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對世界糧食生產的貢獻、袁隆平對世界糧食的影響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毛澤東《七律·到韶山》
文 / 巴九靈
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其名著《人口論》中指出：人口呈幾何級增長，糧食呈算術級增長，故而周期性的災難不可避免。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災難比比皆是。
“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資治通鑒》），寥寥數字背后，是一個個具體家庭的無盡血淚，乘以百萬千萬次。
但是你，屏幕前的你，無論是70后、80后、90后還是00后，你我是沒有經歷過饑荒的幾代人，反而日常調侃“吃得太飽”。
“持續推動全社會反食品浪費”（《反食品浪費法》），寥寥數字背后，是一個個農學家的無盡心血，乘以大半個世紀。
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昨日（5月22日）去世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
在農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糧食比人口增長快得多。
我們把1949年到2020年的主糧產量和人口總量放到一張對比圖上看看：
圖表上有兩道深溝，第一道是1959年—1961年，第二道是1999年—2003年。
第一道深溝，我們雖未親歷，卻都認得，那是“三年困難時期”。正是這三年，影響了袁隆平一生的道路。
在《袁隆平口述自傳》中，他回憶道：
當時吃不飽飯，那真難受啊，也有餓死了人的！我至少親眼看見5個人倒在路邊、田埂邊和橋底下，真的是路有餓殍！那種凄慘的場景對我有很大的刺激，讓我深切體會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為天”，深深感受到了糧食的重要性，沒有糧食太可怕了！……面對全國糧食大規模減產，幾乎人人吃不飽的局面，作為一名農業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責。本來我就有改造農村的志向，這時就更下了決心，一定要解決糧食增產問題，不讓老百姓挨餓！
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大禹念著天下有溺水之人，就像自己溺水了一樣；后稷（周始祖，教百姓耕種，被后世尊為農神）念著天下有挨餓之人，就像自己挨餓了一樣。
六十年前，湖南安江農校的中專教師袁隆平，念著天下饑荒，也暗自立下志向。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實習農場的稻田中，發現了一顆植株高大、谷粒飽滿的水稻。然而當他種下收獲的稻種，新長出的水稻卻高矮不一。
失望之余，袁隆平意識到：“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會出現性狀分離，所以這一定是個天然雜交種！”
水稻是雌雄同蕊的，如果人工去除雄蕊，授以另一品種的花粉，就能實現雜交，但這種方式難以量產。想要大量生產雜種，更有效的方式是培育一種雄性不育的水稻，和其他品種混種，從而實現雜交。
隨后幾年里，袁隆平就在田間地頭尋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并于1966年將研究成果——《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發表在中科院《科學通報》上。
接下來的數年，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突飛猛進。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發現野生的雄性不育水稻“野敗”。
1972年，江西萍鄉農業局的顏龍安利用野敗，成功育出不育系“珍汕97A”及同型保持系。
1973年，廣西農學院的張先程在東南亞水稻品種中找到結實率90%以上的強恢復系IR24，標志著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80年代，福建三明農科所的謝華安培育出新一代強恢復系“明恢63”，并通過與“珍汕97A”配套，得到了抗稻瘟病的新一代雜交水稻“汕優63”。
1986年—2001年，“汕優63”一直是中國種植面積最大的水稻品種，單年最大種植面積超過1億畝。
謝華安院士
在袁隆平之前，美國人和日本人也曾嘗試“三系法”雜交水稻，但都因存在缺陷而未能穩定量產。首先實現雜交水稻產業化的是中國，是上面這些人（以及未能具名的更多人）的共同成果。
然而，這不是故事的結局，還有第二道深溝。
1998年特大洪災之后，我國啟動了“封山植樹，退耕還林”生態工程。
在同一時間點，城鎮化浪潮開始了。
一是為了改善生態環境，一是為了發展經濟，二者無可非議，但它們確實導致了糧食播種面積的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糧食減產。這對于中國的糧食安全來說，是重大威脅。
于是，我們在2006年提出了“18億畝紅線”、免征農業稅等措施，播種面積又上來了。
此外，有沒有可能在不增加面積、不增加人手的前提下，增加產量？
1997年，袁隆平提出超級雜交稻育種技術路線。2000年，實現百畝示范田平均畝產700公斤；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2017年，1100公斤。
除了袁隆平院士的團隊，還有朱英國院士的團隊、謝華安院士的團隊……他們共同抹平了第二道深溝，讓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的手中。
截至2020年，經農業農村部確認的超級稻品種共有133個。
2004年，袁隆平獲得世界糧食獎（可能是農業領域的最高榮譽）時，頒獎委員會如此說道：
袁教授被公認為是第一個發現如何實現水稻雜種優勢的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不可能開發雜交品種。袁的工作推翻了這一假設。
故事從他那里開始。
圖源：微博@浪里赤條小粗林
故事卻不會隨他離去而結束。
袁老的期望也不止是讓中國人遠離饑餓，吃好也很關鍵。
我們縱向看最初的那張圖表。
在2004年以前，我國的三大主糧中，稻谷穩居第一，玉米和小麥則打一打輔助。但到了2004年以后，玉米產量開始狂飆突進，并在2012年，正式超越稻谷，成為中國第一大糧食品種。
據農業部統計，八年時間里，我國玉米的種植面積增加了1.63億畝，增長了45.2%，占所有糧食種植面積增量的91.6%，玉米產量增量占所有糧食增量的58.1%。
玉米何以突然沖到C位？仔細想想，生活中也沒多吃那么多玉米吧？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開始吃更多的肉。目前，我國的玉米約有10%是作為產品加工的原材料，如工業乙醇、淀粉、啤酒等，20%供食用，剩下的70%都是飼料，主要是用來養雞和養豬。
