入總額長期霸榜的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企業和生物醫藥產業10年、10億美元、不足10%成功率的“三10”規則就可見一斑。
對賭新興產業的蘇州的科技創新能力必然不可小覷。
根據《2023“中國100城”城市創新生態指數報告》顯示，在“中國100城”城市創新生態指數2023年度排名中，蘇州已經連續三年位列全國第四，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
研發能力是衡量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蘇州始終居于全國前列。
從研發投入方面來看，蘇州的數據表現已經非常亮眼。早在2018年，蘇州全社會研發投入就超過了500億元。到2022年，蘇州全社會的研發投入已經增長至961.4億元，以一個地級市之力超過了河北、遼寧、陜西等18個省市地區。如以城市進行排名，則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位于全國第四位，年均增長率超過12%。
從研發強度（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來看，2015年，蘇州的研發強度僅有2.7%；到2022年就達到4.0%，高于全國1.5個百分點。已經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區共同達到發達國家研發強度水平。
企業是蘇州科技創新的核心力量。蘇州著力打造大中小協同發展的創新型企業集群，全市擁有1.36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和2.23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數量分別位列全國第四位和第二位。
大量的高新技術企業帶來了大量的研發投入，數據顯示，2023上半年，蘇州213家研發投入總和超過140億元，創歷史同期新高。
高教資源相對不足是產業創新的短板，蘇州在人才引入方面不遺余力。
為了引入高水平人才，蘇州啟動了“百校進蘇”、“千才留蘇”的發展策略。
以“光速”集聚的光子產業是蘇州吸引人才，推進產業創新集群發展的縮影之一。
作為2022年蘇州市委市政府“一號文件”聚焦的特色產業創新領域，蘇州快速聚集起數十歸國人員組建的團隊。作為現代化產業的“關鍵少數”，需要搭建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人才引入了，如何幫助技術實現跨越技術產業轉化的“死亡之谷”，真正創造市場價值是蘇州政府考慮的核心問題。蘇州不僅提供了姑蘇實驗室等科研平臺幫助公共服務，也組建了產業基金支持各個環節的發展。而企業生存最關注的就是市場。為此，蘇州組建了“創新聯合體”，以龍頭企業作為“出題人”，上下游企業瞄準目標任務進行攻關，在幫助龍頭企業解難題的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真正形成了產業創新集群融合發展的產業生態。
通過引進一個人才、創辦一家企業、帶動一個產業，實現人才鏈、創新鏈、資本鏈、產業鏈“四鏈融合”，使一個全新的產業體系“無中生有”。
2022年，蘇州光子產業規模達3600億元，其中核心產業實現產值超600億元。光芯片領域，長光華芯擁有砷化鎵6寸線，高功率半導體激光芯片市占率位居國內第一。
截至2022年，蘇州累計引入高層次人才超38萬，國家級重大人才工程創業類累計入選168人。根據科技部國外人才研究中心調查，截至2022年，蘇州已經連續11年獲評外國專家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連續3年獲評“中國最佳引才城市”。
資本與產業的緊密結合是蘇州科技創新的另一個推動力量。 蘇州通過設立專項科創投資基金，為創新主體提供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多業態支持。目前，蘇州備案私募基金超過2400只，管理基金總規模超過8000億元。境內外上市公司去年達到了247家，其中科創板已達50家，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國內第三，約占全國總量的10%。
2022年，蘇州提出“產業創新集群融合”的新發展概念。
產業集群與產業創新集群的最大差別在于“創新”。以集群的形態組織創新、以數字的手段賦能創新是蘇州產業創新集群融合發展的實施路徑。通過明確權、責、利，明確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歸屬、許可使用和轉化收益分配辦法等組建創新聯合體，抱團跨越產業轉化壁壘。蘇州的納米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高端紡織紛紛入選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蘇州實驗室掛牌組建；“燈塔工廠”數量持續位居全國前列。
曾剛認為，加強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對接，加強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不斷以新技術培育新產業、引領產業升級是蘇州產業創新集群建設成效顯著的關鍵。
在哪些方面蘇州與深圳有得比
從地理位置來看，蘇州和深圳都占據了中國經濟核心區的優勢。
從區位來看，蘇州位于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程度最強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緊鄰上海、浙江，享有太湖，長江的交通優勢，使蘇州成為華東地區經濟中心城市之一。
深圳則位于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核心區域，瀕臨南海，并與香港相鄰，是廣東省轄地級市，廣東省副省級市，國家計劃單列市，超大城市，國務院批復確定的中國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國際化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兩座城市都處在發展的最前沿。依托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國內外企業投資興業，也為進出口貿易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2022年，蘇州進出口總值在全國所占比重為6.1%，出口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三位、進出口列第四位；而深圳外貿出口規模連續第30年居內地外貿城市首位。
