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的發生原因共四種—債的發生原因有哪些
在全球貿易市場中，一種貨幣被人類穩定流通是首要條件，對于資本家來說，不論他們使用哪種貨幣手段，穩定性和安全性一定是他們考慮的第一要素，如果發生金融危機，那將會對資本市場造成嚴重的打擊，所以，不管出于何種原因，人們都會去分析危機的相關問題，并嘗試解決它。
危機的根源
影響金融危機形成的因素有很多，至今我們仍無法人為地控制，只能略加干預，而危機的根源或許在于對金融違規行為監管的不到位。
銀行將抵押貸款合同的發放外包給專門的經紀人，這些人一般都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在執業資格方面，不僅聯邦沒有出臺嚴格規定，甚至有的州也沒有相關規定。
在很多州，經紀人并不對他們所謂的客戶承擔信托責任，有時候房主幾乎是被迫簽合同的。
這意味著，如果房主在某種程度上曲解了某些條款而最終導致無力還款，經紀人將不會承擔法律責任，他拿的是傭金，而抵押貸款合同則會被轉至銀行，即他真正的雇主。
然后，銀行將這些合同包裝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然后把它們移交給剩下能夠將其包裝為此類證券的銀行，之后，這些證券或會被岀售給其他銀行，或被出售給養老金、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資者。
通過分級、切割和重新打包存在問題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投資銀行獲得了豐厚的收益，但它們辯稱，這是為了更為高效地劃分風險，以讓不同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具有不同的風險承受能力。
事實并非如此，這一復雜過程實際上是掩蓋風險的一種方式，而不僅僅是為了將它們組合為更為高效的捆綁產品。
最終，風險從可承受高風險的投資者身上轉移到只可承受低風險的投資者身上，對于這些工具的風險性，整個投資界都認識不足，這并不是始發投資銀行所愿意廣而告之的。
此外，如果沒有合謀者，那么這一商業模式也無法進行下去。而講到合謀者，首先就是評級機構。
按照規定，養老金和共同基金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風險，因此在購買債務抵押債券時，它們需要標準的評級。
評級機構不僅會對債務抵押債券進行評級，而且還會為發行機構提供建議，以便于債務抵押債券中的“優先級”部分能夠贏得頂級，這種活動讓評級機構獲得了豐厚的收益。
貸款發放機構還發現，愿意購買投機性“股權級”部分的投資者非常少。在很多情況下，始發銀行不得不自己持有這部分債務抵押債券，并將其記入資產負債表。
聰明的投資者知道持有優先級債務抵押債券的弊端所在，如果房地產市場縮減，那么持有者將會遭遇虧損。如果交易方或交易對方陷入困境，那么信用違約互換的價值可能就會低于其票面價值。
投資銀行或許沒有預料到債務抵押債券對其資產負債表造成的巨大沖擊，但它們可能預料到了這部分投資組合的低收益，它們的反應是通過擴大資產負債表規模來提高資本收益。
換句話說，它們利用更多的借款來維持已習慣的利潤率，如此一來，借貸資金與自有資本比就出現了爆炸式增長。
這并非處于危機中心的投資銀行所獨有的現象，其他并未深陷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債務抵押債券和其他金融機構也都加大了杠桿率，背后的原因在于批發貨幣市場的擴張，使得金融機構可以在一夜間借得大量資金。
同時，監管者的失職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投資銀行，先前只是賭注合伙人的資金，而今也已開始賭注其他人的資金，而它們的渠道機構和特殊目的機構大都仍處于監管之外。
監管不力滋生了金融風險
即便是商業銀行，也允許加大杠桿率。按照標準的監管慣例，商業銀行所持的核心資本為：股東的自有資金不得低于銀行投資的8%，以作為虧損的緩沖。
現在，監管者以其自身的智慧，允許它們用不易流動的工具替代股東的普通股本。商業銀行可以使用所謂的混合型工具和次級債作為替代物。作為債權人，這些金融工具的持有者僅排在股權持有者之前。
結果，商業銀行用于緩沖虧損的資本大大減少，也就是說，如果出現問題，它們將難以有足夠的儲備來償還債務。
再一次，監管者選擇視而不見。更為糟糕的是，他們認為現在銀行在管理風險方面更為高效，在判斷資本形式方面也更為準確。
由于銀行缺乏基本的風險內控模式或模式過于“落后”，商業信用評級被用于資產分類，即按照不同的風險將資產置于不同的類別中，用一個不雅的詞來講，即置于所謂的“水桶”中。
由此可見，那些不良趨勢已經持續一段時間，而且它們也不僅僅局限于美國境內，最終，共同的全球趨勢導致了共同的全球危機。
這一證券化的制造機，它自己本身就像它制造出來的證券一樣復雜，對于原材料有著無盡的貪婪需求。
隨著杠桿率的不斷升高、投資組合的持續擴張和投資者對收益的無限追逐，它需要輸入大量的高收益證券。
