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江西)

圖源：圖蟲創意

巧家縣鼓勵外出務工人員攜子女走向大城市的舉動實屬珍貴，體現了政府“人本位”的治理邏輯，值得正視及肯定。但在呼號之外，我們也要逼問，作為流入地的大城市，是否已經搭建好一個完善的承接系統，讓流動兒童能夠長期、穩定、高質量地求學與成長？

2021年“兩會”召開，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針對流動兒童在城市入學的問題進行了提案，希望有關部門要切實保障超大城市流動兒童平等受教權利。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36億，18歲以下流動兒童（流動人口子女）近1億，這意味著，平均每3個中國兒童就有1人受到人口遷移流動的影響。

俞敏洪的提案似乎隔空回應了此前巧家縣政府的呼吁。巧家縣位于云南省東部，因地處偏遠、資源匱乏，常年被列為貧困縣。通過與鄰縣協作、向外進行勞務輸出，該縣最終在2020年5月宣告脫貧。向外勞務輸出亦由此成為該縣脫貧的一道顯著推力——當地政府通報，僅2018年,巧家縣共轉移勞動力21.65萬人次，實現勞務收入32億元。

農歷新年剛過，巧家縣政府便安排了專門的就業返崗大巴，鼓勵外出務工。與此同時，政府還鼓勵人們將孩子帶到城市去。“現在省外很多地方都可以為務工人員解決子女就學問題，所以您可以把孩子帶到務工地就學，讓孩子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改變孩子的命運。”一封官方發出的公開信如是說。

巧家縣官方的態度無疑是對流動兒童健康成長的關注——在兒童的生命軌跡中，父母的陪伴對兒童發展的作用無可代替。但我們要問的是，在外來務工子女踏入城市的那一刻，大城市的教育系統真的做好了承接他們的準備嗎？

當外出務工子女流動到城市的那一刻，“留守子女”們便擁有了一個新身份——“流動人口子女”。在大城市落腳，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城市入學，而這并不容易。中國基礎教育的金字塔頂端有三類學校：隸屬于政府的普通公立學校、城市中產精英就讀的私立學校、以及為外籍身份人員子女提供就讀服務的國際學校。無一例外地，它們擁有雄厚的教育資源，包括代表中產精英精神的教師、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課程、完善先進的教學硬件設施、努力配合的家長、以及眾多的課外活動，如一年一度海外游學的機會、模擬聯合國比賽.......

但這些資源，與打工子弟們往往無甚關聯。受制于戶籍身份和經濟的雙重壁壘，他們大部分人只能流入城市底端的打工子弟學校。那些學校是什么樣的？“路程遠、臟臟的，一不小心就會關掉。”網上有人這樣評論。

2018年底，筆者曾探訪北京南四環的多所打工子弟學校。當時，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控人政策持續收緊。那幾年，政府試圖通過控制孩童入學，限制他們的父母在城市務工。打工子弟學校首當其沖成為被整頓的對象。

我拜訪的其中一所學校是位于北京南四環十八里店鄉的博文學校——彩鋼房、兩層高，孩子們躲在一排外來務工宿舍后面，羞答答的。因為建筑脆弱，下課時分，但凡有孩子們跑動，教室的裂縫里還會傳出“刺拉拉”的聲音。而前面一排教工宿舍的陽臺上，就晾著男女教工們的內衣褲。

脆弱的建筑外表似乎暗喻了大城市對流動兒童的態度。2018年前后，為嚴控外來務工人口，打工子弟學校時常被迫關閉、搬遷，甚至拆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投資者必然不會安排相應資金修繕這類學校。因而一眼望去，盡是灰溜溜的彩鋼房、逼仄的教室和因常年居無定所，孩童臉上露出的惶恐與不安。

這樣的情況還影響了打工子弟學校的師資力量。打工子弟學校屬民辦性質，學校投資者往往以利潤為辦學導向——以最低的成本運作出最大的商業利益。其中，遭到嚴控的一項就是教師薪資支出。2012年，時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曾透露，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的平均工資僅為1361元，而公辦學校教師的工資是這個數字的3倍，而且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上保率（上社會保險）幾乎為零。

多年以后，打工子弟教師薪資上漲的速度依舊跑不贏GDP增長。低水平的薪資只能吸引一批中專畢業、尚未有教師資格證的人群，也注定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被當作跳板的現實，“老師做了一段時間，有了經驗，就要跳到公立學校了。”這樣的老師大概率不會認真教課。同時，在教學方式上，一些教師甚至要履行“包班制”——一個人承包一個班所有的課程。這同樣無法讓人期待良好的教學質量。