從產業結構來看，蘇州和深圳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從產業結構來看，蘇州仍是上海的產業承接載體：第二產業占比為48%，第三產業占比在51%左右。相較于蘇州，深圳服務業更為發達，其第二產業只有1/3左右，而第三產業占比達到62%。
資本是深圳第三產業發達的重要優勢所在。從2022年數據來看，深圳金融業收入達到5138億元，占GDP的比重約為16%，明顯高于蘇州2218億元，9%的金融業增加值水平。
數字經濟相關產業更是深圳的核心產業支柱。2022年，深圳相關產業收入達到9140億元，占GDP的比重高達28%以上，是數字經濟時代最大的獲益者之一。相較于深圳，蘇州并沒有趕上第一波數字經濟浪潮的潮頭，2022年產業收入為3785億元，所占比例不足16%。
蘇州的寶押在了生物醫藥這個持久的朝陽產業上。
作為四大主導產業之一，2022年蘇州生物醫藥行業產值達到2188億元，占GDP的比重超過9%，明顯高于深圳677億元和2.1%的產業規模。
從教育基礎資源來看，兩者都存在教育資源不足，人才短板問題。
同屬于地級市的蘇州和深圳都缺乏一流研究型大學，高端人才培養能力偏弱。
從蘇州來看，蘇州大學歷史悠久，但始終未能進入一流行列；南京大學蘇州分校、昆山諾丁漢大學等成立時間不長，加上我國大學分校地位的局限，對本市高端人才培養網絡建設的貢獻有限。
深圳也具有同樣的問題，雖然深圳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發展迅速，但短期內仍很難建立研究型大學的集群，從而形成人才與原始科技創新的土壤。
對于以創新定義未來的兩地，顯然對此非常重視。
蘇州相繼引入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院紛紛選址落地，清華大學蘇州校區、北京大學蘇州校區、北大匯豐商學院等也均被引入。
深圳則發揮香港地區資源優勢，引入了香港中文大學，并與國內知名院校聯合建設暨南大學深圳校區、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電子科技大學（深圳）高等研究院，以及建立深圳理工大學、深圳海洋大學等一批本地高等學府。
從產業政策方面來看，蘇州和深圳都采用了國際領先理念進行產業規劃，并能執行貫徹。
作為中國與新加坡聯合規劃的國內頂尖產業園區，蘇州工業園代表了蘇州產業發展的方向。
提及新加坡，不得不提起全球知名的啟奧生命科學園。作為新加坡生物醫學計劃的實施主體，啟奧生命科學園由政府機構和政府基金對研究經費和稅收優惠，并對創新企業和大學直接賦能；政府主導建設的七個生命科學領域研究院和重點實驗室，形成了創新核心力量，并以此形成多元主體合作平臺，促進跨國公司、本土企業、高校與公共機構合作，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同樣的模式也在蘇州工業園完美體現：高起點的規劃建設、高門檻集群化標準選產業、高水平推進科技創新、高質量建設創新生態、高能級開展服務創新、高協同優化綜合環境。關鍵中之關鍵，培育了國內第一個園區管理領域的上市公司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彰顯了蘇州工業園區優質管理服務和巨大的品牌影響力。
深圳則是中國市場化、國際化的標桿。截至2022年底，深圳民營企業達237.9萬家，占全市企業總量的97%。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55.9%，貢獻稅收占比約70%。緊鄰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商業環境，使深圳連續3年被全國工商聯評為營商環境最佳口碑城市。
定位中國波士頓，蘇州未來該如何打造產業優勢？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看來，蘇州經濟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
從經濟模式來看，蘇州主要包括以昆山和太倉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的模式、以張家港、吳江、常熟為代表的內生性增長模式和以工業園區、高新區為代表的的創新驅動模式。
從外向型經濟模式來看，昆山和太倉發展加工貿易，產業基礎源于招商引資。如太倉主要為上海德系汽車產業鏈體系代工貼牌，形成了強大的相關和衍生的配套體系。昆山最初是為臺商制造業產供鏈提供出口加工區服務，后來擴展到臺港澳、日韓和歐美生產體系。在早期布局，昆山、太倉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主要是嵌入到跨國公司國際工序分工體系。
從內生性增長模式來看，蘇州本地企業伴隨著中國過去40年的市場化、工業化和國際化一路發展起來，產業結構偏向于傳統行業。將優勢從低成本向高增值轉變，需要的人才和金融支持與過去完全不同。
從創新驅動模式來看，蘇州工業園區、高新區雖然做了很多“無中生有”的實踐，但從基礎能力來講，大科學裝置、國家級實驗室以及共性技術平臺依然是蘇州的短板。
深圳的“先生”是香港，蘇州的“先生”是上海。香港的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程度遠遠超過上海，城市基因的差異導致了深圳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程度更為深入。
但蘇州未來的發展目標并不僅僅是對標深圳。
2020年，蘇州就提出要“舉全市之力”對標并借鑒美國“波士頓經驗”，構建具有蘇州特色的生物醫藥產業生態體系。
對標作為全球產業創新高地的波士頓，不僅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也需要一流的金融體系和一流的法制體系支撐。
張燕生認為，目前，在全球正在形成中國和美國兩個平行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背景下，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技術、一流的市場主體，共同構建高端的生產體系；將外向型的經濟模式本地轉化，將嵌入式模式轉變為主動發包，由參與到國際分工體系轉變為打造面向未來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蘇州轉型的關鍵所在。
闖入特大城市，僅僅是蘇州面向未來的第一步。以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加速產業轉型，成為國際“一流”創新城市，才是蘇州保持中國最強地級市、躋身中國最具活力大都市的必由之路。
（財聯社記者 郭松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