2018年中國豬肉產量達到5498.39萬噸，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占全球豬肉產量的45.5%。1961—2018年，亞洲豬肉產量的增加量占全球豬肉增加量的66.4%，其中中國占55.5%，這意味著近60年間全球豬肉產量的增加，一半以上來自中國。
還有雞鴨肉。2018年，中國禽肉產量達到2011.66萬噸，占全球禽肉產量的16%，比1961年增加了28倍，而在1961年，整個亞洲禽肉產量才占全球禽肉產量的17%。
肉產量的劇增，直接帶動了玉米產量的飆漲。
不過在吃好問題上，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018年，中國肉類人均消費量分別為38.5千克，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32.5%，奶類人均消費量僅為12.2千克，低于發展中國家32.9千克的平均水平，更是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89.8%。
任重道遠。
在吃飽到吃好的路上，還有個攔路虎。
袁老生性溫和爛漫，甚少有激烈的表達。
然而在2013年，他痛心疾首地同央視記者說：“現在我要建議政府要出臺（法規政策），把浪費當成可恥的行為，當成犯罪的行為來限制它。”
袁隆平的痛心與憤怒不無道理。
2015年，《中國城市餐飲浪費報告》將“犯罪證據”做了直觀呈現。
報告在北京、上海、成都、拉薩4座城市進行了大樣本實地調研，結果發現：人均食物浪費量約為每餐每人93克。
聯合國糧農組織推薦的糧食安全線是每年人均糧食占有量要達到400千克，在這個條件下，可以勉強做到剛剛吃飽，中國奮斗了幾十年，在1998年才達成這一目標。
以此為標準，意味著我們每人每天每頓，可以食用：
（400000g/365天）/3=365.3g/頓
而每人每頓93克的浪費，意味著把袁隆平等科學家的成績打了七折。
就在2021年，袁老的訴求，有了立法上的回應。
4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食品浪費法》于該日正式實施，其中規定：對可安全食用或者飲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的均構成“食品浪費”。
袁老去世后，一個#我中午把飯乖乖吃光了#的tag沖上熱搜，從此后，不浪費，或許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
如今，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已經有了新的目標，不只是要把“飯碗捧在自己手里”，還要保證飯碗里的飯很豐盛、很有營養。
一直以來，在糧食安全方面，我們強調“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戰略。口糧包括稻谷、小麥，谷物即稻谷、小麥和玉米。
論吃飽，我國口糧綜合自給率在2019年超過100%，谷物自給率達到98.75%，這一戰略目標已經圓滿完成。
但吃八兩飯和吃四兩飯、四兩肉和菜的區別可太大了。2019年，中國14億人口消費了29億畝耕地的食物，其中需要進口糧油肉相當于9億畝耕地的食物，由此，糧食隱性自給率一下子就掉到了71.1%。
袁老曾在政協會議上說過：“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吃飯依賴外國，必將受制于人。”
在袁隆平等一大批農業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國水稻、小麥、雜糧的種子都是自主選育的，而且達到國際優秀水平。
但在玉米、大豆等品種上，我國雖然有自主選育的種子，但水平和國外還有較大差距，而在西蘭花、胡蘿卜、白羽肉雞等品種上，則完全依賴于進口。
袁老去世后，農村農業部負責人在表示沉痛哀悼時發愿：將傳承袁老精神，持續推進種業創新，堅決打贏種業翻身仗，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
無雙國士，共和國昨日痛失兩位。 就在袁隆平去世的前兩分鐘，“中國肝膽外科之父”吳孟超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1960年，當袁隆平在農校試驗田中意外發現天然雜交水稻時，吳孟超完成了新中國第一例肝臟外科手術。 昨天有個微博熱搜，尤其催淚。
幾年前，兩位科學家的名字，被用來命名了兩顆小行星——小行星8117袁隆平星，小行星17606吳孟超星。
命名小行星，是世界公認的一項國際性、永久性的榮譽，錢學森、屠呦呦、錢三強、陳景潤、楊嘉墀、吳文俊等中國科學家都曾獲此殊榮。
除了化作群星，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極度艱難的歲月里，開創了中國科技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奇跡。
從1958年到1970年，包括錢學森、錢三強、楊嘉墀等在內的中國“兩彈一星”元勛們，為中國研制出了核導彈、和人造衛星；屠呦呦于1969年開始從傳統中醫藥方面研究對抗瘧疾的方法。
如今，他們逐漸老去或離開，仿佛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幸而，新的時代也早已開啟。
34歲的李建武已在袁隆平身邊種了10年水稻；雜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員、《雜交水稻》副主編是出生于1982年的胡忠孝；研究稻瘟病的雜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員邢俊杰和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吳俊也是80后，袁老的“禾下乘涼夢”還有他們的繼續努力。
2019年6月，屠呦呦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提出了“青蒿素抗藥性”的合理應對方案，這篇文章的主筆，是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藥研究所特聘專家王繼剛，出生于1985年。
老一輩科學家們留下了許多遺產，有實實在在的科研成果，有遍布天下的學生后輩，更有薪火相傳的進取精神。
袁老曾說，“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
天亮了，送走袁老他們，該換我們下地播種了。
參考資料：
1.《中國糧食安全：戰略與對策》，王宏廣，中信出版社 ，2020年
2.《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食品浪費法》，2021年4月29日
3.《中國城市餐飲浪費報告》世界自然基金會與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2015
4.《國際小行星星歷表》，國際小行星中心，2019年5月18日
5.《袁隆平身邊的年輕人》，，2019年12月1日
作者 | 木有藥師 | 林克 | 月半 | 當值編輯 | 何夢飛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