可以這么說，大部分流動兒童在大城市并不能享受優質的教育。

這或與當下的教育政策有關。

目前，大城市現行的入學政策大致分三類：積分入學制、材料準入制及優惠政策。上海，杭州為積分入學制的典型城市，北京實行的則是材料準入制，優惠政策入學基本與外來務工無關，它瞄準的是博士、高科技人員這類高知人才的孩子。

以對外來務工子女入學方面友好程度較高的杭州為例——杭州實行積分入學制，個人素質與能力一項占據整個評價系統的77%。個人素質與能力是包括其生活城市繳納社保、學歷、獲得獎勵等綜合指標的一項，但當地流動兒童積分入學的起始門檻低，只要父母達到了高中水平就有一定積分，滿足了基礎水平，子女幾乎就可以在這座城市獲得入學機會。但在同樣實行積分入學制的上海，則嚴格要求父母要以大專學歷為積分入學的起點，且學歷這一項就占總積分體系的17%，用嚴格的比例將一群人擋在了門外。

在實行材料準入制的北京，流動兒童入學必須五證俱全，即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北京市居住證（或有效期內居住登記卡）、老家無人監護證明。五證齊全已經很難了，但即便齊全，這依舊不容易。以北京通州為例，該區要求申請人提供在該區就業的勞動合同原件、復印件和社會保險繳納證明，這同樣讓在京繳納了多年社保的家長犯難，因為通州常常被稱為“睡城”，在通州居住的人并不一定在這里工作，因此，就算父母在其他區繳納了十年社保，孩子在通州的入學的問題依舊無法落實。

兩會期間，俞敏洪提出了四點建議——包括修改《義務教育法》，將從前規定的“保障適齡兒童在戶籍所在地入學”改為“在居住地入學”，通過降低適齡兒童入學的地域限制，來保障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與此同時，“就讀率”的穩步提升也要作為衡量各地區教育部門落實流動兒童入學情況的關鍵指標，從地方主政官員的政績考核出發，確保流動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同時，公立學校也適當為流動兒童增加學位供給。

在制度之外，社會組織也應該參與解決流動兒童校外學習問題，比如在社區開設陪護場地，引入社會組織的力量，助力流動兒童健康成長。在推動流動兒童健康發展上，行動倡導型機構新公民計劃應屬典型，旗下的流動兒童圖書館——微瀾圖書館就是一項長期為流動兒童提供閱讀服務的場域。截至目前，新公民計劃已陸續在北京、廣州開設過39個分館，服務過37929名學生。該項目的負責人曾表示，他們希望通過建立微瀾圖書館，一點一點改善中國流動兒童的閱讀現狀，能夠讓流動兒童們在圖書館感受到溫暖與愛。

如果在大城市得不到承接的孩子們，又會面臨什么樣的遭遇呢？

中國現行教育政策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后，流動兒童參加考試和升學必須回到戶籍所在地。在戶籍限制下，大量流動兒童必須回老家參加中考，或只能輟學提前進入勞動市場，成為“打工三代”。

由于流動兒童在大城市接受的未必是義務教育課綱，回到老家的他們又被無縫銜接式地塞到應試教育的軌道。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回流的孩子倍感壓力。“新公民計劃”發起了一項追蹤流動兒童返鄉的計劃，項目主管何冉發現，大部分回流的孩子都面臨繁雜的課程大綱、沉重的心理壓力、語言障礙、孤獨，甚至校園暴力。

何冉曾接觸過一名女生王笑語（化名），她生于北京，從小聽話乖巧。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她成績很好，常常排到班級第一。但回到老家，殘酷的應試教育在她的生活里毫不留情地撕開了一個口子。第一次考試，因為教材不同，她數學不及格。強勢的媽媽很快坐不住了，給何冉打電話，抱怨女兒不努力。

在王笑語的班上，身處應試教育系統內的老師為了拼成績，開始對學生實施體罰，只要一個單詞拼寫出錯，就讓同學之間相互扇巴掌。“這非常可怕，暴力已經在他們的學習中獲得了合理性，他們會習以為常。”何冉在2019年的一次采訪中說。

作為一個曾經處于貧困線下的邊遠縣城，巧家縣鼓勵外出務工人員攜子女走向大城市的舉動實屬珍貴，體現了政府“人本位”的治理邏輯，值得正視及肯定。但在呼號之外，我們也要逼問，作為流入地的大城市，是否已經搭建好一個完善的承接系統，讓流動兒童能夠長期、穩定、高質量地求學與成長？

這涉及到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大城市政府對于外來務工者的基本價值觀和態度。作為大城市各項產業的維護和搭建者，他們究竟是被當成經濟躍進期的工具人，還是一個有權享受公共服務、有尊嚴的公民？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都觀察家”，作者秦寬。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