這種需要反過來又鼓勵創造更多的債務抵押債券，以及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而這進一步鼓勵了更多抵押貸款的發放。
銀行放寬了信貸和文件標準。抵押貸款經紀人降級信用質量范圍，以尋找更多的借款人。這是一場微妙的舞會，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參與者都能接觸到他們的同伴。
可以肯定的是，次級抵押貸款的運作模式是“次貸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場危機最終也成為80年來最嚴重的全球信貸危機。
那么為什么所有人都會出現這些動機？原因很簡單：監管不到位。
一旦多米諾骨牌被排在一起，僅僅一個骨牌倒下，其余所有骨牌都會倒下。
第一個骨牌是住房市場，其于2006年達到頂峰。第二個骨牌是專業投資基金的虧損，其始于2007年。隨著債務抵押債券價格下跌，投資者收到追加抵押通知，進而被迫出售其他證券。
而這些證券價格的下跌又迫使其他投資者拋售。不久之后，全方位的證券拋售拉開序幕。
意識到風險之后，銀行迅速釆取守勢。對于金融體系中杠桿化最嚴重的投資工具，它們采取了大規模的去杠桿化措施。而那些先前在批發市場大肆擴張的金融機構發現它們已無力追加抵押。
面對這種極度不確定性，消費者停止開支，進而導致經濟陷入混亂，而銀行先前所持的健康貸款和投資也紛紛出現問題。
監管者最終從睡夢中驚醒，并采取措施，進而決定在什么時候拯救誰和在什么時候犧牲誰，在2008年的最后幾個月里，形勢急轉直下，演變成為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做好了鋪墊。
高端的模型可以消除風險？
一種指責游戲在危機發生后不知不覺地盛行起來，將過多的責任歸咎于個人，甚至是掌權者。
人們普遍相信，通過運用現代數學工具，可以進行更為有效的價格確定和更為有效的風險管理，簡潔的數學公式可用以確定期權和其他衍生品的價格，完全可以估算一筆投資在第二天可能發生的最大虧損。
而通過更多的假定條件，比如關于不同投資回報率的關聯性，則可以描述一家銀行的投資組合收益率分布情況和價值風險，即投資組合可能產生的最大虧損由此產生。
問題是這些過程被推得太遠，初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通過套利交易獲得了豐厚的收益，典型的模式是，買入和賣出相似的證券，比如在不同日期發行的同一時間到期的美國國庫券，以賺取交易利差。
但隨著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所掌握投資資金的增加和越來越多的交易者采用這一技巧，套利機會越來越小。
對于那些運用數學方法控制風險的人來說，這應該引起他們的警惕，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走得過遠，這反映了管理層妄自尊大的野心和他們的超級自信，同時，它的失敗也與他們的技巧缺乏實質性限制有關。
模型是建立在簡單化假設之上的，這也是它們能夠成立的必要條件，因此，對于謹慎的從業者來說，他們只是將這些模型作為考慮風險的起點。
同樣，謹慎的從業者也知道，價值風險模型只可以用以估測相對短期內特定資產的價格變動情況。
比如，如果復雜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價格信息僅在房價上漲時有效，那么它幾乎就不包括房價下跌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足夠的動力讓一名從業者成為謹慎的從業者。
如此一來，起點也就成了終點，原本只是用于首席執行官日常自律的方式被機械地擴大化。
銀行認為它們已經將風險控制在了個位數，所以它們相信它們有能力承擔更多的風險，因為相信了被監管者方法的可靠性，所以它們允許在設定資本需求時使用價值風險模型。
在要求金融機構為其股東提供更多有關機構所承擔的風險的信息時，證券和交易委員會接受并將價值風險視為邏輯性綜合指標。
而銀行在看到價值風險對其所持資本量的影響后，改進它們的投資組合以及所采用方法，以制造更有利的價值風險估算。
由于進行了數學測算，所以關于風險已被控制的觀點甚囂塵上。虛假的信心鼓勵機構進一步冒險，鼓勵監管者放任自流。只要不出現意外情況，更多的風險就意味著更多的利潤。
很多人都因為這種“隨波逐流”而獲益豐厚。相反，那些謹慎有余的投資者卻未獲得豐厚補償。
時機是非常重要的，計算機革命只是近來之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曾投巨資打造先進的智能終端，希望其能更快地解決更復雜的公式，以贏得對競爭對手的優勢。
金融創新日新月異的時期正是孕育危機的時期，在這些時期，各種創新并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充分驗證。而由于金融實踐變化迅速，尤其是監管機構，很難跟上這種變化的步伐。對于被監管者所宣稱的高效風險管理，它們更是難以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